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关于慈善与感恩

邵建：道德上纲别忘了人之常情

　　襄樊市五名贫困大学生受了资助却没有对资助人说过一声谢，一年后资助他们的女企业家表示“不愿意再资助无情贫困生”。这件事的过错方非常明显，就是那五名大学生。但，网络和纸媒上有一些凌厉的批评者，不但把谴责指向资助人，而且一味地道德上纲，以至于让人看不下去。

　　《中国经济时报》有署名文章“附加道德要挟的慈善，难称真的慈善”，这是一篇典型的道德酷评文字。不仅资助者在这篇文章中变成了“道德要挟”，而且她们还被指责为“为富假仁”。另外也有评论意思类同，比如这个题目“慈善不能成为精神索取”。从现有的报道看，我没看出资助者有什么道德要挟和精神索取。如果我们能以平常心看待此事，她们所需要的并非“感恩”，而更可能是“感谢”。严格地说，这种表述属于诛心，但，其心可诛，盖出于一种“同情之理解”。同情在于能够推己及人。设若我是一位资助者，一年下来连个谢都听不到，我也会心凉。我甚至会这样想，扔一枚石子到水里，还能听到叮咚一声呢。我相信这是人之常情。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好大张挞伐的呢。希望听到谢，谈不上精神索取，不过是一种精神安慰。这种安慰对资助者来讲应该是必要的，至少可以是他继续资助下去的精神动源。至于道德要挟，更是上纲。要挟别人感恩，自己并无得益。说到底还是希图一种心理回报似的满足，感谢也就足矣。如此微薄心理，与要挟何干，怎能扣上如此道德高帽？

　　当然，资助者受到批评主要是因为她们停止了资助。这种停止被视为“过错”。资助与否，是私人的事，轮不到我们这些非资助者说三道四。如果要说过错，也还是那五个学生，看不出这些资助者错在那里，相反我认为她们做得不错。一个大学生接受了别人的赞助，结果连起码的文明礼貌都没有，连一个“谢”字都不会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贫困”？有位女学生出来回应：“没有给企业家写信，并不表示我冷漠，只是我不习惯这样的方式……”礼尚往来，连写信道谢的方式都不习惯，那你习惯的是什么呢？今年春节期间和朋友喝茶聊天，其中一位讲到他女儿为一篇作文为难，那文章是要记叙一件使自己感动的事，难就难在他女儿找不到这样的事。我们由此议论开去，记得当时的疑问是，这代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还会不会感动？延及这里，会感动就要学会感谢(可惜从家庭到学校以及社会都没有教他们)。不会感谢说不定他们就不会感动，或许他们还认为赞助是理所应当。不管出于哪一点，我认为停止对他们的资助除了是资助者的权利外，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也许就应该让他们接受一点类似的挫折教育。

　　资助人不是道德圣人，只是平常人，她们感受到对方冷漠便终止资助。这不是法律合同，谈不上违约，当然也不够完美，至少是有欠宽容，但却不需要接受舆论上那么严厉的指控。可是，批判的声音从“道德要挟”到“为富假仁”，一路上纲。比如“‘为富假仁’者以施舍自骄，乃至诱他人乞怜献媚，实已几近羞辱。正如在对社会道德风尚的破坏方面，‘伪君子’要比‘真小人’的危害大很多一样。”资助者俨然成了社会风尚的破坏者，这样的话语对资助者来说难道不是严重的“道德伤害”(私以为报纸编辑把这样的言论发表出来，是不够负责任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资助者还有过实质性的资助，而谴责者却很可能一毛未拔。难道真是做的不如说的。我不知道说话者哪来的道德资格，可以让他假道德的名义肆虐别人。在公共舆论中，不妨把所有的人都当平常人看。平常人当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道德不足，对此也并非不可以批评，但不能道德上纲。道德高调如果需要，也是用来“尽己”，不能用来“责人”，更不能把它当棍子打人。可是，我们看到的是，道德高调一旦出台，几乎就是一根打人的棍子。如果说那几位大学生表现出来的道德贫困还不难通过教育来改善，那么像刚才这种对平常人构成人格伤害的道德上纲，还真的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种道德恶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