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中国新疆东南部湖泊，由于形状宛如人耳，被誉为“地球之耳”，又被称作“死亡之海”，又名罗布淖，《山海经》称之为“幼泽”。是世界上著名的干旱中心，海拔780米左右，位于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最低处。1942年测量时湖水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1962年湖水减少到660平方公里。1970年以后干涸，主要原因是因为塔里木河两岸人口突然增多，不断向塔里木河要水，使其长度急剧萎缩至不足1000公里，使300多公里的河道干涸，导致罗布泊最终干涸。研究人员发现了罗布泊东湖连续向西延伸的湖岸线，由此测算出罗布泊古湖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 

罗布泊有牧人报告发现出现这种情况：天气发生异常，地表环境有短时间的重大变化，随即又会恢复原状。

于是由彭加木领队去调查，找到了一个基本保持完整的工程设施（很难形容这个设施），设施里有大量设备，大部分都失效了（或者不知道如何使用），个别设备的功能被甄别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双鱼玉佩。

为什么叫双鱼玉佩？不是因为外形，是因为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初次发现它灵异的功能时，是用一条鱼做实验，玉佩突然启动，一条完全相同的鱼被复制出来？于是有了这个传言：为什么彭加木失踪了？不是这个人找不到了，而是出现了两个彭加木！在此情况下，对外宣布彭加木失踪。所谓镜像人现象，就是由此而来。

罗布泊是原子能实验地。罗布泊周边是极神秘的地方，传说有极多怪事出现：怪异生物、时空错乱、时间迷失、死灵事件，还时常出现UFO。还有传说罗布泊内有史前文明。

今天看来，“双鱼玉佩”装置可能是一个“超人类文明的时间机器或物质转移装置”，极有可能是用于某种物质的超距离输送及复制。当复制出一条鱼后，科学家们感到很惊奇，为了证明复制的鱼和原始的鱼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在鱼的一侧作了标记，结果复制出的鱼也有这个标记，不过位置相反，与中国的阴阳太极鱼的阴抱阳、阳负阴的藕合结构异常相似。两条鱼在同一时刻的动作完全不同，就象是两条不相干的鱼在游动。科学家把其中一条鱼注射了毒药，这条鱼很快死了，另外一条鱼仍然活着，七小时后这条鱼也死了，于是证明了这两条鱼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同一条鱼，只是经过玉佩装置的功能，呈现了两条处在不同时空状态下的不同状态。从鱼都死亡的时间延续上说，这个装置往返另一个未知物质空间的时差在7小时，天知道那是个什么世界。

罗布泊双鱼玉佩灵异事件作为中国十大神秘诡异事件之一。

真正的玉佩是并不存在的，那是一部超越现有人类科技理解极限的超自然物质机器，可以产生镜像反物质，这只是其功能的一部分。它有可能揭示了一个超十一维的物质空间的存在，当然这不是我们人类所能理解的。

罗布泊很神秘，被称为中国的第51区。

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大概是1957年到1962年之间，我国大西北地区发生了一些事情，据说当时罗布泊发现了一个古城遗址，一些青年想去淘些古物，后来那些青年死的死疯的疯。据说那些疯者看起来像是鬼上身，行为异常活跃，最后全都筋疲力尽而死，验尸后发现他们身上有未知毒素、胃中残留未知植物，就是因为食用了此植物才使他们发疯。这些疯者脚部已经磨烂，也就是说他们毫无知觉。他们带回来一些拓片和一些古代装饰品的碎片，还有一块玉镰，当时已经开始进行研究，但不够充分。然后文革爆发，此事就搁置了。

文革结束后，军方首先提出继续调查。彭加木综合考察队的队员组成很微妙，主要成员是军队里的人，还有很多方面的专家，包括民间专家。他们这次罗布泊之行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古城遗址、事故源头、采集植物标本。此时只是一个单项调查项目，国家并没有成立专门机构的计划。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调查的结果有些匪夷所思，古城遗址找到了，事故竟然再次发生。他们去了哪里？遇到过什么？这是在当时就列为绝密级的东西。去的时候是大队人马回来的人却没有几个（这是一个传言，比较确切的说法去的时候是11个人回来的时候是10个人），其中一人受伤，彭加木同志突然失踪只是一个个案而已，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一起失踪的还有那神秘的植物标本。

1980年5月8日，由政府批准，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率领一支名为“中国罗布泊考察队”的队伍向罗布泊进发，试图穿越全长450公里的罗布泊湖盆。

