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展老师，一路走好！

作者：董建伟

　　虽然是暮春时节，可那个下午却特别灰暗，天边没有一丝云彩，空气中飘浮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阴郁。似乎一切都在冥冥中约好，善良而淳厚的焕展老师，在向人间作最后一次深情的回眸之后，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并且离我们越去越远……
　　
　　真是人生无常，不久前见到他时，还约好等他身体好了，就再到我工作的基层来走一趟，再写他想写而一直未写的东西。可如今是说走就走了，脚步何以这么匆忙！心痛、扼腕之际，想想，累了一辈子的老师，其实也是该好好休息了！
　　
　　在汕头、乃至整个大潮汕的新闻界、文艺界，陈焕展都是一个令人心生敬意的名字；他倾毕生精力为地方新闻界、文艺界所做的贡献，有良知的人们都是不会忘记的；他留下的那几百万字被称为“潮汕平原新风俗画卷”的新闻、文学作品，至今也仍是一座令我们为之仰止的高山！
　　
　　从当年上海街头一个叫卖洋葱的童工走来，陈焕展老师七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既亲历了旧社会的贫穷与黑暗，又领略过解放后的阳光和困惑。但不管生活中是苦是甜，是荣是辱，他始终怀揣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去烛照身边的一切；始终以一种真挚朴素的信念，去发现并诉说生活中的美好。仅仅因为读了冰心的《寄小读者》，便萌发想当作家的念头，十四五岁就开始给地方报刊投稿，居然经常被采用。解放前夕随家人从上海回到故乡汕头，不久便人伍成为一名记者。而后，历任《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编辑、文艺部主任、副总编辑，《汕头特区晚报》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汕头作家协会主席。而从1948年开始写作以来，累计发表文学作品近300万字及大批新闻稿件，其中多篇作品获省市乃至全国奖，并入选各种选刊及读物。结集出版的有散文集《韩江拾翠》、《窗口的白云》、《阳光·草地》，报告文学集《乡恋》、《群星灿烂》、《潇洒走向前》等，也是粤东地区最早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位会员之一（另一位为《绿竹村风云》作者王杏元），并历任广东省作家协会第一、二、三、四、五届理事，汕头市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
　　
　　从上面这段可以说是浓缩了他一生的简历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位在地方享有崇高声望的知名作家和报社老总!然而，人们对他的尊重，却并不仅仅因为他创作上的成就，抑或是他身处的职位，而更多是缘于他厚道朴实的人格、以及不遗余力发现和培养新人的无私精神。在当年，有数不清的作者，第一篇作品都是经他亲手修改润色后发表于《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上的，不少人还因此和他成了忘年交。尽管现实中他并不擅言辞，也不善交际，为人处事又总是那么低调、谦逊，但同时又是诚恳的、发自内心的，总给人一种亲切和真实的感觉。至今仍活跃在潮汕地区新闻界、文艺界的众多中坚尤其是青年作家，几乎都在不同程度受过他的影响和扶植，并且当中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像八十年代后才逐步成长起来的众多本土作家一样，我个人在文学创作乃至生活工作中，也一直备受陈焕展老师的栽培和关爱。记得当年那篇小说处女作《相亲的喜剧》，就是几经他耐心细致地点拨，而后几易其稿，才最终发表在《汕头日报》上的。也还记得，那时《汕头日报》还在饶平路，有一次他约我到报社去谈这篇稿子，刚好碰上单位的理发师傅为他理发，他就让我搬张凳子坐到他对面，然后他一边理发，一边跟我讨论怎样修改稿子，从小说的结构，到人物的塑造，从情节的发展，到语言的运用，他就那样由浅入深，像拉家常一样让我听懂弄清。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后，参加当年全省业余文艺创作比赛，还拿了个优秀奖！也是从那一刻起，文学像一抹灿亮的阳光，在瞬间点燃一个乡村青年全部的梦，并使我从此有了一份美丽的守望！也因着这份守望，深深地改变并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走向。
　　
　　那时，家乡贫困且落后，全村仅有大队部订的一份《汕头日报》，而每次当我辗转拿到这份报纸时，不是被揉成皱巴巴一团，也是残破不全的。我只能把它小小心翼翼地抚平，然后躲在角落一个人悄悄地将就着读。那时，老师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或是写新闻，或是写文学作品。及至后来，经过老师多少心血的浇灌，我自已的作品，也经常刊登在这张报纸上了，并在各种征文中频频获奖。可不久，我就离开家乡到远方谋生去了。但即便是在他乡，老师也一直保持和我书信往来，鼓励我在逆境中继续创作，才使我学会在别人的城市，仰望到工棚上空的点点星光。于是，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创作既成了一份令我难以割舍的牵挂，又像一盏温暖的小橘灯，照彻我生命中最伤痛的角落，使我在风雨中不致沉沦。
　　
