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反瞒产”劫掠农民 口粮不够吃3个月

凤凰卫视7月1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1960纪事之六：信阳事件（上）”

何亮亮：1959年河南的“信阳事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惨烈的典型，用官方的话语表述“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市，有15个县市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信阳事件是“大跃进”和“反右倾”两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的征购1150亿斤，这是1958年的标准。但实际上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而征购数却增加了14.7%，征粮当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农民自愿交售的余粮，而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全国大形势如此，信阳也就在劫难逃了。

信阳地区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1958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1959年因为天灾大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仅及大丰收的1958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72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征购粮当然就按照这个虚数来报了，留给农民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产量减少，征购数量却在增加。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门挨户搜查，据说是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于是圆满完成，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几乎达到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

1960年 逃荒者成了“阶级敌人”

凤凰卫视7月2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1960纪事之六:信阳事件（下）”

何亮亮:在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信阳的公社和大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都作为“余粮”交了征购。但就是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群众当做“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来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所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

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是由公社的干部来决定的。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的郭处长在地方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深入调查，发现当地饿死人的情况十分严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领导汇报。内务部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了中央监委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同样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查有实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70万人。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由于当时中央的政策没有改变，所以刘少奇只能对基层干部是“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信阳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但是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转帖人李某赞之：充满“政治智慧”！以此逻辑推之，今日那些贪官污吏，也是打着***招牌的国民党或民进党或国际反华势力在破坏我党形象！

信阳长达二年的“断网”
（网上转帖，作者不详，致敬作者）

人会奇怪，互联网是1990年以后才有的高科技通讯方式，1959年发生“信阳事件”时，根本没有互联网啊？我说，起于1957年“反右补课”，成型于1958年谎言大跃进，高潮于1959年、1960年大面积饿死人、人相食，暂停于1961年春“民主革命补课”的五年“信阳事件”，那时的确没有以电脑电子邮箱和手机短信等为标志的互联网，但是须知，那时有以邮政局（发寄信函的通信网）、电信局（电话电报的通讯网）组成的“初级互联网”。互联网虽然是在有了伊妹尔和手机短信才出现的新语汇，但人类以通信网和通讯网组成的“互联网”，早在十九世纪邮政局和电信局问世时就已经形成，只不过那时的通信网和通讯网只能是“初级互联网”。因此，1959年到1960年，信阳地区公安部门与邮电部门一起共同禁止信阳850万人向信阳地区以外寄信和打电话、发电报，就是一次信阳地区公安实施的“断网”行动，可称“信阳事件”中的“断网”阶段。

迄今为止，真正可称“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和指挥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万八千字，未刊稿）。这三篇文章都证实，当年信阳地区公安的“断网”行动确实存在，其大致过程如下——

长达二年的“断网”行动

1959年2月开始，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农民缺粮逃荒饿死人的重大事件。许多百姓以为省委不知灾情，纷纷写信到省委求救，结果都被省委定为“右倾反动”，将信转回信阳地委严肃查处，写信者或大会批斗，或逮捕法办，或开除党籍，或折磨致死。如信阳县委有一个监委（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以“言官之责”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结果猛批一顿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如果继续让信阳人自由向北京和外省透露信阳地区因缺粮逃荒饿死人的消息，势必给“大跃进”、“三面红旗”和毛主席脸上抹黑。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中国第一公社”，河南省是大跃进的发源地和急先锋，是毛主席搞“三面红旗”的“样板田”，其名誉事关毛主席的威望和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于是乎，路宪文在吴芝圃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专门开会让公安和各邮电局把关，对长途电话和外寄信件，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追查。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有一个村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就跑到外地给省委寄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信阳广大农民。不料此信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严厉查处。当时光山县曾截住了一封匿名求救信，反映光山县大量饿死人，公安就让邮电局的人回忆是谁送的信，一定要设法查出来。邮电局的人说好象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地毯式”排查，弄出许多冤案与笑话，让一些饥饿者在恐惧中更快死亡（后来有人统计，50万人的光山县，饿死了一半人，达25万人之多。1960年夏李先念到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17000多人，他都没有流泪，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

2007年12月9日晚，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夫人李瑞英当面告诉我，虽然八十五岁了，她清清楚楚地记得，（19）60年春天，她到（信阳地区）西平县搞救灾，看到农民大量饿死和人相食的惨剧后，整夜睡不着觉，就想向在北京和老领导李雪峰（时任中央工业部长，1960年9月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写信报告灾情。为了稳妥起见，她先给李雪峰夫人写信，信中仅说：请你尽快与我联系。但这封信没几天就被退回来。她才知道，虽然她身为地委委员、行署妇联主任，却也无法向外面寄信了，信阳公安部门不仅剥夺了农民写信的权利，连地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也不能享受通信自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因为路宪文、吴芝圃直到1962年才真正受到处理。

“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还周密考虑了“人际传播”问题——如果信阳农民外出逃荒，这种行动一可以让外地人知道信阳缺粮，二可能会让外地人从信阳逃荒者口中获得信阳大量饿死人和人相食的信息。由此，信阳地委又组织由公安牵头、各级干部参与，到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抓捕“流窜犯”——外出逃荒乞讨的农民一概称为“流窜犯”。至此，一个由禁止通信、通讯自由和外出逃荒自由的全面“断网”行动，在信阳地区成功实施。

“信阳事件”的要害是信息封锁

奇怪的是，“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虽然大获全胜，但社会效益却极其不妙。后来因家在信阳的老红军尤太忠、张体学、周俊鸣等几个省部级高干的“通天”呼吁，“信阳事件”大量饿死人的消息终于震惊中南海。据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一文披露，1960年5月，周恩来从王从吾的报告中得知“信阳饿死７０多万人”消息，随即向毛泽东报告，第二天周恩来奉旨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周恩来后来才知，之所以中央不能及时知道“信阳事件”，是因为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实行了严厉的“断网行动”。这就让邓颖超虽然是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也长久得不到一点真消息。

尽管周恩来一面紧急调粮救灾，一面立即派出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的强有力中央工作组，率领几十人星夜赶往信阳，终因错过最佳救援时机，“信阳事件”最后官方的统计数是“非正常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据前信阳地委统战部副部长鲁嘉宾说，原信阳地委统计干事何佩芳生前向他提供：因为一个领导说六十岁以上饿死者都算正常死亡，要扣除数字，所以后来只上报了105万人）。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信阳事件”的要害是大面积饿死人和人相食问题，但弄清楚“信阳事件”中的“断网”行动后，才明白，其实“信阳事件”的要害问题只是一个信息封锁问题，专制者和酷吏既不想自己说真话听真话，也禁止百姓说真话听真话。“信阳事件”如此，“反右倾”如此，“大跃进”如此，文革如此，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上蔡（原信阳地区）艾滋病蔓延成灾，仍然如此，皆与形形色色地“断网”剥夺人们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有关。由于现行体制的“断网思维”始终如一，所以五十年来，“信阳事件”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有过暂停，从未终结。

今日人们的主要通信、通讯方式是互联网。今日广东省人大批准“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为保护计算机信息安全,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社会稳定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二十四小时内暂时停机、暂停联网”的“断网”行动，会不会导致当年“信阳事件”的“断网”悲剧？二者有何本质不同？

李锐先生呼唤“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否则便又可能出现“伪和谐大跃进”。本文意在科学地探讨中国“断网”史，谨盼智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