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

邬兴本

1970年我读初二，因为“文革”停课闹革命。几年后，当学校重新开学后，学生的年龄差别很大，有的十三四岁，有的十七八岁。

一天下午，学校已放学，我和一个同学在教室后面的山上玩，不经意见教室里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的身影。我们猫着腰走到窗子底下，见两个年龄较大同学在一起，我们听不清他们说话的声音，只见女同学拿出几张饭票塞到男同学手里，男同学则拿出一封折成长条状的信塞到女同学手里。

见此情景，我们吃惊不小。在那个年代，“谈恋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代名词，学生谈恋爱更是低级下流，大逆不道。我和同学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向老师报告。

我们的老师是个非常有心计也很会挖苦人的人，听了我们的报告，他没有什么表情，只是要我们通知这两个同学到他的办公室去。

两个同学听说老师叫他们，知道大事不妙，脸刷地一下白了，木讷讷地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我们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了，便等在办公室外面，偷偷地从门缝往里看。

老师很客气地叫他们坐下，和气地说：听说你们学习很认真，刚才还在教室里交流写作文的体会，这很好嘛！一边说，一边用冷峻的目光扫射着他们。听了老师的话，女同学的头一下子低下来，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轻轻地抽泣着，两个肩膀有节奏地抖动起来，男同学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老师仍然不动声色，温和地说：爱学习很好嘛！哭什么呢？听说你们正在交换作文，快拿出来看看。一边说，一边向女同学走过去。女同学吃力地站起来，慢慢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封尚未打开的信，递给老师。老师并不接，仍然平静地说：“自己念，念给老师听听。”女同学捏着信，终于抑制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见此情景，我们知道祸闯大了，也不敢偷看了，赶紧拿了书包回家去。

第二天，学校里仍然平静得很。我们按时上课，只是没有见到那位女同学。后来听同学说，这位女同学从老师办公室出来，哭着回到寝室，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就拿着行李回家去了。那时我们年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还到处宣扬“告密”的伟绩，很是风光了几天。

十几年后，我已经是个少校军官了，穿着笔挺的军装回家探亲，在县城通往镇上的汽车上，突然遇到了那位女同学。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女同学反而很大方，微笑着向我问好。我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在一个缝纫店里打工。女同学穿得较得体，头发也还整齐，只是那削瘦的脸和疲惫的眼神，掩饰不住岁月的磨难和生活的艰辛，无论怎么看，她都是一个中年妇女了。再看看自己这身笔挺的军装，我不禁为当年的“告密”而深深愧疚。我记得很清楚，她学习成绩很好，长得也很漂亮。如果没有那一场波折，她或许能上大学，或许有很好的前途。我恶作剧式的“告密”竟然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也是我一生的愧疚。

春笋出题：1、这篇文章题为“告密”，请问告的是什么“密”？2、文章第一自然段所写内容对下文所写有什么作用？3、文中的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通过哪些描写来表现？4、“我”告密引发的后果是什么？5、文章最后一段为什么要对女同学进行外貌描写？为什么要提到她过去的学习成绩和长相？

不堪回首的荒唐事

赵健雄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时我读高一，学校停课闹革命。如果当逍遥派也可以整天呆在家里，干自己想干的事。但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积极参加运动。

这个时候血统论已甚嚣尘上，出身不那么好的同学被要求首先与家庭划清界线，然后才有革命的权利。我因为父母的历史问题弄得有点心灰意懒，却不甘心，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并试图通过实际行动来与家庭“划清界线”。我仔细回忆父母平时的言论，看有什么与党的要求不符合的，就把它们整理出来，写成汇报材料。

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想出父母有过什么“反动言论”，至多是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那么一致的闲话而已。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事。

我在弄堂口的公厕小便，发现有个人特别像我老家湖州乡下来的，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就发生在老家，我竟然联想到是否有人来与父亲订立攻守同盟。我总共只在10岁时去老家奔过一次丧，怎么可能记得住某个人的面孔？但当时就被这样的想法纠缠住了，最后竟然写信给父亲所在单位述说了我的怀疑。

父亲因此大吃苦头，因为他不可能交待出让造反派满意的结果，我的揭发纯粹是子虚乌有。但这些对我来说，却并非无中生有，强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我产生了幻觉，多年来的宣传教育，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深入到我的意识与潜意识之中，到了某个时候，甚至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而什么是自己的臆想，这太可怕了。

父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对生活所求无多，工作兢兢业业，解放初当过多届劳动模范，后来全国上下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父亲因为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等历史问题，处境大不如前，“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而来自儿子的揭发，尤其叫他心凉。父亲依靠什么挺过来的？对家庭的责任，还是相信最终事情是能够弄明白的？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类似经历，事后我甚至无法请求父亲的原谅，因为我没有办法把事情讲清楚。事实上在父亲生前，我一直没有当面向他解释过此事，心底因此怀着深深的愧疚。

春笋出题：1、“我”为什么要与父母“划清界线”？2、“我”具体做了哪些伤害父亲的事？3、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4、你认为父亲会原谅“我”吗？为什么？

对不起孙师傅

珍尔

我刚进服装厂当工人时，孙师傅是裁案上技术最高的８级工。他面皮白胖而富态，平时笑咪咪的像个弥勒佛。

那年全国上下正搞“一打三反”运动。在单位里，工宣队长给青年工人训话，号召我们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被敌人的假相所迷惑。还特别以孙师傅为例说：“你们别看老孙头一副笑模样，他可是资本家出身，当年这个服装厂就有他的一多半股份，后来被我们公私合营了，你们想，他内心里能对共产党满意吗？那是个笑面虎！心里还不定想着要变天呢！”打那以后，我一见到孙师傅，就不由得想起当年人们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老话：“笑咪虎，杀人心。”

