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空腹喝了几杯啤酒之故，我的偏头痛突然发作。当时朋友们都已进入状态。我不能扫朋友们的兴，只好一个人忍着，呲牙咧嘴，不断用拳头击打头部，虚汗满脸。陪我聊天的小姐以为我毒瘾发作，因为我瘦骨嶙峋的尊容可与瘾君子媲美。她说：“你怎么能吸毒呢！”我苦笑着实情相告。她说她在发廊干过，学了几手，给我做头部按摩试试看。于是我把脑袋交给她去修理。朋友们偶尔从某种境界中回过神来，看着我满脸诡笑。在暧昧的灯光中，各人干各人的小动作，各人说各人的悄悄话，他们关注我或许是因为陪我的小姐清纯秀气，也许是因为我初涉风月，他们想看我出洋相。

那晚，朋友们到帝豪歌舞厅玩，硬把我拉去。他们不忍看我整日作苦行僧状。三陪小姐们有些与他们很熟，一见面便粘上了。陪我的这一位披一肩秀发飘然而至，如清风扑面，他们的眼睛大放光芒。她不卑不亢地环视了一遍，便坐到我身边。我问她为何选择我，她说：“你们这一伙，只有你的眼睛最无邪。”

尽管她咬牙切齿地揉着我头部的一些穴位，还把我的脑袋当木鱼，击出一些很脆的声响，但偏头痛并没有减轻。她说：“我们去跳舞，活动一下，转移注意力，也许就不痛了。”我说我不会跳舞。她说她带我。

她拉着我的手来到舞池。宽敞的舞池比起包厢来，感觉舒畅多了；优美抒情的舞曲取代了朋友们杀猪般的嚎叫，饱受摧残的耳朵得到了抚慰；第一次学跳舞，难免有点紧张，注意力转移到脚上，偏头痛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其实我的这个毛病本来就不是器质性的，属歇斯底里，精神因素十分重要。

她见我的眼睛总像在地上寻找宝贝，学着戏腔说：“抬起头来。”接着又说：“把身心沉浸到舞曲中去，慢慢就会产生乐感，有了乐感，跳起舞来就合乎节拍、自然、轻松、优美。”她的文化素质不低，说话有板有眼。

过了一会，她问：“他们都叫你记者？”我反问她：“你看我像吗？”她说：“像，又不像，你文质彬彬，像个拿笔的人，但你不会跳舞，沉默寡言，就不像记者了。”我说：“记者没有模式，即使有，也会有例外，在三陪小姐中，你也是个例外，你不像欢场中人，倒像个女大学生。”她说：“我本来就是个大学生。”我愕然。

沉默了一会，她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她是东北某大学学生，虽然自己还是个在校学生，但她瘦削的双肩不但支撑着自己的学业，还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母亲患严重风湿病卧床不起，家中姐弟仨的上学、吃饭都落在父亲一人身上。船破偏遇打头风，不久，不胜负荷的父亲精神分裂。因交不起提留款和农业税，土地被生产队收回。就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到大学通知书。为了让她读书，母亲卖掉了房子和部分粮食，凑足了学杂费和生活费。在大学里，她学习之余，做家教，到饭店洗碗。假期，到南方来，由于打其它工挣钱太少，而她负担太重，难以维持，只好到歌舞厅来。

这沉重的一页，她读得异常平静，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忽然感到自己的一些痛苦是那么微不足道，简直是无病呻吟。

吃宵夜时，她喝了很多酒。我劝她不要喝了，她目光幽幽地看着我说：“没事的。”也许是与我的交谈掀开了她深藏在心的自我，她不是在喝酒，而是想灌下这些液体去浇灭心头熊熊燃烧的悲哀。后来她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卫生间，大吐特吐。从卫生间出来，她坐不稳了。朋友们让我送她回去。

我搀着她出来“打的”，按照她迷迷糊糊的指引，回到了她的出租屋。

我扶她躺在床上，为她脱去鞋袜，盖上被子，用毛巾赶了蚊子，放下蚊帐。本想离开了，忽觉有些不忍，便用电热壶烧了开水，冲了一杯糖水，端给她喝。她似醉似醒，坐起来喝了两口，忽然挪身拉开床前桌子的抽屉，拿她的学生证给我看。

我说：“你怎么能陪客人喝这么多酒呢？这是很危险的。”她说她只在歌舞厅里坐台，从不肯陪人出去喝酒，今晚因为有我在身边，给她安全感。我递给她两百元小费，她硬塞回我的衣袋。

我要走了，她送我到门口，目光有些依恋。我默默地看了看她，转身走了。

我一个人走在午夜的街头，心境澄明宁静，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海遮不住头上那一挂古老而圣洁的月亮，那一夜月白风清……

　　　　　　　　　　　　　　　　　　　　　　　　　　　　　　　（199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