　　再后来，我回到了家乡，从机关的临时工做起，一边继续业余创作。这时，老师已是报社的领导了，也是刚成立的汕头作家协会主席。报社、作协担子两头挑，工作是更忙了，可这段时间，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季节，从《羊城晚报》到《人民日报》，从《作品》到《花城》，不时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洋洋洒洒，既有散文小说，又有特写杂文，并以其清新朴实、飘逸灵秀的风格，在岭南文坛独树一帜。在老师这种影响乃至催促下，这段时间我也勤奋地写了一批作品，散发在《作品》、《南方日报》、《散文》、《散文选刊》乃至《泰华日报》、《欧洲时报》等国内外报刊，但发得最多的还是在《汕头日报》的“韩江水”。像那时的《美丽的黄昏》、《乡村退伍兵》、《霏霏细雨》、《女儿河》等文，依然是我此刻心中最深情的眷恋。是啊，“韩江水”就像是一道清澈甘淳的源泉，在某一个早晨，抑或是傍晚，从我的生命深处流来，至今仍滋润着我的心灵和笔锋。
　　
　　1987年，在焕展老师、韩萌（归侨老作家）老师等人的引荐下，我从潮阳侨办调到刚成立不久的《汕头特区晚报》任“龙泉”版文学编辑，从此开始我时至今日的职业文字生涯。时隔不久，老师也从《汕头日报》调到《汕头特区晚报》任职，传奇般地成了我直接的领导。此后在报社近距离的接触，使我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无论是工作还是做人，他总是那么一丝不苟，绝不敷衍。也无论是职务变迁，他依然像一位平和慈爱的长辈，从不摆架子。记得那时报社条件还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每天总是自己踩着自行车上下班，每次看着他踩车时有些歪斜的身躯，我总担心他会摔倒下来。在报社那么多年，我还从没发现他因为某些得失，而和人家吵架或较劲。他就一直以一种谦让、勤勉、自律的作风要求自己，从不做违背原则和损人的事；并总是以发现他人的优点和美德为乐事，而往往忽略现实中的阴暗和不快！
　　
　　也许有人会说，他的为人处事太刻板，在生活中吃亏是少不了的。但我总想，以老师在创作上的睿智和灵气，他并不是不懂权术，并不是不懂圆滑，那些个中的利弊，他也应是了然于胸的，只是他不愿意、也不屑于那样做罢了！因为他的灵魂深处，与生俱来就是高昂着的。正是面对这样的一位老师兼领导，在当时的报社，我也从不曾仗着与他特殊的关系，而有所张扬或散懒，而是处处以老师当年做编辑时为榜样，默默而快乐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勤恳而认真地编好每一个版面，从而与同事一道把当时的“龙泉”版办得风生水起，在刚成立不久的汕头特区、乃至全国都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同样培养了一大批本土作家。时至今日，“龙泉”版也依然是许多人心中一道美丽的彩虹。
　　
　　与此同时，我继续坚持业余创作，并开始结集出书，还被破格评上中级职称。这过程，报社一些业绩平庸但其他不平庸的人，陆续被提为各个部门或版面的主任，老师心头肯定是有些想法的，但碍于我是他的门生而未敢坚持举荐我，或是根本就争不过人家。而我在当时其实也不太把这些当回事，只一心一意想当个好编辑、业余再写写东西就心满意足了，因而我也从不曾向他提过这方面的要求，并以此认为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九十年代中期，陈焕展老师从报社领导岗位上退休下来，本来辛苦了大半辈子，正是颐养天年的好时光。然而他却退而不休，因为依然担任着汕头作协主席，因为依然牵挂着地方的发展，他手中的笔，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耕作。而不久，我也因着某种情结，又调回到基层工作。虽然见面少了，但联系却一直没有断过。也曾多次邀请他到基层来走走，他总是高兴地答应，可就是一年年拖着，一直到大前年才终于下了决心，让我开车带他下来走了一趟。记得那一次，我和致和老师（知名农民作家）一起陪他看了农家，看了工厂，看了周边一些风景，尽管那时他的身体己经不是很好，行动也有些迟缓，但他还是一路兴致勃勃，并从来没有过的谈笑风生，回去不久还写了篇观感寄给我，后来发在我主编的一本地方月刊上。
　　
　　本来，他的晚年是完全可以过得更有情趣和清悠一些的。然而，这些年假如你曾去过他的家，你就会不难发现，在他那窄小的书桌上面，经常堆放着一叠叠稿子和书本，那是许多作者要出书请他作序，那是一些刚出版的新书要他写评论。还有一些社会活动，如 “潮汕星河奖”、“汕头文艺奖”、“潮剧基金会”等等，领导钦点要他这位“老将”担任评委乃至亲自撰文推介。可这些年来，他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来，各种杂病也接踵而至，只是一种长年养成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对这些“要求”不好推却，这便注定了他几乎每天都有忙碌不完的事情。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段，我想，他的心也仍在为没能完成某一件事、或是某一篇文稿而感到深深歉疚……
　　
　　这就是为潮汕文坛许多人所熟悉、并发自内心深深敬重的陈焕展老师！
　　
　　那天，送老师走的时候，我看到了，老师除了显得又瘦了，紧紧抿着的嘴角，依然是我们熟悉的神态，仿佛又在思考着什么；就是身上那套米黄色西装，也定然是我们曾经见过的，因为只有庄重的场合他才这样穿。摆满灵堂四周的花圈挽联，此刻就像一树树洁白的梅花，簇拥着悄悄睡着的老师。要不是小外孙女那足以穿越时空的哀伤低泣，谁也不会相信，你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要不是听着广东省作家协会发来的唁电，谁也不愿相信，此刻我们已然是阴阳两隔。那时，我多想伸出手去，可你分明已在另一个世界之巅。模糊中，我只看到一排排人，从你身边缓缓走过，向你作最后的道别。这其中，有特意从乡下赶来的农民作者，有工作在机关的文坛新秀，有现职或离职的市一级领导，更有许多曾与你朝夕相处过的老同事，每个人的心里，此刻要向你说的，都只有一句话：一路走好……
　　
　　是的，一路走好，亲爱的老师！