从5月8日到6月17日，他们采集了许多生物土壤标本和矿物化石，收集了许多珍贵的一手可靠资料。

6月16日，科考队因严重缺水缺汽油被迫停止前进。经过商议，科考队决定就近拍电报请求部队救援。期间队长彭加木与科考队其他队员发生过争执，他不想请求救援，因为科考队经费有限，让军队送油送水一次至少要花费7000元左右。但是最终彭加木妥协。

6月17日上午9点，队伍就接到部队回电，他们同意请求，并要求提供营地坐标。

6月17日下午1点，科考队发现彭加木失踪。原因是司机王万轩到车里取衣服时，在一本地图册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仅写一行字：“我往东去找水井。彭 17/6，10：30”

自此以后，从1980年至今，中科院四次派出考察队伍搜寻彭加木，参与人数上千，却一直再也没找到这位科学家。

彭加木的意外失踪成了近代中国一个非常神秘的事件。

这个事件看似非常简单，无非就是在一次科考任务，队长不听劝阻独自离开队伍去找水，结果在沙漠中失踪。

可是中国每年失踪人口不计其数，探险科考的也不是没有，为什么彭加木会备受关注？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彭加木其人。

彭加木，1925年生，广州人。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专攻农业化学。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当研究员，后被选为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在事发一年前他开始兼任新疆科学院副院长。先后15次在新疆进行科学考察，3次进入罗布泊探险。

请注意，这位科学家专攻领域是植物病毒。

其次，我们了解一下彭失踪的地点：罗布泊！

罗布泊曾经是河流清澈、绿林环绕、牛马成群的生命绿洲，干涸后已成为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夏季气温高达71℃。没有任何飞禽敢穿越。

罗布泊本身神秘莫测，是一个类似百慕大三角的存在，为什么呢？

罗布泊的确切位置，中外科学家和探险家长年研究却不敢轻易下结论。因为他们发现在干涸前，这个湖泊是动的！它不断游移于北纬39°-40°以及40°-41°之间。

罗布泊的摆动引起了无数争论，很多科学家给出自己的观点。其中瑞典人斯文·赫亲自在罗布泊探险后提出一个猜测。他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入湖河水中携带大量泥沙，抬高一侧湖底，就会导致湖水倾斜流入另一侧。然而抬高的湖底露出水面后，又会因为风蚀再次降低。然而因为缺乏可靠的证据，罗布泊会动之谜仍未解开。

1972年7月，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罗布泊的照片上，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令人惊悚的是，这只耳朵不仅仅有轮廓，更有细节：不但有耳轮、耳孔，甚至还有耳垂。打开google earth 地图软件，搜索罗布泊，居然看到一只“大耳朵”，怪异恐怖。

如果说罗布泊会动只是自然作用，那么像人耳朵又是怎么回事？

国内科学家对此的解释是，“大耳朵”实测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照片上的大耳朵形状其实就是罗布泊在不同滞水期积聚的湖滨盐壳在太阳光下折射出的不同色彩轮廓。盐壳中以氯化物为主的盐分高度集中并生成了光谱反射性极强的晶体物质，便在卫星照片上呈现出了一道道色调较浅的耳轮线。

综上所述，会动且有人耳朵的，不一定是人，还可能是罗布泊。

却说上面提到的瑞典人斯文·赫定，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新疆探险。

第一次探险罗布泊时没经验，干粮设备什么的都带齐全了就是没带水，结果差点渴死。不过之后，他在冬季携带冰块进入罗布泊。

1900年3月2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赫文一行在罗布泊沙漠途中，他雇佣的当地维吾尔族农民去寻找丢失的斧头，突然遭遇沙尘暴，结果意外发现沙子下面埋着一座古城，赫文泪流满面，自己终于不是在中国做无用功了，无故消失的楼兰文明终于重现天日。

据史记记载，直至唐朝时，楼兰还是个非常兴旺的国家。为什么会突然凭空消失？

这也是罗布泊的千古之谜。

罗布泊难入难出，又充满神秘元素，所以胆大的探险者不止彭加木和赫文，古往今来，前来试图解开秘密的人不计其数。

在夏训诚的采访资料里关于罗布泊和彭加木的信息，除了表明在丝绸之路考察中彭加木是队长、夏训诚是副队长这个事实以及彭加木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之外，对于考察的目的和具体内容只字未提。而官方是这样记述的：此行取得了许多骄人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寻找到了许多稀有的宝藏。这次科学考察发掘填补了我国一些重大科研领域的空白，纠正了外国探险者的一些谬误。

