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杯盏交错，酒兴正酣。而我也许是因为连日疲劳，加上情绪低落，忽然感到不胜酒力，悄然离席。

我虽有些头重脚轻，但还是觉得有把握走回房间的。谁知走到餐厅门口时，我忽然步履踉跄，感觉似乎很清晰，可双脚就是不听使唤。我斜靠在门旁，迟迟不敢举步。

门口两位迎宾小姐见状，面面相觑了一会，便走上前来，一左一右搀着我走进了电梯，一位回到岗位上去，一位继续搀着我，问我住几楼。我舌根发硬地报出了房间号码。

到了我所宿房间的楼层，我虽然努力想稳住身子，减轻这位小姐的负担，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身子直往地上倒。太难为她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弄进了房间。

我“扑”地一声倒在床上，如一根沉重的木头。

我的酒醉与人不同。别人喝醉了酒会沉睡，我喝醉了酒却睡不着，脑子里异样的清醒，太阳穴兴奋地跳动着。

迎宾小姐为我脱去鞋袜，把我垂在床下的脚抬到床上，为我盖上了被子。

她问我要不要喝水，我说要。

她倒了一杯水，转过身，扶我半坐，把水递给我。她初中生般的清纯，邻家小妹般的亲切，山明水秀的容颜，春暖花开的笑靥，至今仍旖旎在我的记忆里，鲜活在我的感觉中。

那时我是潮州一家食品公司的广告策划经理，是公司派来郑州参加全国食品展销会的先头兵，负责筹备工作，已在这家酒店住了十多天。展销会期间，酒店餐厅，熙熙攘攘，宾客如云。我整天步履匆匆，忙七忙八，虽天天与这位迎宾小姐打照面，对她却似乎没怎么留意。然而今晚，正是她搀着我来到房间，此刻房间里就是我和她两个人，我半躺在床上，喝着她倒给我的水，她端坐在另一张床上，与我近在咫尺。我看得清她的眼睫，像扇尾鸟的羽毛，优雅地竖立在她白皙细腻的脸上；我闻得到她身上淡淡的芬芳。原本天各一方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就这样共处一室，房子里因为她的到来而氤氲着温馨，我正享受着她的照料，这不知是何世修来的福祉。一阵恍若隔世的柔情荏苒过我的心头。我被自己这种感觉感动着。我望着她说：“谢谢你，小姐！”她说：“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她的话虽有些职业化，但听起来却别有一番韵味。她已安顿好了我，本来可以走了，但她并没有立即就走。

“你贵姓？”我问。

“免贵姓秦。先生你呢？”

“我姓李。”

又沉默了一会，她说：“李先生，你没事了吧？”

“没事。”我知道这样一说，她就要走了，我希望她多呆一会儿，又不好意思说什么。

“那你好好休息，我走了。”

“秦小姐，”她一站起身，我觉得自己仿若路边的弃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她的留恋，唤了她一声，却只能接着说，“你慢走。”

半夜呕吐得天翻地覆，第二天发烧头痛，我跟老板请了假，便一个人沮丧地躺在床上。电话铃响，竟是秦小姐打来的，仿佛灰暗的屋子里突然射进了一束阳光，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她说：“今天早上你们公司的人来吃早餐，怎么没看见你？你没事吧？”

我告诉她有点不舒服。她说要来看我。

过了一会，她来了，脱掉迎宾小姐的旗袍，换上了素雅的连衣裙。她一走进来，便有一股温煦的清风扑面而来，萧索和凄冷荡然无存。

她用手背往我额上一探，“哎呀”一声：“发烧得这么厉害，你们公司也不送你去看医生，丢下你一个人，真是……”

我忙解释：“我早上向老板请假时，他过来看我，问我要不要紧，用不用派人陪我去看医生，我说不要紧，多睡一会就好了。”

她说要陪我去看医生，我顺从了。

当我叫她“秦小姐”时，她说：“不要叫我什么小姐，叫我红红吧。”

打的到了医院，她跑前跑后地去挂号、缴费、拿药。

回到房间，我服了药，她叫我睡一会，便出去了。

中午时分，她又打电话过来，问我想不想吃点什么。我说现在还不想吃。

以后，她不时打电话来。

她说我有一种诗人气质，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不像其他生意人。我说我充其量只是个文化打工仔，并非生意人。她说我在生意场上周旋，还能保持清纯、脱俗的气质，看起来聪明而不是鬼精明，有书卷气而没有铜臭味，好几天前她就开始注意我了。

我也向她诉说自己的苦恼：我为公司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全权负责这次展销会的筹备和广告策划工作，由于旁人的鼓唇弄舌，老板忽然生疑，致使有些方案无法实施，使这次展销会的效果大打折扣。心中的苦闷一经倾诉，心情便云淡风轻起来。

