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分配之道——专访经济学家刘福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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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6年10月8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本刊记者 李北方    
 

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最早于中共十六大上提出，到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趋于成熟，被作为执政党的五种能力之一提出来。在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和谐社会理论将系统化。

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天然敌人，随着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引起各方关注，调整收入分配也已经提上了政府工作的日程。本刊记者近日专访了对这个问题有系统思考的经济学家刘福垣。

 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体面生活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个人如何理解和谐社会，或者说，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可以称为和谐？

刘福垣（以下简称刘）：和谐是矛盾同一性的人性化表述。和谐社会是主体生产方式的矛盾处在同一性相对稳定状态的社会。现在咱们的主体生产方式是什么？是企业化的生产方式，就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生产目的是利润。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和谐是劳资双方的和谐。我雇你，你必须给我创造价值，否则我不雇你；我给你打工，你必须给我符合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否则我不给你干。这里面的统一性就在于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落实了，就统一了。

我们搞了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化以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还处于转型期、过渡期。我们的劳资关系还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夹杂了某些封建的因素。最尖锐的就是农民工，农民工从他的社会分工角色看，已经是当代的产业工人了，他应该从这个生产关系中、特别是在分配地位上拿到他的劳动力价格，而实际上只拿到了将近一半。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每个月才能得到五六百块钱，按照中国现在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费用，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25天半，至少应该拿到1000元。

这是劳动力的价值，但供求会影响价格，会上下波动。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没有到位，老百姓没有定心丸，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在和资本家谈判的过程中，没有恰当的谈判地位，我们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会替他们作主，因此把劳动力的价格大大地压下来了，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经常不兑现。这样形成的劳资关系，就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按要素分配的劳资关系，夹杂着超经济剥削的因素，甚至上一个时代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中的分配关系也夹杂到这里面来了。

民工潮和民工荒的并存就反映了这个问题。民工潮是农民要换个活法，到城里打工；但某些地区出现民工荒，是因为工资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农民工感到吃亏，不仅是经济上的，在精神上，他觉得作为一个公民没有受到保护。所以给农民种地补贴每亩每年20块钱，他就可以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按照经济学上的机会成本，这个损失太大了，一个月五六百，一年就是五六千，他为什么放弃呢？说明农民所受的伤害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了，而是在精神上、人际关系上，他成了二等公民，不但被剥削，而且有被奴役的状况。

《南》：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硬指标应该是什么？

刘：社会保障度。社会保障到什么程度，社会和谐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要求高，但至少要后顾无忧，即使失业了、养老了，也能过上现有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体面生活。

《南》：理论上说，按现有的物价水平，使打工者的劳动力能正常再生产，也就是说吃穿住用行，最基本的保障是不成问题的。

刘：起码我们的最低工资里面，应该包括最低房租，我在你这打工，你给我的工资能让我在附近租到房子，我的月工资25％左右就能支付月房租。我们的情况是恰恰相反，房租可能比工资都贵。我们把天通苑（北京北部最大的经济适用房项目之一）的房子让农民工白住，他都住不了，不要房租，只要水电煤气、冬天的取暖费，他一年的工资都不够。

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回到吃大锅饭，而是要落实按要素分配。我们之所以要大声疾呼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在往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政府职能也被市场化了，比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品，政府没有做到，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我们的工人、农民、弱势群体就缺了一个主心骨。

《南》：刚才谈的是初次分配，就是没有按劳动力的价值进行分配。执政党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二次分配的问题在哪里？

刘：再分配问题首先是税收。我们的税收有点杀贫济富的味道，税收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不是工资的转化形态。我们现在的个税，讨论起征点是800还是1600，这是搞错了方向，首先要想到税收的来源，税基是什么？是资本所得，不是劳动所得，税收要调节劳资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不是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应该是工资一分钱税都不要收。你工资高没关系，你挣1万花5000，剩5000存银行了，它就是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利息要收税，但我不动你的本。不管对谁，都该收资本的所得税，而不是劳动的所得税。

 发展模式如何改变

《南》：关于劳动力价格问题，现在占主流的经济学意见是，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某些地区设置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人为提高劳动力价格会导致外资跑到别的地方去，导致工人失业，最终结果还是不利于劳动者。你怎么看？

