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思想与宗教》一文的回答 
［ 作者：李申   ］
 
《儒家思想与宗教》（《与宗教》）一文，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六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二是“上帝鬼神‘主宰一切、全知全能、赏善罚恶’的思想是否属于儒家思想”？这两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鄙人之所以要提出六经的历史作用，目的也是要说明，其中的上帝鬼神信仰乃是儒家的基本信仰。笔者将就这两个问题做出必要的回答。

一
依笔者所知的目前国际国内关于“什么是宗教”的讨论，虽然分歧多端，但主流的意见，还是把对神的信仰作为宗教思想的核心。并且认为，有了对神的信仰，就一定要派生出其他种种所谓“宗教要素”来。在这个问题上，本人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宗教原理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何光沪先生的意见，认为“无神的宗教”是不存在的；把球迷、把共产主义也算作宗教，是不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宗教》一文所提出的问题，可说是抓住了“儒教是教非教”这个问题的要害。笔者由此想到了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儒家不信神，算什么宗教”。并且由此也进一步想到，要说明儒教是教非教，似乎没必要先对“什么是宗教”取得一致意见。因为实际上，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对于宗教的理解，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儒教是教说者，对于“什么是宗教”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根本分歧。至于把出家不出家，有无天堂、地狱说，或者是否有经常的祈祷仪式作为划分教与非教的界限，不过是就某些宗教的某些特征做了宗教的基本特征罢了。

为了说明儒家是信仰上帝鬼神的。笔者指出儒经不仅是历史文献，而是从孔子开始，到辛亥革命为止，儒家思想的基础和核心。《论语》，仅仅是孔子为学生“答疑”的记录，不是孔子思想的全部。孔子当时是私人办学，教材全由自己决定，自己不同意的可以不用作教材。当时争鸣的诸子百家中，就不是都用六经作教材。

至于说孔子是整理历史资料，“不可能用自己的观点去改动历史文献的纪录”，仅仅是推测而已，而且未必是合理的推测。相比之下，说孔子删诗，删书，损益礼制，笔削《春秋》，当是更加合理的说法。删诗而保存了“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删书而保存了“皇上帝降衷”等，说明孔子对于这些内容是相信的。

因此，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人，那么，诗、书、礼、乐中的天命鬼神思想，当然应该是他的基本信仰。在这个问题上，仅仅用子贡“不可得而闻”老师的“言性与天道”，是不可以驳倒“孔子是信上帝鬼神”这个判断的。子贡未闻，未必是老师不言；老师不言，也未必是老师不信。

不少人都援引《尚书》中的“天不可信”，作为孔子不信上帝鬼神的依据。这种理解是不对的。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的解释是：

天不可信，无德则去之，是其不可信也。

这和“天命靡常”、“皇天无亲”都是一个意思。只是说，德行是取得天命的基本条件，而不是说不信上帝鬼神。据笔者所知，这样的解释也是历代儒者的基本解释，笔者还未发现过不同的解释。在明代作为国家考试标准教材的《书集传》中，在清代作为教育皇帝的教材《日讲书经讲义》中，在钦定的、集大成的《钦定书经传说彙纂》中，在这些影响着一代甚至数代儒者思想的著作中，以及现存的苏轼、吕祖谦以及后来儒者们的传注中，笔者也没有发现第二种解释。

其实对于这一句话，也不应有第二种解释，因为它的全文是“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读者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标点。但无论如何标点，都不应把这句话理解为“不信上帝鬼神”。

笔者这里先要说明，“钦定书经传说彙纂”中的“传说”，指的是过去对《尚书》的解释，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传说”。

二
儒家与儒经的关系，不是个观点问题，而是个已经发生的、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事实。“经”的意思，就是说其中的话乃是绝对真理，是神的意志。这一点，和基督教《新、旧约》（顺便建议，今后学术界最好将基督教的经正名为《新、旧约》，因为中国古代所说的“圣经”，乃是指六经而言），和佛经，都是一样的。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些疑经的思潮，其所疑也仅限于个别内容。从整体上怀疑儒经真理性的儒者，儒术独尊以后一个也没有。

说明这一点的有力证据，是从汉代起，国家立学官，设五经博士。其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官吏，类似现在的干部学校。学生们只有精通儒经，或者精通其一，才能作官。隋唐以后行科举，儒经是考试的基本内容。当时的国家就这样把儒经的思想贯彻到了每一个儒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违背。“离经叛道”一词，乃是对违背者的严厉指责。其严重程度，笔者估计和现在的“思想反动”大体相当。

也就是说，独尊儒术以后的国家教育中，学生读经，并不是在读历史资料，虽然也有人说过一句“六经皆史”；而是把经当做修身、治国的指导原则。

再看独尊儒术以后的儒者们的著作，其传注就是对儒经的注释。所谓“子书”，则是对儒经的发挥。即使在那比较自由的发挥思想的文集中，儒经仍然是作者思想绕以旋转的核心。这一点，每个有关的研究者只要认真想一想就会明白。