宝藏，什么宝藏？

空白，什么空白？

谬误，什么谬误？

也许因为太高深或者太微妙，我们不得而知，而且毕竟彭加木与夏训诚一个是生化学家一个是地理学家，专攻领域也不尽相同，所以夏训诚给我们提供的实质内容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大耳朵、会动的湖和楼兰国消亡三大谜到这里都还没有解开，直至1980年后夏训诚因痛失战友，26次进入罗布泊进行考察，才终于给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科学解释。

彭加木失踪的当月，夏训诚就从美国赶回来，直奔乌鲁木齐。他是这样说的：“我恨不得赶紧到罗布泊去。下了火车以后，我就跟单位说，那个地区我已经去过一次，相对来讲比较熟悉，我们能不能组织队伍去寻找他？后来部队组织队伍一次是110个人，一次是60多人，还有一次是50多人，三次到他失踪的周围，大概是五十公里范围之内，像拉网一样寻找，一直到最后没有结果。”

这里又出现了一点让人迷惑的细节。

按照夏训诚的说法，建立罗布泊科考队是他和彭加木一起提出的想法，可为什么当1970年科考队决定出发前往罗布泊时，夏训诚这个副队长却没有跟随队伍，反而飞到美国去了呢？夏训诚给出的理由是“本来打算我和他一起去考察，后来因为在四月份应美国的邀请，中国成立一个沙漠考察团到美国去考察，一共要求去八个人，当时我就在这八个人之内。后来我就跟彭加木商量，他说你到美国考察，我在这里带着队伍，而且我们只是路线考察，这次做的工作不多，先把路线熟了以后再说。他说我们分头弄。后来我到美国考察，他就带着队伍、带着三台车，十一个同志就到了罗布泊考察。”

如果按夏训诚的说法，就是彭加木建议他去美国，而不是去罗布泊。因为彭加木认为此行不算重要。

这显然和后面彭加木的表现矛盾了。如果此行不算重要，为什么在接下来这次探险过程中，彭加木宁愿冒生命危险出去找水井，也不愿意就地等待救援？很简单，因为就近找到水井他们还可以继续前行，可是如果等待救援，他们只能被遣送回去。由此可见，彭加木对于此行的看重程度似乎比夏训诚说的要高得多。

我们要注意到以上这些都只是夏训诚的一面之词。如果我们把他的主观表达都删除，只留下事实，就是他没有去参加彭加木的第三次科考队。再进一步从他的主观情绪中抽离，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设想，如果这本来是夏训诚自己的意愿呢？

如果实际上是彭加木邀请他去，而夏训诚以自己要去美国科考为由拒绝了呢？再向前推测一下，夏训诚为什么要拒绝彭加木的邀请？是因为彭加木这一次科考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而自己想竭力避免呢，还是彭加木有意让他参与这项任务，他已经预计到其中的危险，而不愿加入？

夏训诚一从美国回来，听到彭加木失踪的消息就立即奔往罗布泊参与寻找救援工作，连续3次组织队伍专门寻找彭加木，之后又进出罗布泊20多次（最新查到的资料显示是28次），一边科考一边寻找彭加木。两人非亲非故，夏训诚又是为什么这么急切地想要找到彭加木？又或者说，他想找的真的是彭加木这个人吗？还是彭加木随身带走的东西，或者留下的信息？

在这里还想再补充一点关于夏训诚的资料。

2008年，74岁的夏训诚带领来自20个不同专业的专家再次进入罗布泊，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科考行动。中国可以考察的地方很多，偏偏在罗布泊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科考行动又是为什么？

很显然，或多或少，对于彭加木失踪一事，夏训诚是知道点内幕的。

彭加木在解放前曾任职于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解放后先是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来才调到新疆。进疆后，他安装了中国第一台高分辨电子显微镜，并用这台显微镜找到400多种动植物病毒，填补了我国在这个科学领域的空白。

好了，让我们带着这背景资料开始试着还原彭加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罗布泊探险吧。

1980年5月8日，彭加木率领一支由地理、化学、气象、土壤、沙漠和考古人员组成的考察队，按照由北向南纵贯整个罗布泊的方向出发。

整个队伍包括3辆车和11个人。

这是一个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大家平时并不相熟，还需要磨合。更重要的是，考察队伍里除了彭加木到过罗布泊西北岸外，没有一个人到过罗布泊。

