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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本坛编辑
--  发布时间:2006-09-01 19:52:07
--  [转帖]“傻根”知识分子募捐事件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周末

  “傻根”知识分子募捐事件

  本报记者 石 岩

  8月23日下午,费冰消走在重庆的人流中,戴着钓鱼人戴的斗笠。

  斗笠外表面银灰色,内表面藕荷色,像一柄小一号的遮阳伞,用一根线绳系在颌下。
 
 
 
在白花花的熙来攘往的马路上,十个从费冰消身边走过的人,九个对她的打扮侧目,有人还笑出声来。

  在车站转车的时候,扩音器正字正腔圆地告诫南来北往的乘客:防拐帮、骗帮,尤其提防纠缠不放的乞讨者和过于热心的陌生人。

  从6月19日开始,费冰消每日“纠缠不放”和“过于热心”地奔走,做的事情正是向陌生人募捐,为了给得白血病的学生募集50万元治疗费。

  她的碎发从斗笠下一丛一缕地披散开来。熟人们说,她就像一条章鱼,四处伸着腕足,伸遍国内,伸向海外,扰得人们耳根不宁,良心不安。

  名人壁

  “我告诉你,你打错了啊!”

  8月23日上午,蹭到重庆一位朋友住的宾馆里,费冰消掏出了一叠B5复印纸,上面印着的近400个电话号码,算得上内地文艺界名人的半个大黄页——从新鲜出炉的超女、演艺圈的中老年长青树、电视台的主播、刑侦反腐电视剧的编剧,到当红的电视文化名人,无所不包。

  费冰消把电话号码一页一页翻过,口中念念点有词:吕丽萍好像很善良。田震可以试试,挺有个性的。撒贝宁是学法律的,也试试。赵本山很好玩。黄安我很喜欢,宋祖英、刀郎……

  “行”的电话号码旁被打上红色的对勾,挑选的标准是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除了是否面善,本人或者家属得过癌症的明星和四川籍的明星又是上上选。挑出一批号码之后,费冰消喝了一口止咳糖浆,调整一下呼吸,她决定先给最熟悉的明星打电话,作为热身。

  看了看表,上午十点钟。“赵本山该起了,老头子不爱睡懒觉”,她自言自语。然而两个手机号都是空号,又打到家里,保姆被找“赵本山大叔”的糯糯“川普(四川普通话)”吓了一跳,待听清来电意图之后,说赵本山在云南拍戏,然后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打给“吕姐姐”的电话被转到了移动秘书台,表达对“吕姐姐”喜爱之情的话才说了一半,就被接线员掐断:“我不是她本人,你有事说事。”之后,接线员运指如飞,噼哩啪啦地记下了费冰消283字的短信留言,“我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以我的生命发誓,我现在说的都是真的……如果‘吕姐姐’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可以打114查询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

  跟以往类似,这个上午又是出师不利。一口气打了7个电话,要么关机要么“无人接听”,仅有的两次通话机会是上面跟“赵本山”家的保姆和“吕丽萍”的移动秘书。

  一个都没成功,费冰消却吁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稍后再尝试了。她总结失败原因,下午两点之前不该给明星打电话,“上午给他们打,他们睡晨觉,中午给他们打,他们睡午觉。”

  从7月30日给张纪中打求助电话算起,这是费冰消给名人打电话募捐的第25天。如果算上之前的种种求助招数,费冰消的募捐生活从6月19日就开始了。“名人”是她穷尽了其他一切能想到的社会救助方式之后的选择。

  对于这位32岁的大学法理学讲师来说,联络名人是一个需要不断克服尴尬和受挫心理,从头学起的事情。最初,不管对方是移动秘书台、保姆、经纪人、秘书还是明星本人,不管对方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还是在灯红酒绿的嘈杂之中,她都急迫地把她学生的病情、需要50万、生命的尊严、宇宙间的道、基督徒的誓言……一股脑倾泻。

  后来,她学会了以这样的方式自报家门:“我是你的一个朋友介绍来的,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情……”以“合作”而不是以“求救开头”,别人听完的耐心会大一些。最基本的是,“不能说得太流利,否则人家一听就想:又一个骗子来了。”

  8月23日晚上,费冰消收获颇丰。除了“余秋雨”“在通话中”,“赵薇”是空号,“田壮壮”转全球呼之外,打出去的10个电话居然通了大半。

  号称“王志文”的电话铃响了很久,在费冰消要挂断电话的时候通了。慌乱之中,费冰消管听筒那边人叫“王老师”。她说她喜欢看“王老师”演的那些古灵精怪的片子。电话那端“王老师”考费老师看过他的什么片子,费老师一时语塞,努力在记忆中打捞,说:“中国要得诺贝尔奖那个……还有《蓝色生死恋》……”

  “韦唯”的电话是一个满嘴京片子的男士接的:“你这电话是网上找的吧,我告儿你,你打错了啊!”

