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常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伤害，这些伤害使本来自我感觉欠佳的我更加缺乏自信，本来拘谨的我更加拘束和谨小慎微，遇事总往坏处想，甚至产生“恶性联想”（近乎强迫症），对人戒备心理很强。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方面是会使我遇事冷静分析，细心观察，三思而行，不轻信，不盲目乐观，对别人不存依赖之心；坏的方面是失去了一些坦诚，有时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过后又自责内疚。

文化局副局长找一位文联领导，请他推荐一个人才去某镇文化站工作，那位领导推荐了我，很快在全县业余作者群中传开。我便依照热心人士指引，到副局长家去了几次。我到副局长家去干什么，我知道按社会行情你会往哪儿猜测，我从不喜欢让别人因我而蒙受一点冤屈，我当时在学校代课，每月工资才三几百元，确实没什么钱可行贿，但有事求人空手上门总不合社交礼仪吧，说来惭愧，我提在手上的不外是水果之类的物件。后来副局长内举不避亲，让自己的侄子去了。我“偷鸡不成蚀把米”，声誉受损不少吧。我的“恶性联想”便是：大家会说，连那位德高望重的文联领导推荐都不成，这个人肯定有什么问题；那位文联领导也绝不会把我这次失败的原因说成是他推荐不力或面子不够；副局长更会把我往坏处说，以表示他用人唯亲实是用人唯德唯才，我乏德少才，不足以用。

我一直把某先生当成最好的朋友中的一个，在别人面前提起他总是好话多多。他对我也总是一副十分热情、十分关心的样子。当时我在某城代课，没地方住，虽说有些亲友都有多余的房子，但我一向自尊自重，不愿去麻烦人家，只想租屋，但工资太低，一时找不到租得起的。一个书店的老板让我到他店里去住，也可帮他看看店。后来，某先生来看我，我介绍他与书店的老板认识。接下来他经常来这个店看书闲谈，与老板混得很熟。他与老板混熟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极力诋毁我，甚至问书店老板，怎能这样信任我，竟让我一个人住在店里？为老板看店的是老板的弟弟，有时他不在，就我一个人住在店里。某先生言下之意，是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一直弄不清楚一见我就眉开眼笑的他何以对我怀有这样深的成见。如果出于误解，应该给我辩解的机会，可他从没在我面前表现出一点点对我的不满。就这件事，使我陷入了种种“恶性联想”中，差点怀疑起所有朋友而陷入自闭。

在此之前，他曾介绍他的朋友某君与我认识。据他的介绍和某君自述，某君很有门路，要我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就找某君帮忙。后来我就来到某君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某报社工作了，也曾遇到一些需要别人帮忙的麻烦事，但我一直没去找某君。想不到日前某君来找我，说是某先生叫他来看我的。现在我与某先生的关系已经很糟，他为什么还要叫他的朋友来看我呢？不知他与某君会怎么谈论我这个人。

也许某君会对某先生说自己如何神通广大，帮了我多少忙，而某先生又会把这些话传遍我们共同的朋友圈。于是我又“欠”下某先生的多少人情。我承认嘛，十分违心；我否认嘛，人家会怎么想呢？我凭什么让人家一定相信我而不相信比我有势头的某先生呢？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事，甲吹嘘自己如何有能耐，帮助别人解决了多少难题，比如乙的多少事就是他一手“搞掂”。可乙谈起甲时却破口大骂，说他只会吹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差点把他的事搞砸。这时我不知该相信谁，只能对他们都有些看法。

由于主办单位与协办单位关系很糟，我所供职的报社有几次差点停办。以前听到要停办时，我害怕失业，紧张得要命。最近一次听到要停办，我却泰然自若。这并非我已找到了退路，而是找到了信心。

以前我十分缺乏自信。也许是缺乏自信加重了别人的怀疑与蔑视，也许是别人的势利增加了我的失败感，我心理状态很差。我总是夸大所面临的困难，遇事心理压力很大，求职时，在能够给自己一碗饭吃的人面前，十分卑怯。

失败的经历也确实一次一次蚕食着我的信心。初中毕业，考不上当时有铁饭碗而让许多农家子弟梦寐以求的中等师范学校；高中辍学，想去代课没有去成，尽管山区教师缺乏，但要去代课还得靠关系；镇政府（当时称为区公所）招考合同干部，尽管成绩优异，却因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未被录用，后来因父亲的关系被吸收为临时工，工资是与我同时进入镇政府的合同干部的三分之一；后来又因二叔的关系，被曲江县文化馆借用，编辑《曲江文艺》，转不了正被裁员；想重回镇政府当临时工，回不去了；当代课教师时，教师是很让人看不起的职业，代课教师就更低人一等，当时公办教师离职者众，要去代课并不难，但工资很低；因亲友介绍去深圳一个厂当了两个月所谓白领，受排挤，被辞退了；有人说要推荐我到潮阳文化馆或峡山文化站，跑了不少路，花了一点钱，无一成功。这些经历，几乎使我的信心荡然无存，并在头脑中形成了这么一个观念，即使你是个人才，如果人家不用你，你狗屎不如！带着这个观念，求职时，我总像乞求施舍一样，有时简直有点低声下气，总是忘记自己的能力和人品，忘记自己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任劳任怨的品德，把自己当成一无所长的人。人家录用我，便感恩戴德，好像自己是来吃闲饭的。其实，人家录用我，也许是人家的荣幸！