展销会结束了，我说有些私事要办，没跟同事们一起“班师回朝”，又住了两天。

这两天，红红请了假，陪我游玩。我的心灵因为她的美丽而变得年轻，我的步履因为她的笑声而变得轻盈。我红色的风衣，和她那月落乌啼般黝黑的披肩秀发，一起在秋高气爽的丽日和风中飞扬。

快乐的日子转瞬即逝。我要走了。当我一个人走向机场时，我知道我凄清的背影，写满她惆怅的目光，蓦然回首，她亭亭玉立的茕茕身姿楚楚动人。

我回公司后，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干，很快又获得了老板的信任。他住院治病和疗养的几个月间，让我代他总经理之职。

这期间，我与红红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她上班时间较长，上班时不能打电话。她宿舍里没有电话，我无法打给她。我们也喜欢书来信往、鸿雁传情这一传统方式。

我写信的条件比她优越得多，可以利用工作之暇在办公桌上铺纸展笔、斟词酌句。她住的是集体宿舍，没有桌子，只能抱着纸箱在床上给我写信，有时疲倦得眼皮直打架，还坚持着把信写完。

老板回来后，要正式任命我为副总，继续主持全面工作，我却呈上一份“出师表”，请缨前往郑州创办分公司。我写道：“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郑州，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

我想给红红一个惊喜，一直没向她透露我的郑州之行。前往郑州的途上，我设想着与她重逢的情景，那些情景像电影上的画面，在我脑海掠过。我不断地进行修改，重新剪辑，力求尽善尽美。我被想象中的情景激动着。

我到郑州之后，强忍着去见红红的迫切之念，想把工作理出个头绪再从从容容地去见她。万事开头难，我不想在我忙得焦头烂额之际，让红红看到我。去见红红，我要让自己有一个好形象，好心情，而不是满面倦色，风尘仆仆，甚至愁眉不展。今后相处的机会多的是，我安慰自己。

等我把工作推上轨道时，便意气勃发、满怀爱情地去找红红。

红红不在了。她早已离开那儿，不知现在身在何处。

几个月后，我回到潮州总公司，在我的宿舍里看到红红的三封信。原来在我动身往郑州之时，她便寄来一信，说为了摆脱一个无赖的纠缠，辞职回到长沙（她是长沙人）。另外两封信便是在长沙寄来的，第一封信告知我新的单位地址，第二封信说她等不到我的回信，打我寻呼没有复机，打电话到我单位才知道我去了郑州，问我在郑州的电话、地址，我的同事没有告诉她，只好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请我的同事转告我。

事情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叙述起来便有好多枝蔓。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一篇短文细节太少、枝蔓过多实非佳构，这正是我迟迟没有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写出来的原因。今天整理抽屉时又看了秦红红的那些来信，为排解满怀惆怅打开电脑敲击着这些文字，这些枝蔓想避也避不开，只好交代个清清楚楚。我的寻呼机入的是粤东网，去郑州开分公司当然要换网，不久，原来那个号码缴费时间一过，就变成空号。我与红红之间的一条线索就这样中断。那时候手机还叫大哥大，一般是老板才有的。如果没特别交代，同事是不会随便把我的电话告诉别人的。她留下了电话，同事也许是一忙就忘了，没有转告我。

我立即给她去信。信被贴上“查无此人”四字退回了。我请长沙的朋友去那家单位找一找，朋友回复，红红走了，不知何往。

不久，我因病辞职，回家休养。我交代那些前同事，如果有电话找我，一定要告诉对方我的电话、寻呼号码，我只有朋友，还没有仇人和债主，谁都可以找到我。

我恢复使用留给红红的那个寻呼号码，它已经空号好长时间了。红红还会打这个寻呼吗？希望很渺茫，但我仍心存侥幸。

红红，划过我生命的一弧亮丽的彩虹，一道温馨的风景，就这样消逝在滚滚红尘、悠悠岁月、茫茫人海之中么？

这个真实的故事还有点不耐人推敲的地方：红红回到长沙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的家庭地址呢？

其实，我要找她不容易，她要找我还是能找到的。也许她认为，她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便是我和她之间的最后一线缘，有缘千里能相会，缘尽随缘莫强求。说到底，只一个“缘”字了得。现代人步履匆匆，一见钟情并不难，难的是一见钟情之后的一往情深。时过境迁，谁还会对这么一点情缘耿耿于怀呢！我是不是有点傻？

　　　　　　　　　　　　　　　　　　　　　　　　　　　　　　　　 （199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