  电视里刚刚演过的《重庆棒棒军》让费冰消记住了重庆籍演员赵亮。两个重庆人操着川音在电话里奇妙地对接上了。

  “赵亮哥哥,我是一个重庆女孩,我是你的老乡。我打这个电话给你,我有一个荒谬的请求。我看过你演的《重庆棒棒军》,我觉得你傻呼呼(fufu)的,像‘傻根’一样。我也是一个很‘傻根’的人。”

  电话那边的赵亮居然乐呵呵地说:“对头,对头。”

  费冰消得到了鼓励,答录机一般把学生患白血病需要50万手术费,无奈向名人募捐,已获得张纪中5.6万捐款背诵出来,之后又飞快地补充:“你不要紧张,不是喊你捐钱。”紧接着交代《重庆商报》报道过张纪中捐款的事情,她现在只是希望更多名人参与进来,哪怕给病人打个电话也是好的。

  那边爽快地答应:“要得嘛!”并让费冰消把《重庆商报》的标题短信给他,他要上网查查看。

  这个短短3分钟的电话显然是一次让人振奋的交流。在生与死的角逐中,任何一点进展都让她欣喜若狂。又是一大口糖浆下肚,费冰消的脸颊上慢慢洇出红晕,黑眉毛和黑眼睛亮晶晶的,体态微胖的她裹着一件宽大的睡袍,简直有些手舞足蹈。

  熟人壁

  “你是来找我们捐钱的吗?”

  现在费冰消有意回避跟熟人见面的机会。

  “就像80年代见面的时候问‘吃饭了没有’,90年代见面的时候,问‘离婚了没有’?我怕别人以为我跟他们见面是想问‘捐款了没有’。”

  整个夏天,费冰消身处一团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相当微妙的尴尬之中。生死角逐是从6月19日开始的, 尴尬也从那一天开始。

  那天,费冰消想去晨跑,一出宿舍门就碰到一个“凶信”,同事籍敏敏心急火燎地告诉费冰消,自己的学生周芬芬得了白血病,家里很穷,东拼西凑只凑到1500块钱,她这个班主任只好先去找学校借钱。

  “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血疑》突然降临到平静的生活里。”费冰消的心一沉。她建议组织一次法律系大一的紧急年级会。她也是法律系大一年级的一个班主任。

  上午10点,130余名学生被召集在一起。籍敏敏简略交代了周芬芬的处境后,费冰消以“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为主题发表了热血沸腾的演说,接着在讲台上指挥若定:每个人都做好为芬芬献血、捐献骨髓的准备;能找媒体的同学尽快去找媒体;班干部去申请募捐;另外的同学尽快准备好捐款箱和宣传标语……

  分派完毕,费冰消当即掏出两百块钱,撂在讲台上的时候,籍敏敏一愣。

  恰在这时,另一位班主任赶到了,籍敏敏马上对他宣布:你要捐200!我们两个都捐了200!班主任说:我就不捐200。籍敏敏说:你非得捐200……

  中午时分,捐献地点从班会会场转移到办公楼前。费冰消和十几名学生站在募捐箱边。费冰消像往常一样,跟走出办公楼的同事打招呼,同事们向她笑一下,点点头,就远远地走开了。学生们有些着急,把捐款箱抱上老师们回家的班车,在座位间巡回“化布施”,结果只收到几份从5块、10块到几十不等的捐款。

  在法理课的课堂上讲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学生辩论小猫小狗究竟有没有人的尊严,期末考试不用背书却让学生论述安乐死的募捐领袖费冰消,从同事那里听到这样的劝诫:

  “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慈善机构。”

  “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不是募捐。”

  “这种事情每个学校经常遇到,人命么。”

  7月11日,无计可施的费冰消决定转战自己的家乡重庆。“就像一个伤兵,带着受伤的孩子回到了家。”她这样形容一头扎进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感觉。

  费冰消起草的求助信被张贴在法大的网络社区“西政公社”上,迅速成为热帖。十几天的时间里,知名不知名的网友募集了1.6万块钱捐款。

  很多事情让费冰消感动。一位患癌症的老教授给周芬芬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一种治疗癌症的中药药方。

  但尴尬也随之而来。师妹刘海燕在“西政公社”上看到费冰消的求助信,她因自己尚需申请助学贷款,无力捐助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

  一天费冰消走进母校教室,想上一会自习。熟识的师弟师妹纷纷抬头,噼哩啪啦地鼓掌,有人冷不丁地问:你是来找我们捐钱的吗?