当然，有些人是十分势利的，当我处于失败状况时，他们便否定我，我向他们介绍我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时，他们不相信，甚至把我辛辛苦苦考来的大专文凭说成是假的或用钱买来的，把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说成是东抄西摘的。有些人虽承认我的能力，却诋毁我的人品，把我的失败归咎于人品上的缺陷。这势必增加我在求职过程中失败的次数（求职的地方不要有熟人倒好些）。于是，我的信心便一步一步地弃我而去。

在求职时，缺乏信心是很吃亏的。我在以往的求职中，一方面毫无信心，一方面又把所求的这个职看得过重，好像没有这个职我就会饿死一样。于是思想包袱便很重，放不开，应答也不从容。

现在，也许是突然降临的“灵感”，也许是得益于生活历练，也许是人生积累了一定的量变而产生了质变，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朋友，如果你确实有一技之长，确实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不管失业多少次，不管求职失败多少次，你永远要对自己有信心。当然，自信不是自大，更不能自夸，而是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包装”自己、“推销”自己。

同事H君极爱贪小便宜，人家放在办公桌上的纸笔、香烟、茶叶什么的，他常常悄悄把这些东西收为己有，还涉嫌一宗较大的盗窃案。

可他总喜欢说他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在单位里好像他失物最多。在我看来，真正丢失东西的，如果不值钱，是不屑于瞎嚷嚷的，只当是自己丢三拉四的，并不去怀疑是哪位同事偷了。可H君总是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在他眼里好像除了他自己，大家都是贼，真是贼喊捉贼！

H君前天说他丢了一支很名贵的笔，昨天说他丢了一双新配的眼镜，今天说他放在抽屉里的一本辞典不见了，明天说他把外套放在椅子上，进厕所大便，外套中的几百元不翼而飞，后天还会说……

现在想来，可能是H君丢三拉四的，一些东西是真的不见了，但不一定是在单位里丢失的，可他总往同事身上疑，并把不值钱的夸张成值钱的，旧的说成新的。也可能是某同事深恶H君为人，恶作剧地把他的东西丢掉。更大的可能是，H君根本没丢什么物件，而是故意把水搞浊，他好混水摸鱼。他偷了人家东西，怕人家怀疑他，便故意隔三差五地说自己丢了什么，好像这么一说，自己成了受害者，便清白无辜了。只是这样一来，搞得一些心理素质差的，尤其是新来的同事极不自在的。

花了几千元，自费出了一本书，性价比还算可以，颇为满意。

出书之前，曾请教一些出过书的文朋诗友，有的很不耐烦，有的流露出不屑的神情，什么作品质量呀、审稿程序呀，一套一套的，好像只有他才有资格自费出书，我跟着出书会败坏他的声誉似的。

后来在《青年文学》上看到一套丛书的征稿启事，寄去了书稿。不久，收到了一份通知，说稿件已三审通过，同意出版，还说明了费用。

汇款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是没有顾虑的。我查阅了这个人的一些资料。他是某刊编辑，也是诗人，他的资料便是他的诗歌作品和他所编的刊物。他一定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为了打消我的顾虑，后来又给我寄来了他以前所主编的丛书。于是我汇款过去了。

汇款后，也曾忐忑不安。打了几次电话，遇上他不在时，心里便直打鼓。

终于看到了书，对他充满感激。

急急忙忙地把他介绍给各位准备出书的文朋诗友，也向他推介了这些人。目的是：让朋友们放心地汇款过去，安心等待，用不多的钱，出一本不错的书，避免走弯路，避免受骗，避免无谓的担忧；而他是以此营利的，我也乐意为他这位新朋友拉拉业务。

也许我的热心使一位同事见疑，以为我想在他们身上赚钱。他的闲言冷语提醒了我，我冷静了下来：热心助人也要审时度势的，有时还是不要太热心为好，过分主动容易令人怀疑；何况汇款出书是隔山买牛，有几分碰运气，万一……

　　　　　　　　　　　　　　　　　　　　　　　　　　　　　（2003年5月5日整理）

整理时附记：

以文学价值论之，也许这几篇手写稿早该清理掉了，居然会留着它六七年，现在还要费神费时，将其输入电脑，当成作品发表于自己的网站上。究其原因，并非敝帚自珍，而是这些稿不是一般的“创作”，而是实实在在记录着自己的人生点滴，也表现出自己性格的某些方面，像日记一样真实。现将其总题为“生活手记”录为一辑。拿它里面的我来与现在的我对比，方知自己确是变了许多。但我深知，千变万变，有些本质性的东西，却是想变也变不了的，比如善良、正直、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