我的老师陈焕展
 

●林清波

近日读了董建伟、林继宗等同志怀念陈焕展老师的文章，心里一片怅然。

我和陈老师相识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初。１９５２年１１月，我由店员工会保送，参加师资训练班集训，报到时陈老师接待我，当时他在市职工教育办公室任职。开学时他指定我为大组组长，我们在瑞平市场左侧一幢楼房打地铺集中住宿，每天早晨６时到中山公园做早操。由于我文化基础较差，小学都没有毕业，在学习潮语拼音时老学不会，陈老师让我不出早操，并指定专人给我辅导，使我很快跟上其他同学。师训班结业后，我就这样走上教育战线，在职校搞扫盲工作。陈老师知道我的文化程度不高，经常了解我的情况，给予帮助指导。有一次，他看到我的备课簿关于“水平”一词的解释不够详细，便指出这个词在自然领域和其它方面的不同应用。

职工学校教师上午办公备课，下午休息，晚上上课。陈老师则不然，白天全天上班，而晚上要到各校巡视。那时没有单车，全靠两条腿走路，陈老师每晚经常得走两三个学校。尤其扫盲阶段为甚，为抓进度，让１９个职校统一进度，整晚都得在路上跑。他这种对工作极端热忱的精神以及为人的真诚，无疑使刚踏进社会的我受到极好的教育和启迪。１９５４年教育局召开年度教育工作总结大会，郭湘萍局长在大会上作报告，陈老师安排我到大会发言，我不敢接受，我知自己的斤两。陈老师诚恳地对我说：“怕什么？你听郭局长的报告，有什么感想就说什么。”在他鼓励下，我想这也是一次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就贸然上去。果然就出了问题。一开头我就说“我完全同意郭局长的报告”，口气好大，是上级对下级的肯定。会后我十分懊丧。陈老师拍着我的肩膀，和蔼地说：“临场发挥，内容还不错，只是开头措词不够恰当，如果‘同意’改为‘赞同’就好，没有原则问题，人总得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一席话使我如释重负，放下千斤担子似的。

陈老师在生活上也对我很关心，知道我没有家庭，居无定所，便向领导建议，让我在总工会住宿，并在工会食堂就餐。一日，陈老师找我谈话，拟调我去总工会，问我意见如何。那时的人很单纯，到哪里都是工作，我就答应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对我的提拔。开始在财务部，管职工业余学校经费开支，不久组织送我去广东省干部文艺学校学习，回来后在总工会宣传部工作，陈老师也调往报社去了。也许由于缘分所系，我们之间联系更为密切，我经常报道职工文艺活动动态，写文艺评论，经他修改后在报上刊登，他没有以老师或编辑自居，每次改稿都打电话征求意见。他还亲自写稿，工人业余歌舞团１２年的排练演出活动中，他写的报道、评论文章数不胜数。１９８９年，原工人歌舞团团员重新聚首，举行联欢活动，陈老师不仅自己参加，还邀请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著名作家王杏元参加，给与会者很大的鼓舞。事后我写了一篇文艺通讯《歌舞战斗十二春》，回顾了歌舞团１２年来下工厂、上街头、到部队演出的历程，经他润色后在《汕头日报》“韩江水”刊登。

