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网上阅读的冲击，纸质出版物早已无利可图，但李某依然会把自己的文字作品出版成纸质书，这是习惯使然，就像李某依然喜欢读纸质书一样。

在这片土地上，对书报刊一直管得很严，出版这个环节就不用说，印刷、发行，都不止营业执照，都需要经营许可证。别看李某在抨击丑恶、追求正义、公民教育时显得很勇敢，却一直是遵纪守法的，也许正因为在抨击丑恶、追求正义、公民教育方面勇敢，更需要在其他方面小心谨慎，无懈可击。不管书号多贵，李某一定会找国内出版社正式出版，而国内出版社都是官办的；在网上开个小书店专卖自己的书，当然也是证照齐全的。

现在民营物流很发达，寄东西很方便很快很妥当，比以前邮政垄断强十倍。客观地说，邮政在民营物流的竞争下，也有了改进，而且作为国营机构，肯定有某些优势，边远地区的邮政快递可能有财政补助，寄往边远地区，邮政比民营物流便宜。

每次去邮局寄书，总要查身份证，这倒不怪，因为要登记身份证号码，但是，每次都要把李某的书翻来翻去仔细检查，还叫来领导一起检查，就让李某不爽了。这个邮局在李某所住小区旁，工作人员大多与李某很熟，反复检查李某的书的这位，与李某相识二十多年了，如果不是寄书时出现这情况，还以为他对李某多么尊重。他每次检查李某的书，都会站在李某一边怪责邮政对书的检查过严，李某也一直附和着他。终于，李某不再附和他了，不客气地对他说：“不是贵单位对书的检查过严，是你不相信我，这本书第一次拿来你这里寄时，我就把出版情况告诉你了。如果寄非法物品，我会拿来你这里寄吗？且不说我不会害你，出于自我保护，我也不会到每次都要登记身份证的官办邮局来寄非法物品。再说，我这个人，不可能寄非法物品。再说，如果我把书先包装好再拿来寄，不告诉你这是书，你可能也不会拆开来仔细检查，因为别人拿着一箱一箱的物品来寄，你并没有拆开来检查。”

李某发表作品，署名习惯用“李乙隆”。身份证姓名是“李乙农”。在网络时代之前，李某喜欢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有稿费。以前稿费只能通过邮政寄。李某的户口本上写着：姓名“李乙农”，曾用名“乙隆”。其实“李乙隆”是李某发表作品最常用的笔名，也是各方面的常用名，但户口本上只有“曾用名”一项，没有“常用名”一项可填写。在邮政人员眼里，户口本上这两个名，以及汇款单上收款人地址与户口本相同，却不能证明汇款单上的收款人“李乙隆”就是身份证上的“李乙农”，总要李某去工作单位开证明。国营垄断机构中的人员的智商，由此可见一斑。也许不是他们弱智，他们只是执行规定的机器。

其实，李某不该因为邮政人员这样，就扯到国营上去，因为不相信李某的人，大有人在，与国营民营关系不大，只是民营机构会灵活一些而已。

从八字中可知，不管李某多么光明磊落多么诚实多么正直，总有一些人打死也不相信李某，甚至可能这样，李某越光明磊落越诚实越正直，他们越觉得虚伪。

不相信李某的人往往会相信坏人、骗子。李某多次说过，不相信天使的人往往会相信魔鬼，他们在魔鬼那里吃了亏，便更加不相信天使了。李某这话也许称不上警句，却需要一定的人生体验和智商才会理解。许多人会想当然地以为，人们在魔鬼那里吃了亏，便会反过来相信天使。假如真能够这样，那么这个社会，会多么美好多么合理。现实是，人们受骗上当吃亏之后，会更加不相信他们原来所不相信的。不幸的是，在李某所处的社会，不相信李某的人，很多。

互联网带来了虚拟的平等，不同智商、不同见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网上可以平等交流，这曾经被李某视为好事，以为这种虚拟的平等能促进现实的平等。在一个网名后面，没有人知道现实上你是谁，但李某与众不同，从1998年上网以来，总是以实名、真实身份，行走于网络江湖，当小人攻击李某时，小人在暗处，李某在明处，暗处的人随时可以向明处的人放冷箭，但一直以来，李某总是光明磊落地活跃在网上。当然，李某并不认为那些在网上没有以实名、真实身份出现的人，就不光明磊落了。互联网让一些在现实上不可能交流的人在同一个群中对话。在一个家乡群中，李某分享自己所写的一些以家乡为背景的小说进去，就有一个小人总是说，是假的，是骗人的。此人显然是家乡人，知道李某家乡并没有李某所写的人和事，但不知他是谁。显然，他把李某在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当成李某在撒谎。有人会说，不必与蠢货、小人计较。说得没错，但不管计较不计较，如果小人、蠢货咬你，难免会给你的名声留下难看的疤痕。同气相应，在李某与蠢货、小人之间，蠢货们相信蠢货，不会相信李某，小人们相信小人，不会相信李某。有些人本来不蠢、不小人，却势利、从众。如果鹤立鸡群，鹤注定是痛苦的，有人会说，离开鸡群不就得了，说得对，问题是，如果你的生存环境，只能与鸡为伴，离开这个鸡群，也得进入另一个鸡群，怎么办？

