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君嗓门奇大，他说是做报告、演讲形成了惯性。其实N君登台讲话的机会并不多，比起那些除了开会讲话就不知还能做些什么的“肉食者”，真是小巫见大巫。可人家并没有形成整天高喊大叫的职业病。惯性之说，托词而已。

N君酒量也大，酒前称我为师，酒后直呼其名。其实被称为老师我不好意思，巴不得他总喊我名字，可他偏偏有酒前酒后之别。除了改变称呼外，态度、言谈也大不一样。酒前他谦恭求教，酒后对我训话不断。有人说酒后真言，有人说酒后胡言。真实的N君，不知在酒外还是在酒里。

对我发在某报后被师范学报转载并重点推介的几篇杂文，他赞不绝口，可酒后，抨击得一钱不值。倘若他抨击我的写作水平，我有自知之明，可他竟上纲上线，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说我不歌颂正面形象，只揭露阴暗面，在师范学生中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影响。说得义愤填膺。

由于家族中有不少人当官，他是腐败现象的受益者。他的儿子参加招干考试，成绩极差，他如何如何略施小技，挤掉缺乏背景的优秀者；他在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如何如何玩得开，他如何如何走私漏税，如何如何以发廊为幌子做暗娼生意；他嫖过多少女人，最小的比他孙女还小……说起这些，他口沫横飞，好不自得。

他说他现在不愁没钱花，只想重温昔年文学梦，以求青史留名。他写了不少似通非通的所谓诗词，在《辞源》中翻几个生僻字写进去，就自以为很有学问；用不正常手段在报屁股发了几首被改得面目全非的东西，捐点钱“买”了一个文协理事的头衔，就自以为已是著名诗人，到处“讲学”。

他说自己皈依基督，精研《圣经》，多少教堂要请他主讲，却对我信手写在一书扉页上的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大加斥贬。当我说这句话出自《圣经》时，他张口结舌。

我在粤北编一份县刊时，D君曾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寄我，说偶然在文友L君处看到我所编的刊物，相见恨晚，爱不释手，我发在里面的一篇“大作”，他一口气看了三遍，仍不解瘾，随信附上一篇拙作，以表支持，望尽快刊用，一字不易。

我看后，觉得他的作品题材和写法都太陈旧了，便退还他，请他另赐力作。

很快收到他一封措辞辛辣的信，把我所编的刊物及我的文章贬得狗屎不如，说我退他的稿是嫉贤妒能。又写一匿名信给我的单位领导，揭露我一些莫名其妙的“劣迹”，说我无才无德，把一份刊物交给我编辑实是严重错误。单位领导对我的为人和工作能力甚是赏识，根本不信这一套，还把信拿给我看。尽管匿名，但D君个性鲜明的笔迹及某县文协会员的自我介绍却是隐匿不了的。D君的玩笑开得有点过了。

前几年我主编《汕头特区工商时报》副刊，D君仍不时来稿，说是随信附稿，实是稿必附信。信中所言，极为客气，大意是只要予以发表，删改悉由尊便。当然免不了对我的文章和所编版面大肆鼓吹一番。

我深知“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之理，也很想为他多发几篇，但他的文章总令人不堪卒睹。偶尔发一篇，便频催稿费，前面几封信诉说经济拮据，好像没这几十元便活不下去一样，后来的信便有一种质疑。

寄发稿费是其他同志的事，隔一段时间才寄一次，D君的催逼无济于事。但我深知D君伎俩，怕他旧技重演，给报社领导来封匿名信什么的，冤枉了寄稿费的同事，便自掏腰包，拿几十元寄发了事。

偶遇D君，不管我忙不忙，他必定截住我追问他那些稿件为什么不能发表。我对他真的有一种神经质般的恐惧。

　　　　　　　　　　　　　　　　　　　　　　　　　　　　　　　 （199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