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非评论：联防队员强奸了谁？
新闻背景：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一个瘦弱女人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瑟瑟发抖，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床下还有一大摊血迹。忽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挥舞双手，嚎啕大哭。一有陌生人靠近，她就呼天抢地，狠狠地用头撞墙，似乎感受不到疼痛。
29岁的王娟(化名)近乎精神失常，半个月来不吃不喝，还数次试图割腕自杀。10月23日晚上，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她的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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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有劣迹的联防队员？
民宅内，女子被基层联防队员杨喜利施暴、强奸，发生于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这起事件令人发指。杨喜利闯民宅强奸妇女等犯罪事实确凿，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裁决与惩罚。但需要承担责任的只有杨喜利吗？
据当地一位知情人士介绍，2004年，杨喜利因抢劫被判刑三年，此后，又因打架斗殴多次被拘留。如果当地有关部门在招聘联防队员时，能够认真审查报名者条件，杨喜利这种人就不会当联防队员。
如果不是联防队给了杨喜利这样的职权，他怎敢这么恣意妄为？如果不是联防队没有加强自身队伍的管理，他怎敢和其他联防队员共同作恶？当地联防队极力撇清与杨武的关系。联防队能撇得清干系？请当地联防队不妨自查一番，还有多少有劣势的联防队员混迹其间？他们是怎么被招进来的？有些地方的领导崇尚“以黑治黑、以暴制暴”，故意让一些有过劣迹甚至坐过牢的人员来担任联防队员，给他们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这样的事例还有多少？
我们都是“最窝囊的丈夫”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了大多数网民评论杨武的态度。哀自然源于同情他的遭遇，怒斥杨武则是很容易做出的一个反应。躲在杂物间，“坐视”妻子被强暴，1小时后才报警。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担心报复，杨武果真去西乡派出所要求民警销案。结果被民警骂了回来。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但人们将矛头对准杨武，是否也有一个道德快感宣泄的因素在内？这一起事件该追问的人太多，目光盯着杨武的懦弱不放的人，可曾想过，他也是受害者？
如果真要说窝囊，我们何尝不是“最窝囊的丈夫”。这一起事件，指责杨武的懦弱固然“一贯正确”。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你上有老母，下有孩子，如果你曾多次被殴打，店多次被砸，如果你总是生活于被欺凌的环境中，如果你孤立无援，如果你独自面对披着合法权力外衣的罪恶之手，如果你曾有过“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绝望，你就能感受到杨武懦弱背后的内心的挣扎与痛感，这是整个社会的耻辱，却要他一个人承担骂名，无异于在他伤口上撒上一把盐！
联防体制，你OUT了
根据治保委员会工作的规定，治安联防队是一种群众性的自防、自治组织、是预防、制止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辅助力量。联防队的一切活动均置于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公安机关指导之下。
不可否认，治安联防制度多年来作为群防群治的法宝，为各地维护治安起到的作用。但是因为缺乏执法主体资格，联防队日常运作无法可依，入行门槛低、队员素质参差、权责不清甚至有权无责，有些治安员队伍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在社会转型的当下，公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社会风险危机凸显。只有政府回归公共职能本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以经过专业训练的警察执法，不将执法权随意“转让”，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对治安的要求。
一位公安系统内部人士在总结治安联防的问题时认为，本来警察是执法主体，但不少地方的执法者却把执法权有意无意地“转让”给了治安联防队。“很多队员缺乏起码法律知识、未经严格培训，往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等无师自通，久而久之，不但维护不了社会治安，反而成为不稳定因素。”可谓一语中的。
外来人口为什么不可以享受警察服务？
警力不足是长期困扰中国社会治安的重要问题。按照警力和人口比，中国是万分之十一到十二，而国际平均数字是万分之三十。而沿海尤其广东等地，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警力更加捉襟见肘。面对这一状况，各地首先想到的不是补充警力，而是通过向社会招收联防队员的方式解决。基本上，外来人口日常面对的都是治安联防队员，很难享受到警察服务。
杨喜利闯入民宅，施暴现场离警务室仅仅十米，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也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注脚。“他（杨喜利）说自己是联防队员，每天跟警察在一起，跟警察是铁哥们，我担心报警没用。再加上我还要在这里打工生活，只能忍气吞声，不然会被猛烈报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杨武的担心，必然有其长期生活经验支撑。在此，我们要问，警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外来人员距离警察服务，仅仅10米却无法享受到。是因为他们没纳税？还是因为警察不在服务区？
警民一家才是治安之本
有“社区警务之父”的约翰逊?安德逊曾把警察比作一棵大树。他解释说，近代以来先后经历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现代化警务革命，都只是想让这棵树长高，却忽略了树离养育它的土壤越来越疏远。警务这棵树要想长好，必然要求它的根扎得更深。而警务的根，就在街区、社区，就在普通公众中间。
公众安全感的强弱，既取决于公众的见警率，即警察能否时刻出现或存在于公众的身边，同时也在于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度，即公众相信遇到危险，警察会随时出现并加以保护。因此，如何使“警力下沉”，让警察回归街区、社区，已是当务之急，只有将防、管、控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街区、社区；只有身处街区、社区的警察真正负起职责，立警为民、执法为民；只有警为民执法，民信任警，形成良性互动，才能真正达到“警民鱼水情，好比一家亲”，才是维护治安的根本之道。
民生问题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
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最根本的着力点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突出的民生问题。只有坚持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的奋斗目标，才能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
治安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治安，要从社会管理、社会发展的视角加以打量，才能看得更清晰。只有坚持民生导向发展之路，致力于分好蛋糕，让民众获得体面的生活和有尊严的工作，着力保护和改善弱者的生存生态，才能真正化解社会矛盾。换句话说，只有民生，才是最好的灭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