在数十年的岁月中，无论在思想上、工作上或生活上，陈老师对我关怀备至，谆谆教导，使我受益终身。焕展老师，愿您在天堂生活快乐。

陈焕展

姓　　名： 陈焕展
笔　　名： 山村、三春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35
民　　族： 汉族

     广东潮阳人，男，1935年生，主任编辑，现在汕头特区报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历任《汕头日报》、《特区报》编辑、副总编。1948年开始写作，在全国和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和大批新闻稿，多篇作品获省奖，不少作品入选一些散文、小说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作协理事、汕头作协主席。著有散文集《韩江拾翠》、《窗口的白云》、《阳光·草地》，报告文学集《乡恋》、《群星灿烂》、《潇洒走向前》等，事迹被收入《中国文艺家传略》、《文学家辞典》等辞书。散文《窗口的白云》、《韩江拾翠》等获省、市级文学创作奖。散文《在静静的小巷里》、《份量》，《彩霞漫天》、《蔚蓝色的开拓》、《金黄色的乡恋》、《万商舰队向汪洋》等分别获省报文学创作二、三等奖和优秀征文奖。出版专集《韩江拾翠》（散文专集）、《乡恋》（报告文学集）、《窗口的白云》（散文、报告文学集）、《群星灿烂》（报告文学集）。部分作品收入《广东中短篇小说选》、《广东散文特写选》、《岭南散文八十篇》等10多个集子。辞条辑入《中国文艺家传集》。
 

陈老师，你不能走啊！

（作者不详）

今天下午五点零五分，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冰的电话，我的心不禁怦怦跳，不祥的预感骤然浮上心头。
果然，冰说，她的爸爸于四点去世了！
随后，接到董建伟的短信息：“陈总已于下午走了......唉，真是苍天不公，好人寿短！”
走了！陈焕展老师走了！
伫立窗口，遥望东方，满天是浓重的灰云，风呼啸着撕扯着窗帘，好久，好久......感觉有雨滴打到脸上，慢慢抬起手，摸到的，湿漉漉一片。
陈老师，你不能走啊！
望眼欲穿！
天地无语！
2008年4月12日

一片哀思，十分真情
作者：曹兄
　　汕头市原作协主席陈焕展老师于2008年4月12日与世长辞。博友芦林津渡4月15日到汕头参加送别会。回来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出悼念陈焕展老师的影碟。他自己在博文中写道：“从序幕 ‘沉痛悼念陈焕展同志’ 的字幕，到片末的特写镜头‘斯人远去，风范长存’的处理，我一次次地修剪、润色。在录制和回放的过程，我的眼里常常充溢着泪水。”今天，博友将他制作的《沉痛悼念陈焕展同志》的影碟放给我看。看过之后，我强烈地感受到，小小一片碟，凝聚了芦林津渡十分深厚的文友真情。

　　这片光碟的内容，有陈焕展老师告别会过程，友人前来告别悼念的场面；有陈焕展老师的生平介绍；有陈焕展老师的著述展示；还有陈焕展老师生前珍贵的录象资料。影碟尽可能多地搜索采集选编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尽可能如实地介绍陈老师的高风亮节。虽然素材有限，但点点滴滴，却高度凝聚了芦林津渡对陈焕展老师发自内心的怀念之情。

　　为了制作好这张影碟，芦林津渡几乎调动了他所学到的全部电脑技术手段。所有的影像资料，都是他一手拍摄、收集、剪辑、配音。其认真的程度，其投入的精力，其完成的速度，其产生的效果，都非一般经营性或公务性者所能达到的。他借助高科技的数码设备，力求做到图文并茂，情景交融。他娴熟地运用影视表现的技术手法，做到生前身后的连接，历史资料的采用，场面的编排，字幕的录入，背景音乐的节选，都精益求精，做到准确、自然。在这种高超表现手法的背后，分明为真情的力量所驱动。

　　真情，跨越了生死。陈老师走了，但在芦林津渡心中，他永远活着。正如另一文友老董所写：“要不是小外孙女那足以穿越时空的哀伤低泣，谁也不会相信，你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要不是听着广东省作家协会发来的唁电，谁也不愿相信，此刻我们已然是阴阳两隔。”比之古时的伯牙率琴谢知音，我认为，芦林津渡采取制碟酬知己的做法，更胜一筹。他更相信“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心灵的相通，可以跨越生死。陈老师的美德和气节会长留人间。他要通过这片影碟，让陈老师的高贵品德得到更多人的传承。

