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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报考人数超百万 社会创新能力前景堪忧
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于10月25日零时截止。据初步统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审查通过人数达97万余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3:1,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首次超过4000:1。预计到昨日审核最后一天,报考总人数将突破百万,大幅超过2008年的80万大关。而历史数据显示,在最近三年,投考公务员的年轻人每年递增20万,跻身行政系统似乎成了他们的集体理想。
明知会有残酷的竞争,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我们的青年执意为之。对此,真不知要敬佩其勇气,还是继续替他们慨叹。不过,既然有如此数量庞大的年轻人聚集角逐,至少证明了一个事实,亦即他们的选择确实稀少。
中国的公务员热并不始于今日,但逐年增温,今年高烧到如此温度,在金融海啸横扫寰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大批中小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艰难的当下,颇值得人们对此进行一番冷思考。
首先,从事公务事务管理的公务员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是不正常的,就如一个居民小区,职员收入偏低的物业公司,不可能为业主提供良好的服务。但反过来说,物业公司职员收入提高,并不当然地会使其服务水平随之提高,而必须辅之以业委会的严格督促。公务员待遇的高低,并不是个可孤立衡量的指标,它必须和同一个社会其他职业对比,也要和其服务质量联系起来,才能有一个起码的判断。
其次,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并非如外人想象的那样高,他们也有难以为外人道的艰辛。但公务员热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职业必定有其他职业难以比拟的吸引力,因为多数人是经济理性人,趋利是人之本性。比单纯的公务员工资收入更让人艳羡的,这是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基本上无失业之虞,而且其风险是可知的,这个职业的抗风险能力远非其他职业能比。一般说来,企业规模越小,抗风险能力越差,街头小摊说关张就关张,而公务员是政府的雇员,只要雇主不解雇他,那么他所依靠的东家是最可靠的。理论上说,经营风险应当和收益成正比,但在中国这一理论未必有效,民营企业的风险最大,但其收益前景日见困窘,而一些垄断能源、交通、电信的国有大企业,风险小收益大,而制定公共政策、收取赋税的政府部门和国有大企业相比,风险更小,而收益不差。
中华民族是个政治早熟的民族,3000多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创立了完备的典章制度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但是,凡事有利有弊,古代中国人过于看重当官,社会精英几乎第一选择就是应科举当官,是中国经济和文化长期处于僵化停滞状态、中国政治制度难以有变革的内驱力一个重要的原因。2500年前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成为后世中国社会的“铁律”。一个社会中教育水平最高、最具创造能力的一群人都去当官,而靠其他人供养,这样的社会哪有创新能力呢?
据本月初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大陆居第30位。中国即使有如比尔·盖茨那样科技神童潜质的大学生,可能毕业后也只是去考一个公务员,平平稳稳过一生。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千军万马挤在公务员的选择上,公务员成为青年们的就业首要选择乃至唯一选择,情何以堪。
南都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