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谁写作？自从成为作家之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这是读者和记者向我提得最多的问题。他们的动机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他们好奇的程度也是如此，但他们问问题时怀疑和傲慢的语气则没有分别。

在七十年代中期，我最初决定要成为小说家的时候，这个问题反映了当时普遍盛行的庸俗观点。那时人们认为，文学艺术是奢侈品，而一个贫穷又拼命想进入现代化时代的非西方国家根本担当不起。也有人认为，“像你这样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如果去当跟流行病做斗争的医生或者修桥梁的工程师，那么会对国家更为有益。（七十年代早期，让·保罗·萨特说过，如果他是一个比夫拉[1]知识分子的话，他就不会写小说了。他的话让人们更加相信这种观点。）

后来，这些提问题的人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我希望哪一社会阶层来阅读和欣赏我的作品。我知道这是一个作弄人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我不这么回答“我为社会上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写作！”， 那人们就会指责我在保护土耳其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有人却提醒我说任何思想纯洁、心地善良的作家如果宣称为工人、农民和穷人写作的话，那他只不过是在为一群几乎不识字的人写作而已。在七十年代，我的母亲问我在为谁写作时，她那忧伤和关切的口吻透露出她实际上想问的是：“你怎么养活你自己？”朋友们也问我在为谁写作，他们语调中的嘲讽意味分明是在说，没有人会去读我这种人写的书。

那以后的三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会问我这个问题。这更多的是因为我的小说被译成四十种语言。尤其是在最近十年里，我那些不计其数的采访者总显得忧心忡忡。他们怕我会误解他们的话，一般会加上这么几句：“你用土耳其语写作。你只为土耳其人写作吗，或者你的作品被翻译后吸引了的更广泛的读者，你是否还会为他们做些考虑？”不管我们是在土耳其国内还是国外，问问题的人总是带着同样怀疑和傲慢的微笑。这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想让人们认为我的作品真实可靠，我必须这么回答：“我只为土耳其人写作。”

在我们质疑这个问题之前—— 因为这个问题既不诚实又不符合人性—— 我们应该记得小说的兴起是和国家的出现同步的。十九世纪当人们开始写伟大的小说时，小说艺术从任何意义上讲都属于一种国家艺术。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写作对象是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的人们能够能识别出他们各自国家的小说家笔下的每一个城市、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子、每一个房间，甚至每一把椅子！阅读这些作品时，他们沉浸其中的快乐与现实世界的快乐一般无二，讨论的问题也是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十九世纪，重要作家的小说往往先出现于全国性报纸的文化和艺术版面上，因为这些作家是在向全国人们说话。从叙述的声音中，人们感到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们最深切的愿望就是国家能够繁荣昌盛。到十九世纪末，阅读和创作小说就是参与到有关国计民生的全国性讨论中来。

但是现在，创作小说和阅读小说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变化出现于二十世纪前半叶，那时小说与现代主义结合，取得了高雅艺术的地位。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通讯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人所共知。在媒体全球化时代，文学家并不再是首先、并且仅仅只面向他们国家的中产阶级说话，而是直接面向全世界阅读“小说”的读者说话。今天的读者等待加西亚·马尔克斯、库切、保罗·奥斯特的新作就像以前的读者等待狄更司的新作一样—等的都是最新的新闻。现在，小说家读者群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作品在本国的读者群。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总结一下——作家为谁写作呢？——我们不妨说他们在为理想的读者、为他们亲爱的人、为他们自己写作、或者不为任何人而写作。这是真的，但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因为当今的作家也在为阅读他们作品的人而写作。由此可以推论，与其说当今的作家为了其本国大多数并不读他们作品的人写作，还不如说他们在为了全世界少数阅读其作品的人在写作。因此我们明白了：这些令人难堪的问题以及对作家真实意图的怀疑，反映了人们对过去三十年里所形成的文化新秩序的焦虑。

为这个问题而苦恼的人都是非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他们掌握着文化机构。他们对自己在世界的地位把握不定，他们不愿意讨论本国当今的危机局势，不愿意提起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污点。这些特点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从非民族主义角度来看待历史和民主主义问题的作家充满了怀疑。在他们看来，如果作家不是为本国的读者写作，那就是在使本国带上异域情调以迎合“外国消费，”那就是在捏造一些现实里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同时，西方国家也在怀疑。西方的很多读者认为，当地的文学应该保持纯正的地方特色，应该扎根于当地文化。他们暗自担心，如果一个作家吸收的是本国之外的文化传统，因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作家，那他就会失去他的真实性。这种担忧最为深刻的读者是这样的：他渴望打开一本书，就能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异域国家；他渴望能在书中读到那个国家的内部争端，就像观察隔壁邻居家争吵一样。如果一个作家的说话对象包括了那些属于其他文化、并且讲其他语言的读者，那么这种奇思异想也就消失了。

因为所有的作家都深切希望其作品具有真实性，所以即使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很喜欢人们问我为谁写作。但是，一个作家的真实性的确依赖于他对自己在世界的应对能力，但同样也依赖于他对自己在世界上地位不断变化的理解能力。世上没有一个理想的读者不会受到社会禁律和国家神话的影响；同样，世上也没有理想的小说家。但是，不管他是国内还是国际作家，他们都在为理想的读者写作。首先，他们会想像有这么一个理想的读者；然后，在创作时脑子里还时刻想着这个理想的读者。

注： [1]比夫拉，即Biafra，尼日利亚东南部一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