 


--  作者:本坛编辑
--  发布时间:2006-09-01 19: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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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壁

  “我们没有针对个人的救助项目,我们只针对群体。”

  不管费冰消的募捐是否成为熟人的道德压力,在西政,求助信毕竟激起了不小涟漪。
 
 
 
相比之下,发到其它地方的求助信简直像滚落到沙土地的水滴。

  还在江西赣州的时候,费冰消和学生们在情急之下,给他们能想到的一切机构发求助信——欧盟基金会、《华盛顿邮报》、香港基督教会以及内地的慈善机构……

  发给欧盟基金和《华盛顿邮报》之后杳无音信,费冰消才意识到,她的SOS信息别人可能根本看不懂,因为她发的是中文版本。英文后来倒是加上了,不知为什么又基本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几个在当地媒体实习的大四学生尝试联系本省的几家报纸,被告知,白血病算不上新闻,如果没有其他新闻点的话,媒体很难报道。只有当地电台的“绝对意外”栏目愿意为周芬芬做一期专题节目,但要求家属把病情突然告诉周芬芬。“他们说那样才有戏剧性。”家属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且按照电台的要求准备了好几段台词。然而,节目播出之后,没得到任何反馈。

  暑假期间,学生们白天到单位实习,晚上去搜索名人博客,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周笔畅……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爱好特长,把能想到的名字试了个遍。博客上留的电子邮件地址都会收到一封求助信。

  费冰消以西南政法大学为圆点,向目力所及的司法界、学术界名人发求助邮件。求助信像漂流瓶中的小纸条一样,在半熟人组成的学术圈子里传递。

  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位短期访问学者捐献了500元,他在电子邮件中委婉地提醒从没见过面的费冰消:病人需要的50万,不可能这样几十几百地凑起来。

  7月下旬,费冰消从另一个“军师”那里得了个主意:学术名人难以引起社会关注,还是得找社会名人。一旦社会名人参与其中,不管捐款与否,都容易成为媒体事件,成为媒体事件之后,才有可能获得大额的捐助……这个主意来自在西政新闻专业的一个研究生。

  费冰消觉得有理,但是名人在哪里呢?按照博客上的电子地址发过去的邮件封封杳无音信。

  一番搜肠刮肚之后,费冰消想起了一个儿时的伙伴,她现在是一家都市报的娱乐记者。

  对方直接了当地回绝了费冰消要明星电话的请求:“传出去,我就别想当娱记了!再说,给你,你也没用,人家一接电话就知道是来要钱的,没人会搭理你。”

  7月30日晚上,朋友终于架不住费冰消在QQ上死缠烂打,随便给了5个号码。“她的意思是让我试试,我就死心了。”费冰消说。

  5个号码依次拨过去。一个空号,一个无人接听,另外两个号码的主人听到“白血病”、“50万”、“募捐”,冷静地说了一句“你打错了”,挂断电话。第5个号码拨通的时候,费冰消已经沮丧到了极点,她甚至忘了跟电话那头的张纪中寒暄,上来就说:有件事你爱信不信,爱帮不帮,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许是这个开场白太古怪,张纪中耐心听费冰消把话讲完,并以不可思议的爽利答应给周芬芬打电话,他本人捐助2万,并会动员《鹿鼎记》剧组。在电话里,他甚至没有稍微求证下事情的真伪。

  费冰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网吧回家的路上,她边走边发短信向熟人报喜,一不留神掉进路边的排水沟,损失了一双凉鞋,磕青了两条大腿。

  8月1日,张纪中的侠义相助成为重庆、江西两地都市报上的新闻。尝到甜头的费冰消以“用完之后立刻烧掉”为条件,从娱记朋友那里缠磨来更多的电话号码。但是,她期望的晕圈效应就并未因此出现。“报纸出来之后,在本地没有捐到一分钱。”

  骚扰机

  “我觉得我没干应该干的事。”

  报纸产生的晕圈效应是,让费冰消从小范围的“骚扰机”变成众所周知的“骚扰机”。

  “向名人求助是想通过舆论向名人施加,将名人搬上前台,有点强人所难的味道。”江西的都市报在近两千字的后续报道中,引用了南昌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对费冰消向名人募捐事件的看法。

  在那些报道中名人们是这样出现的:“连日来,她发动几名学生一起不断地给李嘉诚、张纪中、周笔畅、那英等名人以及全国法学界知名人士发出邮件,请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报上那条短短的评价像火星一样,迅速引发了西南政法大学“西政公社”论坛的讨论。

  “如果有人在街上持凶抢劫。10个围观的人都没有出手相救,其中1个人是散打冠军。这个散打冠军是不是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的谴责?当人们对他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降低了对其他人的道德要求?”雷译问身边的同学,“是不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周星驰电影《功夫》的一句台词。