不久，厂领导看见我的批判稿写得不错，便把我从车间里抽出来调到厂办搞宣传，做秘书工作。

一天，我收到一封公函，拆开看是一封外调信。原来，是一家单位招工，孙师傅的女儿报了名，招工部门按规定要政审。我打开孙师傅的档案袋，看着看着便心跳起来，原来里面有一张盖着公章的鉴定，上面写着，孙师傅不仅是资本家出身，而且曾经在运动中攻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有现行反革命言行……我不禁吓了一跳。我见过孙师傅的女儿，一个腼腆瘦弱的女孩，从小没娘，和孙师傅相依为命……我也听孙师傅念叨过，他女儿待业两年了，为女儿找工作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倘若我照档案袋里的说法写，她女儿的政审肯定过不了关，这个宝贵的工作机会若给耽误了，父女俩该多伤心呵！我有些同情他们。但我知道这种事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于是去请示厂办张主任。张主任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照实写！我们得对组织上负责！”我嗫嚅着说：“万一，万一他女儿招工的事吹了，他会不会找我们的麻烦？……”

“不怕！有什么事我顶着！你写就是了！”主任坚持原则的态度使我有些自惭形秽，那一刻，不由心生几分敬意。

后果可想而知。一天孙师傅气急败坏地闯进办公室里来，那张弥勒佛脸变成了怒目金刚，我知道坏事了。果然，他冲我一阵质问，说我小小年纪心眼怎么就那么坏，他女儿好不容易有个招工机会，让我给破坏了……说着说着老泪横流。我一时愣住了，这时张主任站出来义正辞严地与孙师傅大吵一通，孙师傅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打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做了件亏心事。

几年以后，我离开工厂借调到机关，后来恢复高考又考上了大学，工厂里的人和事便渐渐淡忘了。但每次有事路过厂门口的时候，总想进车间看看，又怕碰到孙师傅，心情很复杂。

多年后我才渐渐悟出，“愚忠”能使人变成专制的帮凶，成为失去理性思考的“无脑人”。其实我当时的貌似“革命”的单纯和幼稚所表现出来的极左的东西，伤害的不止是孙师傅一个人，也包括我自己。我想在这里倾诉我心灵的忏悔。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时代造成的，它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错误；但我觉得，时代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如果我们每个个体不从根源上去反思，去反省，谁又能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的悲剧重演呢？

春笋出题：1、工宣队长为什么说孙师傅是“笑面虎”？2、“我”对孙师傅父女做了些什么？3、“我”是个什么样的人？4、文中有哪些议论？这些议论起到什么作用？

陆大春，你在哪里？

韩广

一天下午，我骑车回学校，一个身挂招牌鸣冤叫屈的普通农民出现在繁华的街头。我停下自行车，混在人群中想看个究竟。招牌上显示了他的全部信息：陆大春，四川南充人，10年前，当地派出所“严打”期间为了突出打击犯罪的成绩，胡乱给他扣上“夜盗下水道水管首犯”的罪名，于是他稀里糊涂地遭遇收审、劳改、游街的侮辱，被逼无奈，走上民告官的艰难旅程。10年的上访生涯已经把这位本来应该安居乐业的普通农民折磨得苍老不堪：40岁看起来像60岁。

这个农民让我想起我自己，我当初来这座城市时也是像他一样尴尬的。我很认真地和他攀谈了起来。谈话中，我了解到：10年了，他不停地上访，只是想讨回一个说法，然而，民告官的路子太难走了。他边说边摇头。

由于晚上还有课，我临走时留给他5元钱，告诉他先把今晚打发掉，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担心这样下去他可能有生命危险，就把自己的联系电话和邮箱地址给了他，万一有紧急不测，我可能会帮他一把。陆大春很激动，也很感动，可能是太长时间被人遗忘的缘故吧。

我回到学校后，学校正开展奖学金的评定，我作为当时四个班学科成绩班级第一，综合测评四班第一的优势，竟然遭遇淘汰，我被这样不公平的结果激怒了。

面对逆境，我虽然没有产生自渎心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导致了我的思维混乱。正在这时，陆大春向我发出了求救信号。这些信息，我在手机、邮箱里都看到了。但是，由于不公平的结果让我深感我自己也是一个失意的人，我没有办法平衡内心的混乱，甚至由于这种混乱的思维让我一度产生了他人的命运“关我屁事”的想法。那些日子，我拒绝向任何人提供任何可能的大小帮助。

我当然也就根本无心再去关心陆大春，我当然也就没有再看那些信箱里的具体内容，我甚至删除了与陆大春的一切联系方式，我把给我带来不公平的所有抵触情绪，全部倾泻在一个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普通流浪汉身上。后来，陆大春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看到征文的标题，我的心感到内疚，一个不堪设想的结局是：在一个饥寒交迫的深夜，陆大春悄悄地从这个他一直渴望澄清自己的社会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生时稀里糊涂，死时仍旧稀里糊涂……当然，这只是我的最坏的设想，虽然这种设想本身和我无关，虽然像陆大春这样的人应当由社会来作最终的救助，但是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对遭遇逆境的人的求助无动于衷，那后果也是不难想象的。每念及这些，都让我感到深深的内疚！

春笋出题：1、陆大春为什么要上访？为什么他苍老不堪？2、“我”对他为什么变得漠不关心？3、“我”设想陆大春的结局是什么？你希望陆大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关于宽容和愧疚，这组文章选得好！

李老师的课一定上得很用心，虽没亲耳听过，但看他所选的课文，就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