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李乙隆语录”评说了商鞅，现辑录五则于下，第一则发表于2022年6月，第二则至第五则发表于2022年8月。

大国一直把商鞅当伟人歌颂。商鞅之治民术十分邪恶，却在两千多年来一直被统治者所用，儒之仁政只是标语口号。商鞅在《算地》中说：有手艺的人靠手艺致富，做生意的人靠经商发财，这样他们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当回事，国家就不好管理，只有先让他们穷下来、贱下来、弱下来，他们才会尊重权力，把官员当回事，“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商鞅在《赏刑》中说：要消灭民众中那些知识面广的、聪明的、有信义讲廉耻的、有礼乐修养的、喜欢结党的、追求名誉的人，这样的人，不能让他们获得富贵。这条恶狗一生殚精竭虑为主子称霸天下、奴役万民机关算尽，最后被主子五马分尸。李某曰：古今酷吏，多不得好死！这条恶狗享誉并贻害吾土已达两千多年，李某誓将此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商鞅的“徙木为信”一直备受推崇。把一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是很轻松的事情，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奖金？百姓不敢相信，没人搬木头，商鞅便不断增加奖金，后来终于有人出来搬了。李某对“徙木为信”曾经这样评说：“官府要树立信用，有许多利国利民的事可做，商鞅偏偏用一个不合常理的事来揭开变法的序幕，借这件荒谬的事让百姓明白，只要是官府颁布的政令，不管如何违背常理，百姓都不能怀疑，只要盲目执行，便能得到官府的奖励。李某一直坚定地认为，秦制恶法，必从愚民开始，把民众弄蠢之后，辱民、欺民、弱民、役民、驭民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愚民是一切恶法之始。愚民既是恶法的受害者，也是恶法的拥护者。恶法反抗者的敌人，不止是官府，更多的是身边的同一阶层的愚民，愚民首先是告密者，即使没有官府的鼓励，他们也愿意打击反抗者，如果得到官府的鼓励，他们对反抗者更是穷凶极恶。他们的穷凶极恶还表现在，旧秩序崩溃之后，新秩序建立之前，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暴民。”

商鞅的军功爵制：军功是获得爵位利禄最必要条件，不问出身，凡战士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田宅，斩得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利禄越多。商鞅的“利出一孔”：春秋时期管仲有“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四孔者，其国必亡”之说，商鞅的“利出一孔”思想是基于此的，李某认为商鞅“利出一孔”的意思是“获得爵位利禄只有为国家（君主）立功这一条途径”，《管子》对“孔”没有明确所指，而《商君书》则把“孔”明确为“为国耕战”。科举制度是商鞅军功爵制的一种变体，是“利出一孔”的又一个方式。百姓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没有通过科举而发财的富商，因为没有功名，即所谓富而不贵，在古代一直被主流社会所轻，财富也很容易被官府所掠夺。李某在评论商鞅军功爵制和“利出一孔”时说：“权钱交易，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在时下极为势利的社会，权力可以寻租，文凭可以买卖……钱可以买到权力、学位、名誉等，没有所谓清贵、清贫，贫则贱，富则贵。如果你贫穷，就没有人欣赏你的清高，没有人在乎你的品德、才学，其实也没有人相信你的品德、才学。表面看起来，似乎官府不再垄断百姓上升的渠道，百姓通过经商、办厂而不是通过军功、科举（考公务员）也可以富贵，事实上，功名富贵仍被官府牢牢控制着，只是改变了方式、顺序。在时下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商人都与官府关系密切，也热衷于勾官结府，并从官府那里获得各种头衔、名誉。反过来，从整体上来看，官府中人，时下比历朝历代更重视金钱。”

商鞅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将民众和国家完全对立起来的人：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也。有人说，在一个按照商君书建设的国家里，即使所有的敌人都被打败了，百姓也永远不会真正幸福的。李某曾经针对此说发表评论：“秦制国家不可能没有敌人，就算敌人都被消灭了，它们也会在外部或内部再树立一个或几个敌人来让百姓发泄愤怒与仇恨，敌人是这类国家凝聚力之源。秦制国家的百姓可能会在集体无意识中因‘国家强大’而获得幸福的幻觉，但这种幻觉很容易被恐惧与忧虑或者直接的伤害所打破。”

在社会批判上，李某总是直击制度，相信制度可以倒逼文化，相信优质制度下各种文化会自由竞争、融合、优胜劣汰，尽量不拿文化来扯蛋，不避实就虚，不舍近求远，不转移目标，不被制度得益者牵着鼻子走。最近有多条“李乙隆语录”痛批商鞅。有人质问李某，这不是拿古代文化来批判了吗？李某笑道，“商鞅”是活了两千多年的魔，既非古代，亦非文化。李某脚下这片土地，并无孔丘、孟轲之道，净是商鞅、韩非之术。

　　　　　　　　　　　　　　　　　　　　　　　　　　　　　　　　　　　（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