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的弟弟我称为老祖叔，他有一个儿子，便是堂老叔，我唤他老叔。曾祖父有两个儿子，便是我爷爷兄弟俩。爷爷的弟弟，便是亲老叔，我也唤他老叔，却从没当面唤过他。

打我记事起，老屋便住着三户人家，人丁兴旺的便是我家：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子女、媳妇、孙儿；另外两户便是堂老婶和亲老婶。大人们说，堂老叔和亲老叔“过番”去了。说是“过番”，其实是到香港去。过去，年幼无知的我与孤陋寡闻的父老乡亲都把香港视为“番邦”。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香港很神秘。常听人说有人“逃港”（偷渡香港），在海上浸死了，被鲨鱼吃了，在山上跌死了，被打死了，很可怕的。村里有人“逃港”被捉回来，剃了个阴阳头，关在大队部黑咕隆咚的房子里，不时提出来批斗，戴着用白纸糊成的又长又尖的帽子，上面写着“叛国投敌”几个大字，还五花大绑的。父亲在外工作，常对我们说，不要对外人说我们有个亲老叔在香港。

我想，香港一定不是好地方，只有坏人才要去“逃港”。可堂老叔回来时，又觉得那地方实在不错。堂老叔一回来，便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节日，老屋里里外外，一片喜气洋洋。族人、邻居、亲友，接踵而至，拿一双鸡蛋来贺。堂老叔家收下鸡蛋，回上一条毛巾、一瓶虎标油、十几粒花花绿绿的“番糖”，人家便很高兴。那时候山里人生活苦，常见病一般不找医生，虎标油便很管用，头晕擦额角，感冒擦人中，肚疼擦肚脐。大人们对这瓶小玩意儿十分珍重。小孩当然更热衷于那颗糖。新毛巾是不随便拿出来用的，碰上嫁娶，可挪作贺礼，免得掏腰包。记忆中的堂老叔，是个很慈祥的瘦老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肤细白，一身干干净净的新衣服，在灰头土脸、衣衫褴褛的乡亲中便显得仪表不俗了。他喜欢慢条斯理、轻声细语地说话。

堂老婶和亲老婶都是苦命人。她们嫁过来纯粹嫁一个名份。亲老婶嫁来几年之后，才见到老叔一面，也仅是相处了几天，老叔便一去不返了。堂老婶的境况好一些，堂老叔每隔一年便回来一次，住上十天半月，也不时寄点钱来。纵观堂老叔和亲老叔一生，可说是正经人和浪荡子两个典型。堂老叔在香港又娶了妻，儿孙满堂，可享天伦之乐。落叶归根，他晚年还是回到故乡，在故乡的土地中安息。亲老叔嗜于赌马，他发誓说，等他赌赢了钱，再衣锦还乡。可惜天不遂人愿，他潦倒终生，孤苦一世，客死异乡。

亲老婶说亲老叔托梦给她，称其异乡孤魂，东飘西荡，不能和先祖灵魂相会，又得不到子孙祭祀，极为凄苦。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叔，便去请来一个神婆，要把他父亲的游魂召回故里，让子孙祭祀。那神婆大概懂点文墨，居然说，香港虽属我国领土，但边境森严，目前无法召回游魂，只待收回主权之后，同一国度，便能召之即来。

香港回归之后，亲老婶便请来神婆，有板有眼地摆布一番，饱经沧桑的脸上展露一抹欣慰的笑容。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到20世纪最后一个年度，两位老婶先后谢世，家族中，祖父这一辈便都已作古。

愿在故乡慈爱的地母怀中永安他们的魂灵。

　　　　　　　　　　　　　　　　　　　　　　　　　　　　　　　　（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