《与宗教》一文指出《礼记》中夏商周三代对天命、鬼神的态度不同，然后说道：“有哪个学派能够同时把上述两种不同的思想观点，都当成自己‘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呢？！”其实在这里，更正确的发问应该是：“有哪个学派没有把天命鬼神的思想作为自己信仰的基础和出发点呢？”因为该文所指出的所谓“不同的思想观点”，仅仅是夏商周三代礼制对待鬼神的不同做法而已。诚如该文作者所说，礼是不断变化的。商周对于夏商有损益，此后的汉唐宋明，也不断有损益。这也只是礼待鬼神的做法不同。但要礼待鬼神，则完全一致。而且，观点可以争论，礼是国家所定，必须执行。所以，“有哪个学派能够不把天命鬼神信仰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和出发点呢”？

《与宗教》文中经常提到朱熹，并且特意提到朱对于《诗经》“文王陟降”的解释：“若道真有个文王上上下下则不可”。不过依笔者的意见，要说明朱熹对“文王陟降”这一段的解释，若能直接引用朱熹的《诗经集传》则更好些：

此章言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虽自后稷始封，千有余年，而其受天命，则自今始也。……

盖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无时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孙蒙其福泽，而君有天下也。（朱熹《诗经集传》卷六）

《与宗教》一文作者认为“孔子及朱熹等儒家学者对上帝鬼神的见解，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是对的。“若道真有个文王上上下下则不可”，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不过这种变化只是把人神同形论变为人神不同形，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说得白一些，就是变化的只是想像中的鬼神的形象，不是鬼神的有无。过去人们认为鬼神和人的形象一样，说文王上下就是有个文王在上下。其实，上下的只是文王的灵魂（“神”）。灵魂，并非具有文王的形象。如此而已。但神还是神，它存在着，它在上帝左右。并且因为它的缘故，周家新接受了天命。

与此相关的，是孟子、朱熹关于天命的见解，在这里也看得很明白，天命就是上帝之命。至于上帝是“谆谆然命之”，还是听其自然，还是通过民心之向背，只不过形式不同，但并未改变君、师是上帝所命，辅佐上帝以治理天下的宗教信仰。还有程颐说“皇天震怒”、“福善祸淫”，并“不是有人在上震怒”，也仅仅是鬼神观念的变化，并不是改变了对上帝鬼神的信仰。

三
《与宗教》一文道：“按照儒家观点，对于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伦理道德的修养的途径，才可能避免祸患而得到幸福；治理国家，需要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才可能求得太平；用牺牲玉帛的办法不可能求得福祉。”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这只是说明神灵不再仅以祭品多少和质量高低来决定降福降祸，但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与宗教》一文提到程颐、朱熹，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修养吧。程颐说：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程氏遗书》卷一）

为什么如此？因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同上）至于朱熹，其《敬斋箴》是著名的修养原则。其开首道：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

“对越上帝”，就是程氏的“对越在天”。

是的，儒者确实把修德作为获福的基本手段。但修德之所以能够获福，因为现在的上帝是个崇德的上帝，不是根据礼品多少来决定降福降祸的贪官型的上帝。所以在修德时，就要像面对上帝一样。

程颐、朱熹都是一代儒宗。他们的思想，不仅表示着自己的虔诚，也影响着一代儒者。儒者们对上帝是如此虔诚，那么，是否只是墨家的上帝能够赏善罚恶，儒教的上帝不能赏善罚恶，我想就不必多说了吧。这里要顺便说一句的是，今天人们多以为“上帝”是基督教的。其实，“上帝”是中国儒教的。利玛窦来华，把GOD译为上帝，在基督教世界并不是普遍赞成的。

《与宗教》一文引用了梁潄溟的意见，说明儒教不是宗教。其实这种意见，不引也罢。上百年来，中国学界几乎都是这样的意见。笔者所面对的，也就是这样的意见。梁氏既非此说的发明者，也非此说的代表人物。笔者在此处要补充的是，在1902年梁启超首先提出儒教非教之前，尚无儒者否定儒教是教。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张之洞的《劝学篇》，戊戌变法后由湖南儒者编辑的《翼教丛篇》，以及由张之洞等主持制订的、由当时国家批准的《学务纲要》（其要点载《清史稿·选举志》）。

一般说来，证明一件事的无，比证明一件事的有，要困难得多。尽管如此，对于儒教是教非教问题，也不是一篇或数篇论文所能解决的。于是笔者撰写了《中国儒教史》，企望以近150万字之篇幅，较为详细地披露有关材料，以便让读者多了解一些为什么说儒者们是信神的，是如何信神的。而由信神出发，又发展出了一系列什么样的宗教设施。即或如此，笔者仍然感到，近一百五十万字的篇幅，比起它要担负的任务，还是显得太短。由此也想到另一面，假使想以一两件寻章摘句，就证明朱熹是否定天命鬼神信仰的，或者儒家是不信天命鬼神的，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笔者对《与宗教》一文作者的忠告，并希望得到该文作者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