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即田军）作《八月的乡村》，鲁迅一看就很激赏，为其作一长序，此书很快销行。当时二十岁的张春桥用“狄克”的笔名，对该书发表看法：“《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是一部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鲁迅对此甚为不快，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给予极尖刻的讽刺。在1960年代后期上海的几次“炮打张春桥”中，“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狄克就是张春桥，打倒张春桥！”这些标语让当时已是“政治明星”的这位“狗头军师张”心惊胆颤，惶惶不可终日。鲁迅在当时的政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在他生前那个时代，主要是以文学著称于世吧，真正把他提升到无以复加的政治高度，把他当成一面旗帜大肆宣扬的，应是毛泽东时代。鲁迅赞赏《八月的乡村》，谁批评《八月的乡村》，谁就是攻击鲁迅；按此逻辑，毛主席褒扬鲁迅，谁攻击鲁迅，谁就犯了弥天在罪。鲁迅批过的人，就要群起而攻之。然而，毛于1950年代一次文艺界人士集会上，在回答“假如鲁迅活到现在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时，说，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到监房去写他的文章。大意如此，鲁迅之子的说法与当时在场听到此语的黄宗英的表述不大一样。黄宗英回忆说，当时听到此语，吓了一跳！

据《同舟共进》2002年6月刊钟沛璋《百年报纸与文人论政》中介绍：1926年《大公报》标举“四不”主义，一曰不党，不为一党之见；二曰不卖，不卖私人或集团，不向外界取一分经济援助；三曰不私，非一私之言论，取国民之公意；四曰不盲，一本既定立场，不盲于众。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破天荒地颁给《大公报》荣誉奖章，总编张季鸾在致辞中说，《大公报》成绩之取得，归因于在商业社会中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色，而文人论政的宗旨，就是“四不主义”。著名历史学家、老大公报人唐振常对文人论政有段阐述：“如果用简单的语言加以归结，文人论政不是标语口号，是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容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

我国知识分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爱国，爱真理，追求进步；文人论证正是这种传统的一种表现。据钟沛璋分析，“文人论政”在我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在清末民初，文人论政的结果，共和成为民心所向；第二次高潮在上世纪一十年代，民间报刊如雨后春笋，思潮纷涌，文人论政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第三次高潮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民间报刊呼吁民主，反对独裁，在两个中国命运的博弈中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办得不错的民间报刊，继承着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但是不久，民间报刊纷纷凋零，“文人论政”销声匿迹，报纸一律称为党报，于是千报一面，一律按照当权者的腔调鼓吹。于是出现“大跃进”时亩产万斤的报道，而对饿死千万人的惨剧，所有报刊熟视无睹，民间哀号充耳不闻。

马克思1850年在《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报刊应成为超越当权者和统治者的第三种制约的力量，即“国家的第三种权力”。西方国家在治理现代社会中，数百年来积累了大量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权力的互相制约，这正是马克思提出要把报刊当成“国家的第三种权力”的立论根据。今天，随着各种传媒的兴起，舆论工具不再单一于报刊，文人论政的载体也不再限于报刊。

我不是文人，但我崇仰“文人论政”，我对漠视民间疾苦、一味歌功颂德深恶痛绝，我不敢标榜“铁肩道义，妙手文章”，但我会用我的眼睛和思想，对弱势群体深切关注，对社会公正殷切期盼。

我的许多文章便是对“文人论政”的效颦。

现抄录《南方周末》千期献辞中的几句话，与各位同道共勉：

　　文人心怀，书生意气

　　谁不念洛神飞袂，曲水流觞

　　然国脉民膜，江湖庙堂

　　艰险跋涉

　　只为这千年一脉的进退忧伤

　　　　今天或未来

　　无论身在何方

　　我们微笑

　　对这个国家

　　依然充满梦想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