　　真情，澄滤了一切功利。陈老师的告别会，亲属并没有请求芦林津渡带DV去拍摄录像，治丧负责人也没有安排他来负责此项工作。他带DV去参加告别会，初衷只是为了保存一点资料，以作纪念。所以一开始他也只在自己所在的角落进行拍摄，还怕录像影响告别会的气氛，没有走到正面去选取较好的拍摄角度。等到他发现会场并没有专业摄影师录像之后，他才去补录了一些会场的画面。回家后，又连夜进行剪辑，并搜索寻找以往积累的历史资料，加以配套充实。还自己设计印制影碟的封面和包装，然后又自己掏钱买空白碟片来刻录印制。全过程完成后，又自己驾车将这批影碟送到汕头陈老师亲属家中，让其分发给亲友。当听到有的亲友因播放设备不配套而影响收看效果时，他又购置了几台DVD机送去。他既出力，又花钱，为的就是让陈老师的音容笑貌长留人间。在等价交换的规则已主宰越来越多领域的今天，在“人走茶凉”现象并不少见的现实面前，这种澄滤了一切功利的真情，显得更加珍贵。

　　真情，消除了差别。陈老师是专业作家，是公职人员，是城里人。芦林津渡是个农民，是业余作家，长居乡村僻野。按说，他们间有太多太多的差别。但是，在芦林津渡心中，只有真情。有了真情，职业、等级、地域等差异都化为子虚乌有。他们因文而相识，因品而相重，因情而相知。他们尤如杨慎词中江渚上的“白发渔樵”，看惯了秋月春风，相逢一壶浊酒，冷眼看成败，笑谈论古今，任由大江东逝去，只有真情留人间。

　　在平素的接触中，芦林津渡给我的印象是个不苟言笑，相对内向的人。一个年过花甲，历尽沧桑的智者。从他那长带微笑的脸上，极难观察到他的情绪波动。但这次在悼念陈焕展老师这位文坛老友上，他前前后后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变化，却让我多少有点意外。不过，在读了陈老师生前的一段话：“友谊这东西，有的会随岁月流逝，逐渐风化以至坍塌无存；有的却如海滨礁石，经过浪涛磨冼，日益圆润生辉、坚挺屹立。我常常想，我同陈致和的友谊应当属于后者吧﹖” 我就明白芦林津渡如此倾情，实属自然。从而理解了真情的力量，更感受到他那颗赤诚之心。

相交如菊
作者：陈致和 

　　陈焕展老师走了！

　　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七日），下午五点零五分，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冰的电话，我的心不禁怦怦跳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骤然袭上心头。因为冰极少给我打电话。记得是今年春节前吧，那时陈老师的病情每况愈下，令人忧心忡忡，她便跟我联系过，向我要我给陈老师拍的一张照片。现在来电，让人疑虑重重。

　　果然，噩耗传来。冰说，她的爸爸于下午四点去世了！

　　随后，接到汕头作协副主席董建伟的短信息：“陈总已于下午走了……唉，真是苍天不公，好人寿短！”

　　走了！陈焕展老师就这么走了！

　　时令是春天，暮春时节。杨梅青青如豆了。有“姑嫂鸟”从空中飞过，慢慢飞向灰蒙蒙的大南山。

　　我伫立窗口，遥望东方，满天是浓重的灰云。起风了。呼啸而来的风撕扯着窗帘。好久，好久……感觉有雨滴打到脸上，抬起沉沉的手，一摸，湿漉漉一片。

　　陈老师，你真的走了么？

　　耳边依稀有“姑嫂鸟”悠悠扬扬的啼声传来：“姑虎——姑虎——”，经久不散。这可怜的小精灵，分明知道“细姑”是永远不会回来了，却年年寻觅着。

　　我和陈老师相识相交四十余年了。无论为文或为人，他都是我学习的楷模。

　　记得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中学，因为爱好文学，很早就从报刊上熟识“陈焕展”这个名字。不但本地区的《汕头日报》，就连《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作品》等报刊也不时有他的大块文章。后来，在全国影响广泛、被誉为 “任何美丽的花朵，任何参天的大树都是由萌芽长成的”（巴金语）的《萌芽》杂志，接连刊登他的《神泉海哨》等文章，“陈焕展”在我们几个文学青年的心眼中就非同凡响了，他几乎成了我们的偶像。

