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 政府改良当借鉴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

      重庆8000辆出租车从3日开始进行停运，骤然发展为轰动一时的公共事件。6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部分司机对话，认同出租车上缴的份子钱确实不合理。7日，重庆出租车协会表示，出租车企业和私营老板已同意调低份子钱，但具体额度尚不清楚，要以市政府公布的为准。此外，该协会还鼓励组建从属于它的驾驶员协会，以便的哥的姐能以集体方式与资方进行商谈。总体上看，政府在行动，可停运的余波未了。

　　需要注意的是，停运的导火索并非只是份子钱所代表的利益分配不公。据重庆交委的信息披露，停运司机的诉求还包括另外三方面：运价结构不合理、城区加气难的状况恶化、黑车猖獗扰乱运营秩序。如果仅仅将焦点放在份子钱上，而不去弥补其他诉求所吁求的政府责任，从而将停运事件简化为劳资矛盾，恐怕不仅会矮化停运的诉求，也无法圆满回应停运事件，更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停运的社会成因。

　　在过去几天，无论是市委书记当面聆听司机看法，还是协会表态要推动成立司机行会组织，都显示了政府解决事态的积极立场。其中，新建制度化通道，以机制来接纳司机的正当诉求相当关键。问题是，必须要予以停运司机以组会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有机会成为劳资谈判的平等一方。事已至此，政府还需进一步开放心态，还权于民，促进解决停运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获得更多的实质性成果。

　　利用制度化安排为社会运动提供出路，以减轻它们的社会震荡，这是政府在应对类似事件时应当做到的。但它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政府与民众能够互信。停运事件至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动，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有许诺，也不乏实际措施。可停运方始终保持沉默，拒绝评估政府应对停运诉求的作为。考虑到停运事件还未最终定性，组织者对官方行动不予置评，非不愿不能，实在是因为不敢。

　　停运形成后，能传达司机诉求的代表一直缺席，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协商对话，这不能说是正常现象。其间所隐射出的民众顾虑值得行政者深思。长期以来，群体事件很容易被扣上“阴谋论”的帽子，民间正当的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重视。政府疲于遏制突发事件，习惯性地以强硬手段取代对话机制。这么做的严重后果是，政府疏于理解及触及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利益格局等深层次矛盾。

　　份子钱绝非重庆独有的行业弊病，它存在于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需要说明的是，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受损并非仅由份子钱造成，它来源于社会资源的失衡分布，一旦公共政策不能制衡于它，既得利益就可以贪婪地侵害正常的利益配置。不只是重庆停运事件，在既有的众多群体事件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这一变异的规律。尽管民众可以忍，但是假如超过了极限，那种对正常利益的需求就可能爆发出来。

　　重庆停运事件以极端的样式表达诉求，而政府的处置又表露了对待民众诉求的真实态度。就目前的进展而言，官员直接对话和资方稍微妥协还都是技术手段。其实，考验政府的远远不止这些，重要的是以停运为契机检视现行政策的实际效用，均衡地吸收各方意见，代之以更周全的施政，至少是修订公共政策以纾解公益的困境。这就是群体事件所起到的警示功能，它以激烈的社会情势敦促政府改良。

　　停运令长久积压的愤懑冲出地平线，也反向证明政策确有不合时宜之处。起码，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要制止强势集团对弱小的习惯性倾轧。这一政府原则属于包括重庆在内的所有地方政府。为此，政府要厘清停运事件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事件演化的一般规律，诚实审视政府在类似事件中的欠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