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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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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游击队员的形象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在小说中、电影里经常可以见到，比如《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下游击队》、《桥》、《地道战》等。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更是深入人心。游击队员的公开身份主要是农民和一些失去社会身份的无产者，他们使用的武器，开始是一些日用工具（菜刀、锄头、扁担等），后来慢慢学会了简单的武器制作工艺（自制炸药、土地雷、燃烧瓶、梭镖、土铳等）；有时候因攻击得手，也能缴获了一些敌方正规部队的现代化武器（比如三八大盖、盒子炮之类）。他们的战略是：避免阵地战、提倡持久战，利用自己的本土身份跟外来敌人打消耗战。他们的策略是：扎根乡村、保存实力、包围城市、骚扰当权者。他们的战术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他们还采用各种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手法，比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搞偷袭、炸铁路、除奸细等。他们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进入阵地战。因此，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游击战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持乃至扩大自己的空间；他们单方面宣布社会进入“紧急状态”，并促使威胁自身空间的社会结构的崩溃，最终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
在内战或者殖民战争期间，往往由于对战争合法性和敌友划分标准的分歧而导致游击战争。现代意义上的游击战争，在19世纪主要集中在西方（西班牙、法国、俄罗斯、东欧地区）；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游击战场转逐步向“亚非拉”地区转移。游击战争跟一些著名领袖和民族英雄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比如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胡志明和武元甲（越南）、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古巴）、格里瓦斯（塞浦路斯）、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等；还有今天的反政府武装领袖古斯曼（秘鲁）、马科斯（墨西哥）、帕尔梅拉·皮内（哥伦比亚）等。这些在战术上行之有效的战斗形式，来自于各个地区的游击队员的战争实践，但缺少从理论上进行高度概括的学术著作。德国哲学家、法学家卡尔·施米特（1888－1985）的《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1963）》，（见《施米特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堪称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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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认为，真正的游击队员必须具备四个特征，第1是“非正规性”；第2是“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第3是灵活积极的战斗态度；第4是紧密依托大地的品格。所谓的“非正规性”指的是不穿军装，没有番号，不公开出示武器，能够充分利用黑夜和地下，扰乱正常社会结构的时空边界。他们偶尔也会穿军装、带武器，白天公开到地上活动，但那是为了深入敌后的化装行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是指他们的游击行动属于政治行为，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攻击行为和经济掠夺行为，或者是为了更多人的解放而从事游击战。“灵活积极的战斗态度”，是区别于正规军阵地战的作战方式，也超越了抽象法律法规给定的所谓“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并将敌人规定的法、法规、名誉的一切概念，视为意识形态的欺骗。比如日本武士道规定“刺刀的干活”不能“铁跑的给”，咱们偏要“铁跑的给”。“紧密依托大地的品质”，也就是贴近乡土大地，保持自己在空间上的守护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施米特指出，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员常常被拖进“不可抵御的‘技术－工业进步’的引力场”，现代化武器使得他们面临“脱离当地依托的危险”，使他们蜕变为一个现代的破坏者、特工、技术人员，成了一个“流动且可更替的工具”。
正是这四个规定性，将古老的山贼、海盗、黑社会等组织，排斥在游击队员的概念之外，也将现代恐怖主义分子排斥在游击队员的概念之外。比如强盗和黑社会，他们可能符合第1、第3、第4条，但不具备第2条“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因为强盗和黑社会成员，是为个人或者小圈子利益从事“游击”活动，他们的劫掠和杀戮的对象也不明确，谁能给他们带来利益，他们就劫掠谁，还常常用“杀富济贫”的名义来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又比如恐怖分子，他们可能符合第1、第2、第3个条件，但不符合第4个条件。他们没有坚持空间上的守护性，主要是在城市进行暗杀和恐怖活动，并且常常会沦为现代技术的工具，以及“流动且可替换的工具”。
