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时，家乡的晒谷场是用红砖铺成的，用砖铺成的有缝，雨天缝里会长出禾苗。几年后便逐步改铺水泥。全大队约两千人，分九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便有一个晒谷场。晒谷场旁边两三间石屋，便是生产队部，称为队间，平时主要用作仓库，存放生产资料和粮食，开会时便是会议厅，队长、记工员、出纳、会计、保管等队干部要进行案头工作时，这里便是他们的办公室。记忆中的晒谷场总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这份温暖是由粮食散发出来的。记忆中的晒谷场，由明晃晃的太阳、金黄的稻谷、浅赤的小麦、灰白色的花生、黄豆、起落的大秤、欢乐的人群组成。农民们把自己分得的劳动果实挑回家，脸上总是挂满笑容。当然，分得的口粮太少，恐怕捱不过这一季，忧愁肯定是有的，但毕竟是以后的事，农民们不习惯把忧愁写在脸上。

也曾有不和谐的事发生。家庭成份是地主的春叶婶，丈夫是个药罐子，一年三百天病假，其他家庭成员老的老、小的小，一家全靠春叶婶早出晚归干重活、挣工分。粮食按人口分配，但要有一定的工分与之相抵，比如分得一百斤稻谷必须完成一百个工，工分少于口粮的称为“超支”，要按工值缴钱买足工分，才能分到口粮，没钱的便扣除粮食。春叶婶一家的粮食前克后扣，所剩无几，第二次分粮时就没她的份了。她挑着两只谷箩，央求队长再分一些给她，买工分的钱，等她卖猪后来还。队长说你那只猪还那么小，现在卖不了几个钱，要养大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春叶婶放下谷箩赖缠着不走，那谷箩碍着别人分谷，被出纳员踢了一脚，谷箩滚到晒谷场沿，弹了回来，不知谁补上一脚，飞出晒谷场沿，滚到小溪中去了。春叶婶怕谷箩被水流走，连滚带爬，到小溪中去拾。大家都笑将起来。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世辛酸，不像现在这样动辄大发恻隐，也跟着笑，哈哈，哈哈哈……

后来，春叶婶常在农闲时分到邻近乡村讨饭。那时候的乞丐，是名副其实的“要饭的”，不像现在伸着手要钱。春叶婶同那时候的其他乞丐一样，肩挑破篮破袋，手拿一碗，人家施舍残饭剩菜，便蹲在墙角狼吞虎咽，吃不完的便倒到篮里的锅中，回家让家里人吃。人家施舍一把米或一个番薯，便放进袋里，这是最好的了。春叶婶到外乡去求乞时，从不说她是林招人，她不愿让我们村与她一起蒙羞。贫穷不是她的错，但求乞毕竟不是光荣的事呀。

那时候连牛圈外墙都刷着“以粮为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些标语，但粮食总是不够吃，即使是挣了很多工分的家庭也不例外。大米不够，番薯来凑。番薯这东西不像稻谷那么娇贵。稻田必须水源充足，田里大部分时间要浸着水。水田都种着水稻，番薯只能种在瘦瘠的旱园中。水田都属于生产队，旱园按人口分给各户自行管理，称为“自劳地”，每隔一两年就要调整一次。为了不让资本主义长“尾巴”，对“自劳地”的面积严格控制。农民们便在“自劳地”上种番薯。番薯一身都是宝，薯叶是猪的粮食，薯藤晒干，便成了牛的干粮，而番薯正好弥补口粮的不足，帮助农民们度过难关。那时候农民们难得吃上一顿干饭，煮稀饭还要加上大量的番薯丝。番薯的吃法很多，除了刨成丝拌到稀饭中去，最常用的吃法是像蒸包子似的蒸着来吃，还可以煮成番薯汤、烤成薯片，等等，倘若费点工夫，碾碎滤出薯粉，吃法就更多了。番薯确实是好东西，但那时候我更钟爱那雪白的大米。倘若稀饭不加薯丝，那一顿我必定多吃两碗。逢年过节时煮干饭不加薯丝，我们称之为“干米饭”或“净米饭”，对“米”字作了强调。饭熟之时，那饭香会飘得很远很远，闻到那香气，便感到胃口大开、食指大动、馋涎欲滴。现在，天天吃干米饭，却闻不到那饭香了。

　　　　　　　　　　 　　　　　　　　　　　　　　　　　　　　 （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