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暑假我到深圳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却把盘缠用尽，只好暂到一个建筑队的木工组中栖身，给一个看样子比我年轻两三岁的小木匠当帮手，相当于学徒工吧。

头顶着酷暑炎阳，在十几层楼之上搬着木柱、钉着模板，裸着的手背、脖子被晒得脱了皮。有时还得干个通宵，累得我早上起床时两腿总是麻麻的，好像有些不听使唤。

小木匠手脚利索，在脚手架上翻上爬下，敏捷得像只猴子。而我干这一行本来就是赶着鸭子上架，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总有些心慌胆怯，便显得更笨手笨脚了。于是小木匠便常常对我大发脾气，显得很威风。他说我们两个人的活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干，我成了他的累赘。我知道他对我的不满仅是在我面前发泄，在木工组长面前他是不会说三道四的。派工时组长总安排我跟他，他也从不推却。

混熟了，我和他有了交流，他知道我是个教师，对我便有了些敬重。他惋惜地说：“你这个人一看便知是斯文人，干不来粗活，应该去写字楼上班才对。”

有一天他被生锈的铁钉扎伤了脚底，而且扎得不浅。他把几根火柴头揉碎，把那些药末塞进伤口，然后点燃。只听“吱”地一声，伤口处冒起一股烟和皮肉烧焦的气味。看得我心颤颤的，而他却若无其事。他告诉我，在工地上被生锈的铁钉扎伤，大家都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就不会“破伤风”了。我劝他回去休息，他说没事的，还用受伤的脚跺了几下，像是证实似的，说：“不痛了。”

在工地上被铁钉扎伤是常事，这一天便轮上了我。我有点怕他那一招，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察看了我的伤口之后说，好在扎得不深，不用“火炸”，把血挤出来就没事了。接着他便让我坐到一堆木板上，他蹲在我跟前，拉过我受伤的脚，两手用力地挤压着我脚底的伤口两旁，挤出了一些血。他把血擦干净，掏出一瓶随身带的风油精，滴几点在我的伤口上。我站起来要去帮他干活，他按住我说：“你且歇一歇。”

本来我干一天只得五分工，但月底结算时，我干一天是七分工。我知道这是他为我争来的。

他是揭西人。母亲身体不好。这几年为给母亲治病，折腾得家徒四壁。他是长子，有两个妹妹尚在上学。初中毕业后，他退了学，一心想挣点钱为母亲治病，扶持两位妹妹继续上学。在建筑工地木工组打了几年工，他现在已经是很熟练的木匠了。

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里读书，他走进来说：“跟我去看‘景’吧，散散心。”

我跟他走出宿舍，紧走几步赶上了工友们，大家走进一幢尚未完工的漆黑一团的大楼，登上高层，挤到一个阳台上紧盯着对面楼房的窗口。住在对面楼房的一对男女哪里知道，在夜幕的掩护下，这个阳台上有七八双贼亮贼亮的眼睛正搜索着他们的身影。他们没有关窗，没有拉上窗帘，于是，三级片的情景便呈现在大家眼前。我很不感兴趣，扭头往回走，他跟了出来。我说：“我们找个草坪坐一坐吧。”

从此，他跟定了我，每晚都到附近一个宽敞的圆形草坪上去坐一坐，躺一躺，晚风习习，很惬意的。有两位女孩在我们旁边弹吉他，把一支很好听的歌曲弹唱得支离破碎，撩拔得我技痒难忍。于是我对他说：“你能把她们的吉他借来让我弹一弹吗？”他说试一试吧，便走了过去。不知他跟那两个女孩说了些什么，便把吉他拿来了，她们也跟了过来。于是我弹唱了几支很熟练的歌曲，还卖弄了好多花样，搞得他们很佩服似的。他说：“你真了不起！”我说：“人各有所长吧。在脚手架上，我又蠢又笨，你比我能干多了。”我还告诉他，去年暑假，我办了个吉他培训班，效果不错。他很诚恳地说：“明年暑假再办班吧，我一定去学习。”我答应了他。

我离开深圳时，他把我送上汽车，汽车还没开动，他不走，隔着车窗和我说话。汽车要开动了，他把手伸进车窗和我握别。

车开动后，我想，和他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就这么一想，一丝阴影浮上心头，一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伤感涌了上来，有这一别就成永诀的感觉。我一直不喜欢隔着门窗和人握手，我怕一道门坎会把我们隔绝在两个世界上。我一直是敏感而细腻的。可是刚才，我怎么会隔着车窗同他握别呢？他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干活，胆大过人，如履平地，我一直想劝他小心些，离别时却忘了说，我好懊悔。

不久，他从高高的脚手架上跌了下来……

几个月后，我才在辗转中听到这个消息……

　　　　　　　　　　　　　　　　　　　　　　　　　　　　　　 （199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