刘：跑吧，我自己的消费就够啦，中国的市场还不够用吗？你如果是为了这个（指廉价劳动力）来的，那你走吧。什么人走啦？不就是珠三角、港澳台那些带有半封建色彩的资本家走了吗？真正的欧美大企业，要的也不是你的廉价劳动力啊，你（指记者）工资还可以吧，而真正在欧美这些大企业工作的人工资是你的好几倍，这比外国还便宜。而亚洲到中国来投资的许多人，他不是称职的资本家，是钻政策的空子来了，土地不要钱，劳动力价格低，地方官为了政绩把他弄来了，他享受完优惠政策，打一枪又换个地方。是这样一批人，恰恰我们的改革开放让这批人钻了空子，压低了工资，得罪了我们的社会基础，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工人拿了工资，如果有社会保障，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他是敢于消费的，消费就是对企业的投资。转变发展观就是这个意思。要转变为消费拉动、内需拉动，就得提高工资，光提高工资还不行，还得给社会保障，没有社会保障，工资的相当部分就存银行去了。现在的居民储蓄率都达到37％了，就等于说37％的东西没卖掉，生产这37％的人就要失业啊。社会保障花不了多少钱，但会让人敢消费，甚至你（指记者）这样的人，工资是应该月月光的。而且个别人还可以借钱消费，就像美国人一样。美国全社会平均储蓄率上个月（指8月）是-0.5％，因为什么，社会保障到位了。

东西一卖得掉，投资不就上来了吗？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呢，有钱的不敢消费，没钱的不能消费，只能压低价格出口。整个GDP很大，丰产不丰收，我们等于给外国人忙呢。广东的一些小老板，他和工人一起给外国人打工，他所谓的利润不是真正的利润，是强拿工人一块，因为他的利润送给外国人了。

《南》：你区分了不太称职的资本家和真正的资本家，后者雇佣的是高素质的劳动力，但数量也很少，而所谓不称职的资本家在大量雇佣民工，他们走了，剩余劳动力的消化是不是会成问题？

刘：他们走了，我们自己的老板一样雇啊。另外，如果消费上去了，他赚到钱了，怎么会走呢？在正常工资水平下，他也赚钱，不过超额利润没有了。

你走就走吧，我们自己的企业就起来了。我们现在是把亲儿子绑着，让外人发财。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拿贷款都很难，带个“外”字到银行就能贷到款，你就贷不来呀。外国人说来投资，他拿来多少钱？自有资金占1/3，另外2/3是在银行贷的款，拿中国的钱发财。

所以，可以看看每年引进的外资有多少是外国人的，有多少是中国人的？有的干脆就是转出去又转回来的，不就是利用错误的政策吗？

为什么要吸引外资？是一种改革的需要。我们不是真缺钱，银行里趴着10万亿呢，缺的是一种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机制。真正的问题在于机制，外国人的钱就能变成资本，你的钱就变不了，变的成本特别高。解决了这个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解决了。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最近指出，这几年我们的小企业少了850万家，小企业的运作成本太高了，不偷税漏税甚至没法活。一个政策让企业不偷税没法活，这能行吗？反过来，外资的日子就很好过。明确给人家三免两减半，这个那个一堆好处，而且享受完了，人家撤了，到别处又注册一个企业，还是外资啊。

500强来了，哪怕送给人家钱都行，这是什么心态？包括在北京，沃尔玛都跑到市中心来了。问问沃尔玛，在美国都不能设在市中心？我们的市区政府愿意要，是我拉来的啊，是我的政绩。结果打击了自己的企业，增加了失业人口。

这些东西太明显了，为什么不能改呢？为什么不能并税呢？“两会”上并税问题是第一号提案，竟然没有讨论。谁在阻挡这个东西？

为什么怕它走呢？真正的外国企业家，看重的不是你的低工资，不是三免两减半，看重的是市场，你的市场大，在这搞企业就地就赚钱了。真正看重优惠政策的是那些没出息的假企业家，上我们这来捞便宜的，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文化、理念都是落后的，都是上世纪30年代水平的，所以才出现血汗工厂。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能出现血汗工厂，说明经营方式倒退50年。

