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工子女的心里话
一台春晚，留给我的感动是民工子弟的《心里话》。
感动于“我们也是中国的娃，祖国的花”为什么差别却那么大，当他们的父母为城市的美容、城市的繁荣贡献力量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们却在简陋的教室里读书，却要在因为不符合办学条件的借口下“关闭”的危险，然而他们依然在努力，因为他们内心里有“我爱我的北京，我爱我的国家”那朴实的话语、真诚的眼神，能否让那些遵循僵化教条的官员们感动，为他们改善办学条件，而不是关闭民工小学。（摘自四季梧桐文章）

附：《心里话》
昨天，有人要问我是谁
我总不愿回答
因为我怕
我怕被城里的孩子笑话
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
一路鸣着喇叭
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
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
一路都不说话
埋头蹬着板车裤腿沾满泥巴

我们的校园很简陋
却要经常被迫搬家
我们的操场很小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教室很暗
灯光只有几瓦
我们的椅子很旧
坐上去吱吱哑哑
但是我们的作业工整
我们的成绩不差

今天，有人要问我是谁
我要大声告诉他
我是农民工的子女
不再低头，不再害怕
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要问我最想说什么
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
是妈妈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
是爸爸建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
我们也是中国的娃，祖国的花
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春晚的《心里话》让人们眼含泪花
 
朱兆龙

没有华丽的服饰，没有排场的歌舞，没有奇幻的灯景，没有多变的台步，三十个衣着朴素的农村娃，站着整齐的队形，将自己的心里话向人们倾吐。没有经过表演的训练，没有多少朗诵的技巧，春晚的朗诵《心里话》以农民工子女学生的心里话，让晚会现场的观众眼含泪花，更深深地感动了坐在电视机前的无数你我他。
“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张木马；我们的教室简陋，还要经常搬家；我们的光线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呀呀”(速记大意，未经核对)。这个诗朗诵节目，既有着恰如其分的艺术真实，又有着丰富而又苦涩的生活真实。校园狭小，或许城市规划中尚无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位置；经常搬家，大概教育体制内此类学校的户籍门槛较高；设施破旧，说明民办学校经费的困顿，相对于公办学校，他们没有公共财政拨款的支持，相对于贵族学校，他们没有腰缠万贯的大款家长。处于城市另册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决定着不可能乱收费也乱收不到费。孩子们能在艰难中求学读书，已属万幸，《心里话》反映出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真实写照，让人们心动，让人们心痛。
“我爱妈妈，她们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我爱爸爸，他们建设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孩子们不再羞于自己父母的身份和职业，他们用诗歌深情讴歌自己的父母，真实感人。
　　即便《心里话》在语言类节目中没有赵本山小品的票数多，它的真实和深刻断非荒诞的公鸡下蛋可以相比的。《策划》的忽悠将随着人们的笑声很快淡去，《心里话》的真实情感却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孩子们用自强不息的《心里话》，道出了他们和他们父母亲的生存地位与生活哲学，尽管稚嫩，却很纯真；就像山地里的竹鞭，真实地生命着，顽强地生长着，沐浴春风春雨后就会雨后春笋般地勃发起来。作为节目，孩子们的朗诵无疑饱含着文学的意境；作为评论，拙作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现在的话题是，教育部门、政府、社会以及看过这个节目的观众们，如何将泪花化作春雨，洒向这些中国的花朵农村的娃，帮他们改善学习条件，使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和教育跟上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实现他们心里话中表达的美好愿望。

   春笋出题： 1、朗诵《心理话》。2、你如何看待外来工子女和外来工子弟学校？3、你如何看待外来工和刚进城的农民？4、外来工子女与城里人孩子上学的差别公平吗？5、政府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关闭外来工学校，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对吗？6、读了《心理话》，对比自己，你有哪些感受？你应该怎样做？

李乙隆闲言（2）：关于外来工子女的《心里话》

李乙隆

中央电视台2007年春节晚会让李某落泪的节目是诗朗诵《心里话》。过后在报刊上看到不少关于此节目的评论，才知道为之流泪的人不少。

3月15日《南方周末》用一个整版报道这个节目的幕后故事，主要是关于作者署名问题的。该节目作者署名是“集体创作”，某外来工子弟学校校长秦继杰认为作者是自己。

李某素来对央视这类投资是全民的、资源是垄断的、效益是单位的、实惠是个人的机构，缺乏敬意，但这并不妨碍李某这次为它说几句公道话：

对照秦版的《我是谁》和央视版的《心里话》，李某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同，当然，后者无疑脱胎于前者，但署名为“集体创作”也非剽窃行径。从《我是谁》到《心里话》，其中经过不少润色和改动，比如前者用排比句式贯穿始终的结构，在后者荡然无存。而北京电视台版的《心里的话》，就已经加进了不少原作没有而又相当精彩的句子：

“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一路上都不说话/埋头蹬着板车/裤腿沾满泥巴”

“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

如果被做了颇多增删而又增色不少的作品，只署上秦一个作者名，我认为是不妥的；如果把所有修改过这个作品的人都给予署名，可能是一串。李某认为最好的署名是“根据秦继杰《我是谁》集体改编”。

在这三个版本中，李某最喜欢的是北京电视台版，对央视版加上的“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最不感冒。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明天怎么比？

李某是作者，也是编辑，重视作者署名，从不掠人之美。作为编辑，为作者改稿是职责，不管付出多少劳动，都不会署名为作者。而对这次央视的《心里话》作者署名为“集体创作”，而央视又能给初稿者以补偿，李某觉得他们的做法还是厚道的。李某最厌恶的是有些人不付出丁点劳动，却因为手里有权，就喜欢把自己的大名署在别人的作品上。

人一有点出名的迹象，往往过誉之辞就纷至沓来。秦继杰《我是谁》被央视改编为《心里话》上了春晚，打动人心，那是相对于春晚其他节目而言，并非秦作有多出色；催人泪下的是外来工子女所受到的不平等，并非该作的艺术感染力。有人说什么秦作令人无力修改，因为作者有十几年的生活积淀，文人再怎么善于想象，也不可能从头去体味那十几年的生活，这显然是瞎话！北京电视台版加进去的精彩细节，有十几年外来工子弟学校生活的秦继杰并没有捕捉到。

为弱势群体说话而震撼人心的作品，网上很多，与春节有关的，就有一篇佳作，《给准备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如果这首诗能上春晚，那我们言论自由的春天就快到了。但李某更希望这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制度上的不公，尽快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