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对“国学质疑论”的质疑
 
2006-09-10
裴毅然
   
    近年国学渐热，有“第四次浪潮”之称，复倡读经、成立国学院、大型祭孔、首届全国儒教研讨会、首届中国经学国际研讨会……在各路媒体上不时有所闪烁，确实比较热闹。一种文化现象能成气候，总是多因合力之果，必有错综复杂的现实需求与一定的价值支撑。与此同时，出现一二不同声音，亦属正常。但我对有学者提出的“国学质疑论”有所质疑，这位学者认为：“‘国学’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6月28日《文汇报·笔会》）该文对“国学”一词全面否定，倡导回到“五四”对国学的全面批判，而其所提交的支撑性证据浅而芜杂随意、似是而非。

    首先，“国学质疑论”认为“国学”概念不清所指模糊、其他国家并无“国学”称谓等，从根本上否定“国学”一词。但这仅仅是这位先生的个人感觉。应该说，“国学”一词概念清晰、范畴明确——有关中国文化典籍的学问。至于其他国家有无此类称谓并不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都不会不重视自己所创造的文化，都不会不重视自己祖宗留下的典籍，都不会自轻自贱地蔑视自己的“特色产品”，尤其是前人所创造的无法复制的文化遗产。

    文化典籍不仅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思想遗产，而且是该民族独特经验的汇集，体现了该民族独特的认知方式与价值理念，乃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只要还有一点理性，都会认识到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都会积极进行代际移交。“国学”一词本身也已成历史（如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约定俗成，简洁明确。“国学质疑论”以“国学”范畴不清、别国没有、我不喜欢等为据提出否弃此词，实在没有多少道理。该文说其他国家没有国学，不知依据何在？

    其次，国学“第四次浪潮”的掀起，确实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原因。余英时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极左思潮之所以得以扬尘，文化上缺乏保守力量的制衡，乃是重大致因之一。“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作用。中国思想的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做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这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但却始终与中国知识分子无缘。”

    “文革”后，人们终于看到“两个彻底决裂”实在太荒谬，否定了传统的一切价值，否定了历史承传的必要性，自弃长城，不要精瓷要土陶，不要机枪要梭标，一切重回周口店，走入逻辑与价值的死胡同，这才回过头来认识到继承历史的重要性。一切重起炉灶，既蠢且笨，不是抄近路，而是走了南辕北辙的远路。从这一意义上，“国学热”体现了文化价值层面的拨乱反正。既然前有极左思潮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自然就会有今天的“国学热”，即螺旋式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正说明认识之延伸、时代之进步。

    第三，从现实需求角度来看：红卫兵一代对传统文化完全断绝，他们的下一代也无法从父辈处直接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我发现，文科大学生、研究生不少人从未沾碰古书，《论语》、《孟子》、《世说新语》这些初级经典，对一些学生来说尚是难以攀越的巍巍昆仑，普及传统文化，实在任重而道远哪！从代际遗传角度，已经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有与无啊！如果能有更多的学子深入了解国学，甚或裹带三四个老外也来研究我们的国学，难道不好吗？再说了，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不继承不研究，难道还想等着人家来继承来研究吗？

    “国学质疑论”者还认为中小学生背诵点唐诗宋词、读点《诗经》选段就够了，即在投入上仅需“洒洒水啦”，同时否定研治国学的必要性。其轻贱国学的背后，耸立着轻贱历史的价值指向，将“走向明天”看得极其轻松，带着明显的偏激。至于说“国学大师”，确须慎重，一般都得身后追封——吃冷猪肉，要得到公认并不容易。随便封赠，极易引起争讼，该文在这一点上的批评是正确的。防止“国学热”中的偏差与极端，亦为学界应有之警惕。

    最后，恕我直言，“国学质疑论”者未能与时俱进，动辄以“五四”是非为是非，无据立论或偏据偏论，对“国学热”一棍子抡死，缺乏必要的理性分析，实令我无法苟同。特此商榷，多有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