  作为“西政公社”上为周芬芬募捐的版主,雷译曾要求费冰消提供证明周芬芬病情的诊断材料、受捐助人的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还希望受捐助方能成立一个组织代周芬芬管理善款。“每个捐助者都希望他们的钱真的花在救助对象的身上。”言谈之间,1981年出生的雷译姿势老成地一根接一根地吧嗒着“天地”牌香烟。

  “现在社会上的捐款太多了,都有审美疲劳了。”他和身边同学很理解名人的尴尬。“我们都是小人物,捐不捐款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捐完就完了。而我们做这件事的成本又很低。我们相信自己的同学,就不用去核实事情的真伪。而名人呢?有10个人向你求助,9个你都帮了,第10个你是帮还是不帮?如果你不帮,别人会怎么说你?如果你帮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费冰消觉得他的诘问有理。但她没有更好的办法。给名人打电话仍旧是她生活里最重要、最有指望的事情。

  费冰消的黑色皮革书包里装着治疗咽炎的药、揉成一团一蛋的零钱、车票和包成一卷的替洗衣服、洗漱用品。跟几百个电话号码放在一起的是两页纸的论文书目。她希望在城市里四处乱撞的时候如果碰到书店,可以进去翻翻书。但暑假快过去了,她的愿望一次也没实现过。到北京上新东方、为考博备战、写论文的计划全都成了泡影。每次看到论文题目她都难受,“我觉得我没干应该干的事”。

  生死门

  泪水在脸上横流的时候,她告诉自己:哭且哭,走且走。

  8月6日,费冰消以居士(佛教的俗家弟子)的身份向她敬重的高僧求助。想请法师能不能帮助在国内佛教界呼吁一下。

  高僧已经九十岁了,他从俗的侄儿打点庙里的大事小情。费冰消在高僧的办公桌前讲述,高僧微笑颔首。在另一边埋头理账的侄儿不时抬头,不耐烦地点评两句:

  “这么说,你是到和尚庙里化缘来了?”

  “江西的事跟重庆有什么关系?中国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法师管不来的。”

  “庙里正在装修,本来香火就少,没钱给你。”

  一名居士绕到费冰消背后,使劲地扯她的后衣襟:“你快走吧,中国这么大,这种事多的很,谁知道是真的假的。”

  “法师耳朵不好。只有凑到他耳边他才听得清楚。”她觉得法师一直向她慈悲的笑,“他们说他身体不好不让我打搅,可我觉得除了聋一点,他的身体好得很。”

  走出庙门的时候,费冰消想到那句“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打转的泪水一下子滚出眼眶。

  费冰消的书包里有一张佛教的皈依证和一张重庆孔子协会的会员证,除此之外,她还是耶稣和庄子的信徒。佛教的慈悲心、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基督教“生命树和智慧树”的隐喻、道家的自由不羁奇妙的混合在她的身上。泪水在脸上横流的时候,她告诉自己:哭且哭,走且走。

  费冰消爱跟很多人讲述她初三的那个夜晚。

  她的家在重庆北碚乡下的一座石桥边。桥上是一条成90度急转弯的公路,一辆8吨重的拉棉花的卡车在急转弯的时候失灵,从桥上跌落,与下面一列火车相撞。地震一样的声音把全村的人惊醒。卡车和棉花燃起熊熊大火。从小就有些胆大特异之处的费冰消守在受难司机身边。司机慢慢苏醒,他向费冰消说起了他的家乡和妻子儿女,弥留之际,他告诉费冰消:“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

  这句话从那时起便印在费冰消的脑子里。

  7月份从江西回重庆的时候,费冰消对自己是否能募集到捐款并无把握。她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不能成功地救助芬芬,至少也要让她明白死的尊严。

  在病房里,费冰消第一次把周芬芬的名字和课堂上那个眼神专注,总喜欢坐在前面几排,但是绝不坐在中间的小姑娘对上号。期末布置的关于安乐死的论文,她是写得最出色的一个。

  她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看到别人为女儿募捐,就要下跪感谢。每到这时候,病榻上的女孩用恬静的笑容掩盖一闪而过的尴尬。

  8月15日,周芬芬给所有向她提供帮助的人写了一封感谢信。千余字的篇幅里充满了叹号。“人生本就是一场戏,我只是戏里的一个小角色”,信里说。

  不过费冰消总是记得在江西见她那次,19岁的女孩因为吸吮同学带给她的一根棒棒糖,牙龈出血不止。她带着口罩安静听完老师的死亡教育。告别的时候,死死抓住老师的手。

  (记者后记:犹豫之后,费老师决定用个化名:费冰消。理由是:如果用了真名,全国的白血病人都来找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