 大分配要从根上理顺

《南》：一个和谐的分配机制下，至少是每个人拿到他应得的那一份。搞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情况就比较清楚。可能不太清楚的是计划经济年代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怎么建立一种机制让它和每个人发生联系。

刘：很简单，把产权制度落实了。国有资产必须有偿使用，“有偿”必须是按市场机制的，不能让谁富就谁富。首先必须把中国的公有资产是多少说清楚了，《物权法》还在审议，要保护私有财产同时也保护公有财产，但前提没搞清楚，怎么保护？公有财产有多少，私有财产有多少，两家都没有申报。起码人大常委会要代表全体人民报告，公有财产若干。

这个前提明确了，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咱们大家都是公有财产的主人，占有是等量的，工人也好农民也好。但使用上机会是不等的，所以使用必须是有偿的，否则就侵犯了别人的产权。有偿的度必须按照经济规律，该交多少租交多少租，该交多少息交多少息，政府没有权力随意减免。

为了吸引投资，政府随便就把土地批租的钱给免了或减了，这是政府侵犯了全民的产权，因为土地是全民的。或者把土地批租出去之后，钱当税花了，这也侵犯了全民的产权。租和税是两个概念，税是国民收入强制再分配，为全民服务的；租是全民资产的收益，不能政府用，如果用，得人大立法，将租转化为税。同时政府可以对全民资产的租金收入收取资产税、所得税。现在是政府这个兜装租，那个兜装税，混着给用了，这是房价贵，社会保障没钱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保障完全可以一步到位，公有土地值多少钱？收一点租就啥都够了。现在是该收的租没收，或收了之后，用于政绩工程，去搞超前的楼、堂、馆、所，超前的美化、绿化、亮化。

国拨土地成了企业的摇钱树。比如北京有个厂，在长安街上，现在搬到亦庄开发区去了，搬走之前把地卖了，用卖地的钱不但建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厂，而且把改制淘汰的工人每人几千送走了。这就瓜分了全民的资产，工人也参与瓜分了，因为农民也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凭什么你在开关厂干过，下岗之后就可以拿走一块？不管拿3000拿5000，这是一个质的差别。大庆一个工人下岗10万，鹤岗一个工人下岗3000，农民工下岗一分没有，潇潇洒洒就走了。都是共和国的主人哪！这就是大分配的问题，从根上必须理顺。

《南》：这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有条件可以搞社会保障先到位？记得你说过，没有社会保障的经济一定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并且认为，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实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

刘：是啊。因为你不搞社会保障先到位，职工还是被固定到某一个企业里头，即使花钱买改革，一个企业改好了，其他企业也克隆不了，有的企业资产全卖了，也不足以安排下岗职工。

《南》：这和通常所认为的中国的财力无法承担全面社保的观点是不同的。

刘：我的观点概括起来四句话：一步到位，全覆盖，高保障度，全国统一。

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操作的那一套，不是真正的社会保障，是商业保险，一种市场化的运作，等于是按要素分配的时序性安排，属于一种强制储蓄。其中还有个现值和未来值的矛盾，攒了40年到退休攒到40万了，但那时这40万值多少钱？可能你的儿子一个月就挣10万了。另外，所谓的做实账户，需要几十年的工夫，社会保障长期不到位，居民就长期不敢消费，一个劲地向银行存款，内需就长期难以启动。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没有纳入财政预算，不是来源于全社会的总税收，而是根据用工单位的工资基金扣除20%，这就等于征收劳动力消费税，打击企业用工的积极性，不利于增加就业。

这是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强制储蓄的一种办法。而我们中国向来就不是私人资本主义阶段，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咱们的工人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因为我们搞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有公有资产，1979年改革的时候没有量化到个人。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这些资产的利息租金部分，社会保障就用不了。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有钱一步到位，不一步到位就等于否认历史，否认巨额公有资产的存在；不包括谁就是否认谁的共有权；不能做到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就被人为地分割。只要我们认清了中国特色，不浪费中国特色，我国落实上述四句话，可以说是举手之劳；如果继续坚持土地批租等错误做法，浪费了中国特色，将遥遥无期。不等账户做实就要出大问题。时代不同了，发展的阶段不同了，这些我们要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