“处女嫖娼案”不时见诸报端。我采用鄢烈山先生的说法，称之为“处女卖淫案”。“处女卖淫”可谓之为一大“中国特色”。

2002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载，东北少女纪晓云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防暴大队”的警员认定为“卖淫女”，毒打了3小时，直到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纪在被刑讯逼供中曾大呼救命。当时一个警员问一个朝门口站着的人：“廖局长，这个小姐嘴硬怎么办？”纪听到有人回答：“照老办法办，我看她不会是江姐吧。”2003年第二期《同舟共进》有鄢烈山对这一“中国特色”的抨击，鄢说在他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有武汉理工大学一教授回家奔丧后在县城理发，被指为嫖娼而不明不白地死在押往派出所的路上；东莞得胜公司一女会计与老同事在房间聊天被打成脑震荡；某“军嫂”被诬卖淫而吞金自杀……同期《同舟共进》沈峰一文也列举了一些事实，在被确定为“卖淫女”的处女中，有的被屈打成招，有的不堪受辱跳楼致残……2001年陕西的“麻旦旦处女卖淫案”中，酷刑逼供的手段与对嫌疑人的人格侮辱，令人发指，而最终麻旦旦得到的几十元国家赔偿，也真的极具“中国特色”。2002年12月3日和10日北京《生活时报》相继刊登的《河北也曝“处女嫖娼案”》、《“处女嫖娼案”是怎样造出来的》两篇报道所披露的案件中，无辜处女吴小玲被逼交代的那九个“嫖客”，差点被整得家破人亡。“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早在2000年，笔者就曾在《检察风云》等法制杂志上看到此类案件多桩，整个过程都大同小异，捉个女子来刑讯逼供，“供”出的嫖客被罚款。警察要做的事多的是，不是总说警力不够吗？怎么大家都如此热衷于抓嫖捉娼，连“防暴大队”也干这事？没有娼也就是没有抓娼的条件，则创造条件也要抓，妓女嫖客也是可以“造”出来的。鉴于现在的與论环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传媒所披露出来的，肯定只是这类案件的冰山一角，“稳定压倒一切”常常成了封锁消息的挡箭牌。鉴于平反此类冤案之千辛万苦，当事人的艰险跋涉，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能被传媒披露出来的，只是一些得到昭雪的，而那些没有被平反的冤案呢！越是有损于警察以至某些官员的形象、越有可能激起公愤的冤案，要平反越难，平反后要报道越难。被不明不白关了十二年的杨志杰一案，要平反时不是阻力重重，甚至有位官员说“服从稳定大局，干脆把他关死算了！”吗？不是公然宣称记者不撤走就不放人吗？在“处女卖淫案”中，无辜女子最后无一不是靠验明处女之身后才讨回清白，那么假如她们不是处女呢？2002年12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又一起“处女卖淫案”中有一令人震惊的细节，一个警察在拘留室要求与该女发生性关系，被断然拒绝。有文章评论说：这些警察要是强行与这样的女子发生性关系，并消除强奸证据，那这些女子非处女之身后将如何讨回清白呢！我斗胆再评论一句：如果无辜女子只能凭处女之身才能讨回公道，那难保没有警察不强行夺其处女之身。

　　　　　　　　　　　　　　　　　　　　　　　　　　　　　　　　 （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