　　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那是1964年的春天，与他同为《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编辑的程贤章老师，领我到永平路1号的报社去。在报社门口的走廊上，一位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青年从对面走来。程老师马上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陈焕展同志。陈焕展同志微笑着点头，伸出手，声音不高，语气舒缓，向我，也向程老师说，我们神交多时了。没有多余的语言，没有应付式的过分热情，也没有一丝一毫居高临下的傲气，一切都是那么平实，那么自然而然。有的，是兄长般的温厚，是一见如故的真诚，是亲切淳朴的笑容。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的陈老师。但第一次就注定了往后整整四十四年的历程。他的微笑，他的温厚，他的真诚，从此定格在我记忆的屏幕上，贯穿在我们交往的整个历史中。不论何时何地，不论顺境逆境，他始终如一，亲如兄长，谊兼师友，情深义重，孜孜不倦地引导我在文学的崎岖小路上摸索。

　　我们初次见面之前，由于我多次向报纸副刊投稿，跟陈老师早就有书信往返，所以陈老师才说“神交多时了”。我至今还珍藏着十几封四十多年前陈老师写给我的信。那些信，无一例外，全都是用毛笔醮了纯蓝墨水在报社的信笺上写的。字，色泽鲜亮，形体俊逸，从头到尾，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从无涂改的痕迹。当初捧读这些信，如坐春风，内心充满惊喜与感激；今日重读，犹可略窥当年陈老师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风采。那时节，我是偏僻农村一个小青年，因为梦想当作家，经常用三分钱一枚的邮票把幼稚的涂鸦寄往报刊编辑部。我非常幸运。因我一开始就遇到了程贤章和陈焕展这两位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他们不但非常认真地总是把不采用的稿子退还我，还常常不厌其烦地写信，提修改意见，说些鼓励的话。开始时，我与他们素昧平生，非亲非故，而且也不是初露尖尖角的小荷，而是个非常笨拙的农家子弟，有时写几十篇习作，也不见得有一篇可用。然而，陈老师从来不厌烦，不泼冷水，始终将憨厚的微笑挂在脸上，穷其一生，对我循循善诱。此情此谊，让我刻骨铭心！

　　在我们结识的几十年里，陈老师在他家里接待我的次数真是数不胜数。从他起初住在衣锦坊三号，到后来搬往金砂里五幢，直至前年侨迁嘉泰雅园，他的每个住处都给我留下温馨的记忆。有许多回，我到他家时，陈老师夫妇还没下班。那时他的母亲还在世，老太太总是赶快给我沏茶，且亲切地嘘寒问暖。她知书识礼。我常见她捧着书本或报纸。有几次，她还兴致勃勃地品评起我刚刚发表的作品来。她说话轻声软语，话语如小溪流，波涛不惊，潺湲柔和。陈老师的说话习惯，我看很大程度上受他母亲的熏陶。曾有人提及陈老师的“口才”时，说他“木讷”、“不擅言辞”。我看这仅是一方面。诚然，陈老师不善交际，拙于慷慨陈辞，但他说话有条不紊，思维严谨，绝无虚与委蛇、言不及义的陈辞滥调，这却是非常可贵的。“铁骑突出”，口若悬河，波澜壮阔，是一格，值得欣赏；“小弦切切”，涓涓细流，涟漪荡漾，也是一格，无可菲薄。其实，听陈老师讲话，虚心以待，就恰似听清泉叮咚流淌，不累，有愉悦感。 还想提及一件小事。我居住乡下，以前上一次城不容易。而每次上城，几乎都是陈老师留我于家中用餐。在那种勒紧腰带的年代，种田人，胃口好。每次用饭，我都发现，我的饭碗总是堆积如山。后来我知道，那是陈老师着意嘱咐夫人悄悄做的。还有一回，吃饭时，我不小心把几个饭粒弄到饭桌上，饭桌是干干净净的。依我的习惯，便用筷子把饭粒夹到碗里。事过多年，我早就忘掉了，但在一次闲谈中，陈老师却提起此事，津津乐道，对我这个小动作非常赞赏。

　　陈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还写过一件小事：“文革期间……致和频繁前来探视，见笔者坐在夹纸木板上吃饭，他回乡后就钉制四张木板凳送来，使一家大小可免席地而坐。今日，笔者搬家，家具新置，唯一张板凳不甘舍弃，盖纪念珍贵的友谊也。”区区小事，且时过境迁，而老师却念念不忘，其心地的善良忠厚，跃然纸上。