这11个人名单如下：

彭加木，队长，生化学家。

汪文先，副队长，水文学家。

沈冠冕，植物学家。

马仁文，化学家。

闫红建，化学家。

谷景和，动物学家。

包继才，司机。

陈大化，司机。

王万轩，司机。

陈百录，行政总管，当兵的。

萧万能，联络员，背着发电报的设备，当兵的。

3辆车详情如下：

五座212，王万轩驾驶，主要拉彭加木等科考人员。

八座212，拉人和电台设备等，陈大化驾驶。超载。

前苏联嘎斯63，拉水和汽油等辎重，包继才驾驶。嘎斯63的载重量是1.5吨，但车上装了8个大汽油桶，每桶装200公升，分别装4桶水、4桶油，加上帐篷等生活用品。严重超载。

关于食物，“考察队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马兰基地准备。军队专用的午餐肉罐头、酸辣茭白罐头、榨菜、大米、挂面、面粉等全部从部队上买。”担任行政总管的陈百录说。

罗布泊气候严酷，科学分析认为，秋冬是进入罗布泊的最好季节，那时候气候相对稳定。但是很奇怪的是，作为军事基地，罗布泊却偏偏在秋冬季不允许进入，哪怕是有特殊通行证也不行。

为了打一个时间差，科考队只好将入罗布泊的时间选定在5月6月之间，这样的话，春天的风季刚好过去，夏天酷热还未到来，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宜的时机了。

然而后来科考队承认这个时间差也没有打好，因为罗布泊实在太难以捉摸。

前面说到，两辆运载物资器材的车超载。早在出发之前，司机陈大化就曾与彭加木产生分歧。站在司机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陈大化的心情，开着超载的车辆进入罗布泊实在太过冒险。可是彭加木坚持要走。

关于这件事，这里有一段行政总管陈百录的回忆：“彭加木很生气的样子来找我，说陈大化不走了，让我去解决解决。”陈百录回忆说，他去解决问题，一看是没法解决的超载问题，就说：“我当时拍着胸膛对陈大化说，出发！出了问题我负责！”陈百录说自己凭着“当兵的”一股愣劲和对罗布泊的一无所知说下了大话。

陈百录一开始被找来参加考察队的时候被问到：一个风很大的地方你敢不敢去。“有什么不敢去！还有比‘老风口’风大的地方？”陈在部队上呆的“老风口”是新疆著名的风口，在他的印象里，没有比这里风大的地方了。

明知超载，却依旧支持彭加木前行。可见陈百录是个盲目听从、不知者不畏，并且比较傻大胆的人。值得一提的是，陈百录在队伍中主要负责几名科学家的安全问题。

5月8日，队伍从马兰基地出发，第一天到达“720”（应该也是一个军事点吧）。根据王万轩的说法，这里住着一个排的兵。从马兰到原子弹爆心280公里，“720”到爆心只有20公里。

然而在这里，彭加木又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又向前走了18公里，在一个叉路口向左拐了弯，”王万轩说，在这里他和彭加木发生了争议，彭加木急着赶路，王说要等后面的车，因为电台在后面。

等陈大化的8座车跟上来后，不见了彭加木的5座车，陈大化便错误地右拐，直奔一颗原子哑弹而去：“走到跟前，一看是严重污染区，吓坏了，拔腿就往回跑。返回了‘720’。”

“就这样把电台丢了。”王万轩说。

“野外经验丰富的人都有常识，就是每遇拐弯的时候，一定要等后面的人，只有让对方清楚地看到自己时，才可以再往前走。”沈冠冕说。

没有电台的配合就行动应该是个致命的错误，但这一次罗布泊不动声色地放过了考察队。为什么此时的彭加木就开始连电台和设备都等不及、也不愿意在转弯时等待后面的车辆，出现了着急赶路的征兆，以致电台丢失、陈大化等人掉队？

科考队伍于5月8日下午5点到达“720”。当晚就住在这里。“我们又向前走了18公里”是什么意思呢？存疑！

根据陈百录的回忆，“720”的军人给考察队讲了一件不幸的事：炊事班的班长出去打柴，再也没有回来；部队想尽办法找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讲完后强调，罗布泊地形太复杂，一定要小心。

