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幼儿园的小操场上教小朋友们跳舞。那是洁净的水泥地板，四周是修整得整整齐齐的几排葱绿，四角各有个圆形小树斗，栽着玲珑的塔松，围着盆栽的花木。她和小朋友们唱着歌，拍拍手，叉叉腰，摇摇头，跺跺脚。一袭素雅的白连衣裙，像一朵花开在天真活泼的小朋友们中间。冬日温煦的阳光，在她披肩的秀发上流淌。她忽然一抬头，正对着我，我看到她山明水秀的脸上有一种蓝天白云的神韵，清纯、高洁、淡远。

我刚进园，跟门房的老工友说明了来意，他用手往操场上一指：“她正在教跳舞。”他这一指就这样揭开了我与她认识的帷幕。

她感觉到我在看她，便看了看我，我便喊她名字，并朝她招了招手。她俯下身跟小朋友们说了句什么，便向我走来。小朋友们朝我这儿看了看，但并没有停止唱歌和跳舞。

她刚走到我跟前，我便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来意。我是县文化馆的文艺辅导员、馆刊编辑，收到她的几份稿，觉得有些地方需修改，来跟她谈一谈。为了排除她的顾虑，我还说我是外地人，刚到文化馆不久，对这里的文艺状况知之甚少，想多下来走走，多认识一些作者。我说的是大实话，那时候我对工作满腔热情，不喜欢呆在办公室与老同志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

在我的陈说中，她脸上的疑惑迅速消逝，代之是满脸热情。她说：“非常欢迎，请到屋里坐吧。”

在她雅致而温馨的小屋中，我的心充满愉悦。但为了不影响她的工作，我还是在谈完对她稿件的修改意见之后，告辞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她到文化馆找我，送来修改后的稿件。由于与业余作者谈话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而文化馆有一个专门接待来访的小客厅，我们便在小客厅中谈了一个多钟头。那时候我们对文学都充满热情，彼此谈得很尽兴。接下来又有几次往来，我对她的了解逐步加深。

她生长在本地一个小山村里，要到邻村的学校读初中。同村有一个家境很贫寒的同学。她很同情他，拿她哥哥的旧衣服给他穿。在学校的食堂里吃午饭，他无钱打菜，她有时打一份给他，有时把自己的一份分一半给他。同学们笑话她，她说，他们是亲戚。他们的家毗邻，往上查几代也确实沾上点亲。其实亲戚也好，邻居也好，都不重要。她对他好是因为她善良，对穷苦人总有一份深深的怜悯。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县师范学校幼师班。他考上高中，但家庭不堪负荷，只好辍学，回家种田。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生，多多少少有点知识，他想通过科学种植经济作物来摘掉贫困户的帽子。她十分支持他，参加工作后有了工资，她常常借钱给他买良种、买肥料。他有了收获，要拿还她，她说：“你的家庭还很困难，不要急着还我钱。等到你家真的好转了，那时再还未迟。”

她不只一次问我：“我这样对他，错了吗？”

我说：“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你帮助他没有错。他对你产生爱慕之心，本来是人之常情，也没有错。错的是他向你表示爱意受到拒绝之后的态度。”

他开始向她表达爱慕之心时，她不忍心直截了当地拒绝他，怕他受此打击，精神一垮，刚刚有点起色的家又烂了下去。所以只是十分婉转地告诉他，自己还小，刚参加工作，目前不宜考虑终身大事。她希望他过后冷静去想，他们是不合适的。

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又对她纠缠不休，发出“非你不娶”的誓言。她才意识到事情的发展与她善良的愿望背道而驰。她对他的感情也逐渐从同情、友好，变为厌烦、害怕。她开始躲他，并托人把工作从家乡附近调到县城的幼儿园来。

可他执迷不悟，他开始给她寄血书，血书中不断出现“死”字，“得不到你，宁愿一死”，“死也不变心”，“如果能和你死在一起，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一收到他的血书，她浑身便浮起鸡皮疙瘩。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随着他心理的畸变，正向着某个只在她不祥的预感和梦魇中出现、却令旁人难以置信的极端发展着。

终于在那么一天，他杀死了她，在幼儿园的厕所里，在她的身上，他疯狂地戳了十七刀。

天使般的她，把美德、丽质和才情集于一身的她，就这样惨不忍睹地死了。

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仍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199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