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所谓“仇富”论调甚嚣尘上。似乎有一种力量，有意无意间，把人们对社会分配不公和官商勾结、体制腐败等现象的痛恨，与两三个富人被仇杀或劫杀的个案，扯为一谈，含糊其辞地说成“仇富”，以转移视线。在富人阶层占多数的人大、政协中，多次有人提案立法保障富人安全，有些地方出台公安局经常巡视富人以保障富人安全的措施。富人比穷人更容易引起盗匪注意，可以自己请保镖，而为他们的安全特别立法以及让公安机构给予特殊保护，合理吗？乞丐被打死事件、收容站打死无钱“赎”身者事件、穷人被恶霸村官打死事件，显然要比富人被打死事件多，怎么不说这个社会仇贫？怎么遮遮掩掩？

2002年11月7日《南方周末》发了国家统计局一副局长所写的一条短稿，题目是《中国富人九大成因》。

该副局长说，我国富人群体有九大主要成因：一是企业推行承包制，一批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走上“先富起来”的道路；二是国家落实各项政策而得到的一笔补偿资金所惠及的一批人；三是国家鼓励私人经济发展，那些“先下海”的人；四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行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和贷款价格的“双轨制”，特殊群体享用了价差带来的6000亿元财富；五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涉足证券市场的投资人和证券从业人群；六是房地产投资人；七是倒卖各种指标、出口配额的人群；八是特殊职业者，如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作家等；九是科学技术成果转让获益者。

该副局长还说，这些富人群体获得的财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致富舞台上获得的，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但由于我们选择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就意味着要接受贫富差距的客观事实，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必然造成贫富差距。因此，应承认历史，着眼未来，发挥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的力量，带动全社会共同致富。

将他的话解释一下便是，我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就是“优”，那些贫穷的人就是“劣”，我国的贫富差距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接受事实，承认历史，放眼未来。按他的逻辑，他的话是说得很温厚的了。说得难听一点，你穷，就是你“劣”，没本事，懒惰，放着致富的大好机会不好好把握；你想对富人群体形成的不合理因素发表一点看法，就是仇富。

当然，该副局长也不得不承认富人群体的形成有不合理的因素，但在他眼里这显然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是十分次要的，在九大成因中只有第四和第七两个成因有不合理的因素。他的观点是，就算有一点不合理的因素，过去就过去了，我们不应揪住不放，应着眼未来。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想抓住该副局长的话把子不放，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另一“振奋人心”的数据。

据新华社北京2003年4月11日电，截至今年2月底，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0.3万亿元。今年3月初，朱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报告，也把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9万亿元当成五年来的政绩之一。

这么多的存款从哪里来呢？报道中称：“据专家分析，收入增加是居民储蓄高增长的基本原因。”各种传媒在报道高储蓄时，往往会说，“专家认为，高储蓄为经济能够长期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是公众对社会经济稳定、金融健康具有信心的直观表现。”不知传媒们是知而不说还是不知或不愿去关注这些问题：存款是不是过于集中于一小部分人手里，比如，10%的高储户的存款数，会不会高于90%的低储户的存款数？而没有一分钱存款的城乡居民，占多大的比例呢？

当然，传媒们也没有掩盖高储蓄对消费的制约，“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更是老生常谈。但是不管你如何刺激，消费总是热不起来。原因何在呢？

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很贫乏，只能简单地看问题。先做个假设吧：银行的正常存款本来只有一亿元，管得着银行的官员、银行的人、搞企业的人等，携手合作，以企业的名义，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合法手续”，把这一亿元贷出去，通过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一亿元变成这些人的个人资产，又被他们存进银行，于是银行的储蓄余额便从一亿元增长到二亿元。而那一亿元贷款呢，便成了呆坏帐。国家为了救活银行，通过国债，把那一亿元呆坏帐剥离出来，转到专门为处理呆坏帐而设立的什么资产管理公司上，这已不复在的“一亿元”，便是所谓“不良资产”吧。于是就多了一批瓜分了一亿元的富人，银行存款额也翻了一番，皆大欢喜。

也许我这样看问题实在过于简单、幼稚，或许这种情况只在已经过去了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才出现过。就算上面的假设纯属我的“妄谈”，那下面这些数据又说明了什么呢？据2003年4月10日《南方周末》载：在19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在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在1990年代初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也有几千亿元；在最近几年，利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等形式，将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的，现在无法进行精确计算，但从一些个案可以看出，数额是十分巨大的。就说贪污受贿吧，信手摘录两个案例：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976万余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美元折合人民币99万余元，挪用公款美元折合人民币330万元归个人使用，另有1068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收受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其子接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

媒体们曾一度整天叫嚷着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在我看来，纯属徒劳，因为贪官们、为富不仁者用不着你刺激，照样锦衣玉食、奢侈挥霍，这也许是他们对社会唯一的“贡献”；有多少人连温饱都成问题，你再怎样刺激，他也拿不出钱来消费，他们一家几口挤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危房中，如果他们有钱，会不愿购房而把钱存进银行吗？

2002年10月《南方周末》有庞瑞锋的一篇题为《谁是受人尊敬的富豪》的文章，针对福布斯大陆富豪排行榜发表评论，提出了一个问题，上榜的是一批受人尊敬的富豪吗？该文说，对富翁的社会责任的强调，当然是很好的，但这个诉求回避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他们的财富从何而来？通俗的答案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问题是他们致富的手段是否合乎市场逻辑。如果是，我们就应该为之欢呼，为之自豪，因为他们的存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通过自我努力而合法致富的标杆；如果不是，那它就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反市场化的结果。任何反市场化的致富方式，都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它破坏了游戏规则。

合乎市场逻辑有两个基本要求：首先是起点的公平，其次是过程的公平。

在合法致富的起跑线上，我们是一群机会平等的竞争者吗？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权力资本化是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

庞瑞锋说，通过公平竞争获得财富的富翁才会受人尊敬，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击大众层面的所谓“仇富心理”。

事实上，大众层面从来就不存在所谓“仇富心理”。我们所仇恨的，其实只是一些富人赖以致富的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

忙于化解所谓“仇富心理”的蠢动，就像富人赖以致富的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一样面目可憎。忙于化解民众的所谓“仇富心理”，是公然漠视不公平的社会土壤，是置正义、公理于不顾。

我们呼唤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并不是这两者能回避贫富差距的拉大。事实上，任何公平的竞争都会有输赢，也应该有输赢。没有输赢，就不存在竞争。只要按合乎公意的规则竞争，贫富差距是完全可以接受，也应该接受的。

近日曾名列福布斯大陆富豪榜的某“富豪”因犯合同诈骗及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两项罪名被判17年徒刑。这位获得“全国杰出青年企业家”称号的老总，利用出租车融资，对公司出租车经营承包合同进行修改，利用虚假产权和自做公证等手段，骗取租金逾亿元。这是他获罪入狱的原因。传媒在该报道中对他采取重复抵押、重复担保等手段，向我国金融机构贷款数亿元、到期不能偿还的事实，一笔带过，语焉不详。“重复抵押、重复担保，贷款数亿”里面，难道就没有“权力操作”？难道就没有猫腻？这数亿的呆帐又将通过国债转嫁于国家财政，事实就是让纳税人埋单，纳税人能不痛恨吗？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