　　陈老师是一位作家、编辑，年轻时即已遐迩闻名。正如青年作家、汕头市作协副主席董建伟所说：“在汕头、乃至整个大潮汕的新闻界、文艺界，陈焕展都是一个令人心生敬意的名字。”而作家林伟光则将他誉为“潮汕文学的园丁”。我认为这都不是溢美之言。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到晚近，受其扶持奖掖的作者，可说不计其数，随口就可以念出一长串名字，如陈秉汉、赖天受、邱陶亮、侯雪莺、黄仰岳、董建伟、张一颖……他曾经向我说过五六十年代下乡采访及辅导业余创作的一些经历。那时候的“汕头专区”地盘很广，现在的梅州、潮州、揭阳，有一段时间均属汕头专署管辖。陈老师的足迹几乎遍及个每个角落，而且经常是骑着脚车下乡。他说，有一年隆冬时节，到潮州采访，为了赶任务，夜里就在业余作者李前忠腾出来的房间写东西。夜深天寒，饥肠辘辘，连一杯热水也没有，桌上有几个潮州柑，可能是李前忠特意准备的（那时几个水果也很贵重），便不客气地用来充饥。这一下可惹来麻烦。人虽不娇气，肠胃却因平时熬夜积火、吃无定时而留下隐患，一个潮州柑落肚，不一会肚子就翻江倒海，疼痛难忍，一直折腾到天亮。还有一次去饶平，坐手扶拖拉机进山区，就坐在司机旁边，小路盘山，曲曲弯弯，路面坑坑洼洼，非常颠簸，行至半途，突然间“彭”的一响，车头一扭，陈老师一个筋斗就翻滚下来……多年之后，陈老师向我讲述这惊险一幕时，还心有余悸，说差一点儿就酿成大事。
　　
　　陈老师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任劳任怨耕耘在文坛上，其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的。
　　
　　我自挤上文学的崎岖小道，便受到陈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我的所有已发表的作品，老师几乎都是第一个读者。1981年，是老师推举、介绍我加入省作家协会。我的小说集《走出雨季》出版，是他于繁忙中细心通读全稿并写了见解精到、文采斐然的长序。
　　
　　有两件小事我想值得一提。
　　
　　第一件，文化大革命后期，报纸上又登载一些文学作品了，我便又写些东西寄给陈老师，并陆续有文章见诸报端。一段时间后，陈老师好似是不经意地问我：你跟文化馆某某（以下权且以C代称）的关系怎么样？我说很正常。接着又加了一句：C一直对我很热情。我是一个业余作者，主业是种田。C是文化馆辅导业余创作的一个小干部。在我的眼里，C是公家人，是红人，是领导干部，而我是农民，是农村最底层的贱民。我不乏自知之明。我和C不在一个层面，不敢高攀上什么关系。偶尔有幸上城开业余作者会议，C习惯嘻嘻哈哈的，一副很随和，很平易近人的样子。我说他对我很热情，没错。不过我曾听人私下里说，C上窜下跳，交际颇广。陈老师为什么问我跟他的关系呢？他再没下文，我也不便寻根问底。那次临走，陈老师依然跟往常一样叮嘱我：勤练多写，有稿子就直接寄给他。事隔多年，有一次，C的一个旧同事跟我说：C不能容人。他自己拉不出屎，就忌恨他人。你知道吗？以前，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因为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绝对不能用你的作品。原来如此！我就此事求证于陈老师。陈老师笑而点头，随之说：过去的事，不要放心上。我不会放心上。但我清清楚楚记得的是，C大发“封杀令”那段时间，我的文章经陈老师之手照常发表。陈老师是冒了风险的，但他丝毫没有顾虑什么。君子之风，令人敬佩。
　　
　　还有一件，也是有关稿子的事。上世纪末，省一份刊物举办“文学擂台赛”，以市为单位组稿参赛。陈老师以市作协主席身份担任组稿小组负责人。在审定参赛作品时，我的稿子有争议。陈老师力排众议，我的稿子终于入选。作品在刊物登出来后，马上被北京的《作家文摘》转载，随后，《微型小选刊》也转载。互联网上也出现诸多“转帖”。我说这些话，有点王婆卖瓜，自吹自擂的味道，实在有违我一向为人处事的秉性，这只好请读者谅解了。我本意并非要说我这篇东西有多好，我只是想为陈老师讨个说法，说明陈老师是有主见的。陈老师绝不会无原则地偏袒我。陈老师的学识和眼力，由此也可见一斑。
　　
　　关于我和老师的交谊，老师晚年在一篇文章中曾有过叙述：“友谊这东西，有的会随岁月流逝，逐渐风化以至坍塌无存；有的却如海滨礁石，经过浪涛磨冼，日益圆润生辉、坚挺屹立。我常常想，我同陈致和的友谊应当属于后者吧?”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我去老师的家无数次，老师也来过我家，虽仅仅两次，但都是专程而来。就我所知，老师平生很少外出探亲访友。我远在乡下，能得其两度光临，实属难得。两次来我家，前后相隔27年。第一次，他从汕头坐班车至司马浦，那时交通不便，因坐不到往两英的班车，又害怕坐路边拉客的脚车不安全，只好徒步十多里路，黄昏时分才走到两英。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陈老师夫妇相伴而来，同行的还有董建伟夫妇。是董建伟开着私家车来的。关于那次造访，董建伟在悼念陈老师的文章中曾有简介：

