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载，2003年2月，北京一所外来子弟学校——南苑行知学校被政府有关部门勒令解散。在它解散之前，也许是为了表现形式上的“公正”或合法程序吧，该校校长被区教委通知前往参加“关于撤销南苑行知学校”的听证会。开会那天，北京下起了雪，校长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才赶到。一路上他反复琢磨：“学校关门，这么多的孩子怎么办？”他相信会上会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结果听证会只进行了十几分钟，该校校长的话还没讲完，会议就结束了。

在一些政府部门办过事的人都有同感，许多一下子就可完成的事总要被搁上几天，一个关于撤销有479名学生的学校的听证会，却结束得如此“果断”，其“效率”令人称奇。

我不知会议是如何进行的，或许只是某位官员讲几句套话，某个干事念了份“决定”或“通知”什么的，就算完了。能让该校校长说上几句话，已是给够面子了。没把话说完，没关系，因为说完也没用，只是浪费口水罢了。没有人会去讨论，这个学校479个农民工的孩子的教育问题，或许“决定”或“通知”已经把这个问题转嫁到这个已经不存在的“非法学校”上了，要求他们“妥善安置该校学生”。

由于我国采用的是分级管理、地方政府负责制的所谓义务教育制度，所以，对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流入地政府不需要承担义务和责任。城市需要农民工，因为他们能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工作，而且同工不同酬，可以付给比城里人低的工资。但城市并不愿意承担他们子女的义务教育。我不想对此作任何评论，就当其为公正合理吧。我感到忿忿不平的是，城市的公办学校不愿接纳农民工的孩子，或者针对农民工的孩子要收取许多赞助费、借读费，明的暗的一大堆，让他们承受不起，那么，一些专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私办学校，为什么要以“办学条件不够，教学质量不高”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其赶尽逼绝呢？在我看来，那些送子女来这些学校就读的农民工虽然知识不高，但也不是傻瓜，他们愿意选择这里，就像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才会购买物品一样，是他们的自由。商品有高、中、低档，我们买不起高、中档的，就买低档的，我们选择这个学校，也是这个理呀！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