可能是被这件事所影响，“彭加木这天晚上也给大家开了一个会，定下一条铁的纪律：不准单人、单车行动，谁违反了处分谁。”陈百录说。

请注意，这里陈百录提及，“不准单人、单车行动，谁违反了处分谁”这条纪律是彭加木亲口下达的，这与彭加木后来独自去找水井的行为完全矛盾。

5月9日上午9时，彭加木率队离开“720”，进入雅丹。

前面说到因为陈大化跟随车队跟丢，回了“720”。所以实际上在穿越湖盆时只有两辆车，王万轩驾驶的212五座吉普车和包继才开的前苏联嘎斯63。陈大化的8座212上带着电台设备，所以此时他们已经丢掉了可以随时与外面保持联系的电台。整明白了，“我们又向前走了18公里”讲的是5月9日上午的事。

雅丹地貌很有特点，是风蚀形成的一个个小土丘，而让彭加木一行人感到异常苦恼的却不是这些土丘，而是地面。

道路崎岖，汽车颠簸。因为罗布泊干涸，湖水蒸发露出湖底，只剩下表面上不均匀地铺着厚厚的一层盐。根据化学家闫鸿建的科考笔记记录，他们一路上压过了大量盐的结晶体，都是正六边形的硬盐壳，网状面。汽车非常难走。这些结晶体最高的达80厘米，大卡车（指包继才驾驶的那辆前苏联嘎斯63）一度歪了。

对这些，陈百录是这样描述的：车子向湖盆里开，突然“咕咚”一下，车子掉了下去，黄色的尘土像雾一样无声地腾起，然后像水一样漫过了车身。他们将车子倒出来，换一个地方，再向从“盆沿儿”向盆里开，再一次地被黄色的尘土埋没。对此陈百录解释说：“这种地质叫作‘假戈壁’，表面上看起来像戈壁一样坚硬，但却是虚的，车子一上去立即陷下去，就这样不停地找地方下湖盆，但折腾到天黑，也没有下得湖去。”

当晚探险队只好在湖边上宿营，晚上开会想办法，陈百录提出是不是可以找一条河水的入湖口试试，在他的印象里铁路都是沿着河流修才能修通，因为河流沿岸土地也许相对结实一些。

以下是王万轩的记述：第二天天一亮开始分头找入湖的河道，借着一条干河道，“假戈壁”被甩在了后面。但好像是突然之间，四周撤换了舞台布景。身后的北塔山不见了，前方的阿尔金山不见了，天和地不知什么时候粘在了一起，一切可以做为参照物的东西都隐身而去。“人就像是坐在井里，没有目标，天连着地，地连着天，那情景很恐怖，我心里一个劲地打鼓，为了没有跟上来的电台。”王万轩此时看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彭加木也有些紧张，手里握着罗盘，不断地修正方向，两辆汽车蛇形着前进，只要向南，不停地向南，就能穿越湖盆。

这一天，汽车蠕动了整整一天才前进了40公里，晚上在湖盆里搭帐篷宿营。

5月12日，盐壳高低不平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王万轩说：“一开始，还不算太高，到了下午就越来越高了，十几厘米、二十厘米、三十几厘米，汽车发疯一样地摇摆。”

在后面开大车的包继才也开始不敢紧跟着5座车了，他发现他的汽车轮胎一块块地被盐壳削下来。然而王万轩声称，因为彭加木急于穿越湖盆，队伍并没有停下来。

根据闫鸿建的记录，探险队一直行进到夜里凌晨2点，因为轮胎磨损太大，才停下来休息，打算天亮后再行进。

5月13日清早6点，考察队派人出去探路。队员们吃惊地发现他们被盐壳包围，大地像是被犁铧深耕过一样，一浪一浪地翻翘着，望不到边儿。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早饭以后，彭加木召集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分组行动。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那就是，在化学家闫鸿建和司机王万轩的记述中，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偏差。

两人都声称自己在此次探险过程中保持记录的习惯，然而，关于这一次分组行动，两人的描述却有着微妙的不同。

闫鸿建是这样记录的：我们决定分2组行进，副队长汪文先、化学家马仁文等一组，队长彭加木与我等一组，分别向南、西南前进。每前进300-400米，插一个路标，以备实在走不通时能够沿原路返回。

而在王万轩描述下，事实变成了这样：人员分成3组向南、东、西三个方向去探查盐壳范围。为了避免迷失，彭加木想了个主意，将红布撕成条，绑在红柳枝上，每走100米，插上一根。