　　“那一次，我和致和老师一起陪他看了农家，看了工厂，看了周边一些风景，尽管那时他的身体己经不是很好，行动也有些迟缓，但他还是一路兴致勃勃，并从来没有过的谈笑风生，回去不久还写了篇观感寄给我，后来发在我主编的一本地方月刊上。”

　　我想补充的是，老师此行，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得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资料。2006年12月1日那天，陈老师伉俪前来我家时，我用摄像机录了20多分钟的视频，还拍了多张照片。后来视频刻录成DVD光盘。这段视频，现在已成了陈老师生前唯一留下的生活录像。此外，陈老师追悼会上所挂的遗像，也是用我所拍的数码照片放大的。

　　陈老师一直都在关注我的创作，总是希望我多写和写好些。偶有文章发表，就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鼓励我或指明不足。当年他为我的小说集所写的序言中，对我曾寄予殷切的厚望：“陈致和正当盛年……我深信他在小说创作上将会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将会登上更高的台阶，我热切地盼望着，衷心地祝福他成功！”遗憾的是，我对不起老师，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新世纪开始以来，由于环境的变化，文章载体的多元，我的兴趣的多样化，我已经没有把业余时间主要用在文学创作上。只是在老师的不断提醒与催促下，才偶尔写一点点东西。去年年底，他已卧床不起，我去探望。他支起孱弱的身体，才坐定，就迫不及待地说，你最近发在某刊物的散文，我已经读过了，写的很美。已经病成那个样子，还那么认真地关心我的文章。我心里感到好痛苦，好过意不去啊！我急忙说，老师，现在养病最要紧，文章留着以后再看吧。他轻轻叹了一声，接着缓慢地说，现在一次无法看完，是分两次看的。这话深深震撼着我。我再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急忙转过身，用纸巾堵住涌出的泪水。

　　此次见面数月之后，老师就溘然而逝了。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挥之不去，但与老师却已隔之阴阳，永无聆听教诲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由于电话的普及和便利，我们之间的沟通已极少用书信。老师生前最后给我的一封信，是2006年10月他搬迁新居前夕写的。他担心我造访时走错路、走弯路，就把新居的方位、宅区名称、楼层、房号、甚至附近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物等等均一一写明（其实，在此之前他已打电话说过）。细心周到，处处为他人着想，这是老师一贯的性格。这封信，现在已成为我们文字交往的绝响。

　　陈老师在文艺界的业绩，自有那一本本的著作及几百万字的作品留存于世，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全国著名评论家何镇邦称道陈焕展老师的散文创作，说他“素有小秦牧之称”。潮汕知名作家、评论家郑明标则称陈老师是“深深扎根于潮汕大地的作家”，“以他出色的文学作品，与岭南许多著名作家的佳作，共同建构了当代的岭南文学的独特大厦。”这些都说得很中肯。我想提起行家关注的是，陈老师的文学创作涉及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诸方面，成就是多方面的，以往评介陈老师的文章，大凡都是注重其散文（无疑这是其强项），而其颇具特色的短篇小说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希望不要因其散文的斑斓色彩而掩蔽了其它文体的价值存在。

　　以上，我只是写出与老师交往的微不足道的点点滴滴。人已渐行渐远，旧踪渺然难再，想到他为人的真诚与品格的高洁，如今皆成既往，不禁悲情难抑，心酸不已！

　　参加老师的追悼会后，我曾在梦里见到老师。他信步走来，略显清癯的脸上，依旧和往常一样带着纯真的微笑。那是我无比熟悉的、见过无数次的微笑。四十四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带着那微笑；四十四年了，我每次见他，第一眼看到的，必定是那种微笑。老师的微笑，使我在逆境中没有丧志，在困惑中看到曙光，在冷漠中感受温暖。现在，老师永远走了。但是，老师的微笑，却镌刻在我的脑海，永不泯灭。我想，如果有天堂的话，老师一定正在天堂里，微笑着凝视亲人，凝视所有无限思念着他的人们。

　　心在，精神在。休言别。老师，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