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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方向的余秋雨
以前听说有人指责余秋雨先生文革之风尤存，我不信。因为我觉能以《文化苦旅》对不同文化给予观照和格外珍重，并能身体力行地对不同文化进行体悟，然后用笔向大众进行文化还原，以促进不同文化在相互珍重中交流融合的学者，不应该是在文革中希冀于用一个思想统一大众的人。更不信余秋雨会采取文化暴力的方式，阻止一干老百姓为自己维权，因为这仿佛让我们回到了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但读到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我却对自己的认识有了怀疑。
仔细读读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其实有两个观点比较鲜明：
一是对汶川地震中部份家长的丧子之痛，余秋雨先生认为，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就此已有人撰文提出质疑。
二是“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政治文化权力如何界定的问题。
其实对政治的文化权力认识和使用，早就有人从理论论证可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
一是通过未来目的论证来为现实的权力合法性寻找依托。显然，在余秋雨的叙事方式中，标准的表达式是，通过乌托邦式的设计，强调为实现某个崇高的社会理想，需要自我牺牲精神，并以不断的革命推动和制造进步感，以实现目的。但余先生需要知道，只有民意得到充分表达，才能真正汇集成更为宏大的社会公众意愿，并进一步演化为具有牺牲精神的崇高社会理想.其实,这只要把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进行对比就不难说明。这里,或许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先生说的话更能说明问题：“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最应该得到保护的人反而得不到保护，反而夭折了，这是我们做教育行政工作的耻辱。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
另一种对政治权力的表达，却是通过原点回溯，构建一个“至善”的起点，其标准表述为，原点已包含了一切的合理性，现实权力从一脉相承中取得合法性。显然，当下中国政府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提出，温家保总理在大地震中，发出的救人、救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的呼唤，以及网上广为流传的温家保总理关于“是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看着办”的愤懑，应该说都是后一种政治权力观的表达。
我同意有朋友提出的：:汶川地震之后，一个民族应该从巨大的灾难中学会珍惜生命，学会心胸旷达，学会理解别人的痛苦，学会为他人的痛苦承担应有的责任。这才不会辜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古训。而此时面对受灾的民众，我不知道余秋雨先生何以会丧失其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本应秉持的基本立场，并在抽象的演绎之中迷失。
天灾无情，我们能做得更多的，可能仅是遥望汶川，守望生命，让死者安息，让生者的伤痛得到安慰。人祸可避，我们更期盼豆腐渣工程造成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本应得到挽救的幼小亡灵,在渐行渐远中从此不在冤屈。此时此际，余秋雨先生可以因为个人的种种顾忌选择沉默，但却不应该给这些受伤的灾区人民雪上加霜。因为对于在这场灾害中痛失亲人的人来说，得到更多的关爱、支持、理解、安慰和宽容是他们的基本权力！
公民权利
以前听说有人指责余秋雨先生文革之风尤存，我不信。因为我觉能以《文化苦旅》对不同文化给予观照和格外珍重，并能身体力行地对不同文化进行体悟，然后用笔向大众进行文化还原，以促进不同文化在相互珍重中交流融合的学者，不应该是在文革中希冀于用一个思想统一大众的人。更不信余秋雨会采取文化暴力的方式，阻止一干老百姓为自己维权，因为这仿佛让我们回到了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但读到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我却对自己的认识有了怀疑。
仔细读读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其实有两个观点比较鲜明：
一是对汶川地震中部份家长的丧子之痛，余秋雨先生认为，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就此已有人撰文提出质疑。
二是“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政治文化权力如何界定的问题。
其实对政治的文化权力认识和使用，早就有人从理论论证可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
一是通过未来目的论证来为现实的权力合法性寻找依托。显然，在余秋雨的叙事方式中，标准的表达式是，通过乌托邦式的设计，强调为实现某个崇高的社会理想，需要自我牺牲精神，并以不断的革命推动和制造进步感，以实现目的。但余先生需要知道，只有民意得到充分表达，才能真正汇集成更为宏大的社会公众意愿，并进一步演化为具有牺牲精神的崇高社会理想.其实,这只要把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进行对比就不难说明。这里,或许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先生说的话更能说明问题：“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最应该得到保护的人反而得不到保护，反而夭折了，这是我们做教育行政工作的耻辱。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应该忏悔，而不能用英雄的生命悲剧来为我们自己推卸责任，来给我们自己贴金……。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
另一种对政治权力的表达，却是通过原点回溯，构建一个“至善”的起点，其标准表述为，原点已包含了一切的合理性，现实权力从一脉相承中取得合法性。显然，当下中国政府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提出，温家保总理在大地震中，发出的救人、救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的呼唤，以及网上广为流传的温家保总理关于“是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看着办”的愤懑，应该说都是后一种政治权力观的表达。
我同意有朋友提出的：:汶川地震之后，一个民族应该从巨大的灾难中学会珍惜生命，学会心胸旷达，学会理解别人的痛苦，学会为他人的痛苦承担应有的责任。这才不会辜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古训。而此时面对受灾的民众，我不知道余秋雨先生何以会丧失其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本应秉持的基本立场，并在抽象的演绎之中迷失。
天灾无情，我们能做得更多的，可能仅是遥望汶川，守望生命，让死者安息，让生者的伤痛得到安慰。人祸可避，我们更期盼豆腐渣工程造成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本应得到挽救的幼小亡灵,在渐行渐远中从此不在冤屈。此时此际，余秋雨先生可以因为个人的种种顾忌选择沉默，但却不应该给这些受伤的灾区人民雪上加霜。因为对于在这场灾害中痛失亲人的人来说，得到更多的关爱、支持、理解、安慰和宽容是他们的基本权力！
公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