游击战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被敌人掠夺和侵占的平面空间上，重新开掘了一个被敌人所忽略的纵深空间，比如地下、隐秘的黑夜、下水道、高梁地、丛林、芦苇荡等，就像潜水艇开拓了海底空间一样，将正规军原有的空间秩序瓦解。这一点的前提是上面提到的第4点特征：紧密依托大地的品质。否则，游击队就无法开拓“纵深空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人民的支持为依托。正是这个新的空间形态的出现，扰乱了入侵者规定的空间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由于它的“依托土地”的守护性，游击战超越了抽象的“合法－非法”的规定，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从技术上看，他们具有前工业文明的特点。他们的长处并不在于武器的先进，而是变化无常的战术。施米特指出，前现代的游击队具有农业文明的特征，在技术－工业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它将会像毛驴一样在高速公路上消失；或者像“石器时代的猎人”一样消失。但是，施米特并不消极，他似乎对一种新类型的游击队员的诞生还是充满信心的，期待在现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摧毁的土地上，在红外线监视器无处不在的各个角落里，蹦出许多新型的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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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指出的游击队员的4个特点，与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中的一些规定是有冲突的。“海牙陆战法规”为了保护平民在战时的安全，以及战俘的权利，提出了游击队与正规军同等对待的4个“经典性”条件：1、负责任的上级（也就是说有组织，或者有“政治纲领”）。2有固定的明显标志（正规军是军装，游击队可以在手臂上扎红布）。3、公开携带武器（比如将手枪或者匕首藏在裤腰里面是不合法的）。4、遵守战争法的规定和惯例（与游击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冲突）。如果遵守这些规定，就没有游击战争。但是，游击战争的出现，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施米特说，对于一位夜间活动，白天在森林里睡觉的游击队员来说，“公开携带武器”的规定有什么意义？“有明显标志”的规定有什么意义？1945年的“日内瓦公约”，对这些条款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认为只要是在敌占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成员，都能够享受普通平民和正规军成员被俘之后一样的人权待遇。施米特认为，日内瓦公约“是值得景仰的人文思想和人道思想发展的产物”。
施米特的游击理论当然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游击队员的朋友就是广大平民百姓，保护了平民百姓也就保护了游击队员。对于敌对方来说，这是一个大麻烦。因此，在这个危急关头，游击队员的“风险”也就是平民百姓的“风险”。因为游击队员的正常状态就是“平民”，他们撤除了标志，隐藏了武器，以“平民”的样子出现在他们的敌人的眼皮底下。比如，游击队员能够成功出击，同时又能够成功隐退，并不完全是他们善于躲藏在隐秘的地带；更重要的是，当遇到敌人武力过于强大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及时丢掉武器，化装成农民或者市民，混迹于人群。这样，敌方的正规军就无法行之有效地找到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正规军为了自身的安全，往往会将对手的边界无限扩大，将所有的平民百姓统统视为敌人，也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按照古典的战争法，军人是不可以杀戮平民百姓的。但游击战给敌人杀戮百姓提供了理由。比如在高家庄扫荡的日本军队，最后就是将全村的人当作游击队来对待的。当然，在紧急关头，也有游击队员挺身而出，说我是游击队员，不要杀他们！但这并不能给百姓安全感。万一哪一天没有人挺身而出呢？因为所谓的“全民皆兵”永远只是一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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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理论是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将“游击队理论”称为“‘政治的概念’的附识”。按照施米特的观点，政治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套制度，而是一种使政治成为政治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区分敌友。而战争，正是这种政治的显现形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施米特在《游击队理论》中详细研究了列宁、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并且赞赏有加。可见他们在对游击战的理解上有不谋而合之处。
政治必须区分敌友，就像道德区分善恶、审美区分美丑、经济区分利弊一样。在经济领域没有敌人，只有竞争对手。在道德领域也没有敌人，只有论争对手。审美领域也是如此，只有趣味上的差别。经济、道德、审美等，都不是构成敌人的理由。敌人不一定是道德上的邪恶，也不一定是审美上的丑陋；而道德上的善良也不一定能够成为朋友。他认为，这个“敌人”不是私仇，而是公敌，构成敌人的只能是“外人”、“异族”。因此，游击战不是报私仇，而是革命和解放的行动。这是其政治学的基本前提。
游击战就是一种消灭敌人的特殊方式。政治提供敌友的标准，游击战是对这种标准的实施。由此，游击战就成了他政治理论的一部分。但是，施米特将“游击队理论”而不是正规战争理论作为其政治学的“附识”是颇有意味的。正规战争是两个国家或民族之间，通过军事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的特殊手段。而游击战往往是某一方交战失利，正规军偏离正面战场之后，由民间另一种力量发起的。由此可见施米特理论中的某种倾向性。
自由主义认为，现代国家是法律之下的中立结构，功能是促成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处。它的策略是谈判、商讨、消除差异，也就是像商人一样讨价还价、相互让步。在一个去政治化的中立时代，人们被消费、娱乐淹没了。施米特认为，这不符合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群体冲突现状，因而是一种可悲的现状。但按照施米特的观点，政治就是群体与群体（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就是无休止的“游击战”。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一开始就说：“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而政治，就是一个区分敌我的标准。在这里，讨论政治的目的在于讨论国家的概念，或者如施特劳斯所说的“人类事物的秩序”问题。施米特认为，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多元化使“国家”的概念出了问题。他主张“政治决断论”，决断敌人和朋友，决断消灭敌人的方式和方法，决断什么时候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