有人会说，你怎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惯于自我审视的李某，当然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李某所处的社会中，众人都在顺从、歌颂、美化“强拳”，李某却批评“强拳”，与众人唱反调，众人当然不喜欢李某。不喜欢不等于不相信，但这片土地上的人重立场轻事实缺逻辑，不喜欢便等于不相信了。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从下面这段话中，可以找出另外的原因。

李某年轻时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百篇（首）文学作品，但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即使有过一点影响，也早已被遗忘。李某在网上发表过上千万字，有些还被“传抄”（网络时代的“复制粘贴”）得随处可见，但这片土地上的“传抄”者（包括一些网站的编辑），习惯于把名气不大的作者的署名删除，能注明“转”就很诚实了，绝大多数不注明“转”，“传抄”者可能被视为作者，甚至有大量鄙劣的“传抄”者以作者自居，其中有的还比较细心，懂得修改，会改掉文中有关作者的信息，加上他自己的信息，比如有个重庆“作家”（自称在重庆某公权部门当过什么、在电视台当编导、出版过长篇小说，不是一般“传抄”者，因此李某才付出时间、精力，跟他计较一番），在李某文中加上“重庆”两字，就署上他的大名。那篇文同李某许多文字一样，2000年前后，在网上首发于“榕树下”。“榕树下”曾经是网络文学的大本营，却没能坚持多少年。被收购后的“榕树下”找不到李某的文字了（发在任何网站上的文字随时都可能消失的）。如果那些文字的“传抄”者被误为作者或以作者自居，李某无法以“榕树下”的发表时间来证明自己才是作者，幸好那些文字，大多数在报刊发表后才发到网上，那篇文正是这样。在铁证如山之下，重庆那个“作家”不得不道歉。如果没有报刊发表的铁证，在极为势利而荒谬的社会中，会有人相信李某吗？何为势利？势者，地位也！利者，钱财也！势利者，势利眼也！势利眼者，以地位高低、钱财多少来看人并分别对待也！在官本位社会，地位主要就是官位，没有当官的人，地位就是势力、权力、职位、头衔、身份等，没有当官而有钱的人，可用钱财与官员交往而获得地位和利益。古今中外，势利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李某所处的社会，不是一般势利，而是极端势利，一切皆以势和利来衡量，如果你的品德和才学不能变现为势和利，就不会有人相信你的品德和才学。

其实比起身边许多人来，李某并非无势无利，而是不喜欢显示出势和利，这不是装穷，而是李某不屑于靠势和利来获得尊重，也有人说李某不会包装自己，还有人说李某一直在对自己进行反包装（也叫负包装，比如这一篇文章及2004年所写的自传，就是所谓负包装）。有趣的是，即使李某因为话带话而说出自己的势和利，在场的人也多数不相信。李某厌恶吹牛，却常被人误为吹牛。比如李某年轻时在汕头、潮阳（两百多万人的县，后为县级市，现为汕头的两个区）的文学赛事中获过几次一等奖、二等奖，只有地方文学圈里的人知道，说给圈外的人听，便是“吹牛”了。有一次，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在汕头X报当记者，李某说自己在X报上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他说：“有吗？我一篇也没有看到过。”他这样一说，在场的五个人都会以为李某吹牛。李某后来了解到，这个所谓记者，写作能力很低，发表的东西很少，他只会抄通稿，由编辑改后发表。这类人，是不喜欢读书看报的，就是他所供职的报社所出的报纸，他也是不会看的，当然不可能看到李某的作品。当年，未被网媒击倒，报社是好单位，能够进入报社工作的，主要靠关系，当然也有些人是靠能力进去的，这些有能力的人多数会知道李某，也会与李某互相尊重。最近还有一次“吹牛”。闲聊中，有人问，怎样才能实现女儿当电影演员的梦想？李某说：“只要你肯投资，立即就可以实现。”接着，李某说自己当过一部电影的制片人、编剧。不用多高明的读心术就可以觉察到，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相信的。李某参与的那部电影，只是发在网上的免费电影，靠植入广告获得赞助，总投资仅50万元，并没有打进院线，不值一提，只是话带话才讲了出来，又变成一次“吹牛”。为了不让太多的熟人以为李某爱吹牛，李某不得不将那部电影的链接发到在场所有人的微信上，并告诉他们，片头片尾有李某作为制片人、编剧的署名，李某还在电影中露了两次脸。他们很可能并没有打开链接去看。

李某不是官员、不是大老板、不是名人、不是明星、不是教授，李某的文字很难得到网站的推荐（不被删除就额手称庆了，稍热起来就被删除是常态），只能通过“传抄”而产生影响，因此，即使李某的有些文字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李某也不可能广为人知。大多数人对李某一无所知，当然无所谓喜欢、无所谓相信。也就是说，不喜欢李某、不相信李某的人，本来很少。李某“见微知著”、小题大做，总要把所遇到的各类有损于李某形象的小事写出来，比如写这篇文章。读到这篇（这类）文章的人，不相信李某的，更加不相信李某；本来以为李某博学多才、在熟人圈中德高望重的，通过这篇（这类）文章便以为知道了李某的底，便会逐渐对李某不恭、不相信；本来对李某一无所知的，通过这篇（这类）文章知道了也不相信了，因为与李某立场不同，因为从众心理作怪，因为势利。李某早就知道，在极为势利而荒谬的社会中，这类文章对李某自己有百弊而无一利，为什么要写？因为李某有记录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