问题出现了。探险队到底分成2组还是3组？探寻的方向到底是南、西南，还是南、东、西？在这里，是谁的话不可靠？谁在误导大家？如果说因为罗布泊的地貌问题，方向很难辨别的话，那么忽略方向，多出来的一组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假设：这个误差不是人为因素导致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可能会导致这种误差出现的客观因素。

第一种解释，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彭加木召开会议这个事实是真的，但我们不清楚的是参与这个会议的都有谁。是全体队员还是几个科学家。作为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司机，王万轩没有真正参与会议是有可能的。那么会议的几个商议者就是那几名科学家，王万轩只是听从他们的决定，并且将主观猜测的结论误为事实记下来。

第二种解释，如果王万轩与闫鸿建都参与了会议，那么便有可能是会议中很多人提出了好几个方案，而两人有人记的是最终采纳的方案，而另一人记的是被弃用的方案。

第三种解释，这两人有一人根本没有在探险过程中写任何笔记。大家都明白，人的记忆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模糊的。所以，这个人是凭借自己的印象在讲述。这就与两人都声称自己记了探险笔记有矛盾，而这个人，可能在“探险途中记笔记”这一点上撒了谎。

顺着第三种解释再扯蛋地进一步推测一下，为什么要撒谎？既然两人都声称有工作笔记，也都能拿出工作笔记的原件，那么这个人的工作笔记应该是在彭加木失踪后才匆匆补写的。这个人因为大量信息在脑海中汇集，要记录的事情太多，所以无法清楚地记起这一件事情有可原。可为什么要补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人想给我们呈现的是一段“只属于胜利者的历史”？

却说分组行动后，发现前方仍然是这种高大的盐壳，高达70-80厘米，最低的也有20多厘米。用铁锹挖到地下1.6米才看见黑色淤泥。因为闫鸿建的记述中没有细节，所以从这里开始使用的是王万轩的版本。

两个小时后，所有人都回来了，盐壳的边谁也没看到。

太阳渐渐升上来，气温越来越高，“叭”“叭”，突然之间盐壳发生了比枪声还要响的炸裂声。中午气温上升到了50℃，炸裂声像是燃放鞭炮一样响成一片，那是盐壳受热发生膨胀、上升。

王万轩写道：“车子动不了，人在汽车下的荫凉里趴着，望着太阳。陈百录热得直说不行了，气也短了。汪文先也热得受不了。，只有我、彭加木等几个瘦子还敢活动。”

下午太阳热度消散一点后考察队在湖盆盐壳下掘了十几厘米，考察盐壳下面含水情况。没有掘到水。晚上再一次开会，讨论怎么办。

“考察队建有一个党支部，彭加木是书记，我是副书记。彭加木给大家动员说，我们是在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做前人没做过的事业，冒险吃苦怕什么。会上彭提出用八磅重锤砸出一条路来。”

陈百录说：“天哪！你都不知道盐壳区有多大，怎么个砸法？”

实在无法继续前进，休息了一下之后，探险队决定沿原路返回。

经研究决定，探险队派陈百录回乌鲁木齐买八磅锤子并到乌鲁木齐军区找军用地图。而探险队一直使用的是一张发黄的前苏联上个世纪40年代的老地图。

“陈百录带来的地图很管用，我们按照地图的标记，没有走原来的路，而往罗布泊西南走，从塔里木河故道出来。”王万轩的小本上清楚地记着行走的路线和每天所走的公里数。

5月30日，探险队汇合后，开始尝试再次穿越湖盆。这一次为减轻嘎斯车的负重，决定只有彭加木、汪文先、陈百录、王万轩、包继才外加电报员萧万能6个人穿湖，8座车拉着其他人从罗布泊外围到米兰汇合。

6月2日，他们的饮用水就已基本用尽。队员们在滚烫的沙砾中艰难地跋涉着，个个渴得嗓子冒烟。他们有时挖一个深坑，把头埋在沙子里呼吸一点潮湿的空气。此时，彭加木的心情更加焦虑，没有水就意味着死亡的来临。他一边探路考察，一边寻找水源。一天下午，彭加木忽然发现了一片小草，高兴极了，老远就向大家呼喊：“你们快来看，发现了绿色植物，我们有活路了！”

经过一周异常艰难的努力，考察队终于从东戈里克穿出了罗布泊湖盆。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穿越罗布泊湖盆。

1980年6月5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考察队在彭加木的率领下，由北向南纵贯干涸的湖底，按计划到达本次考察的终点——米兰，打开了罗布泊的大门。

至此，这一次科考队的“探路”任务已经完成了。

为了庆祝这次艰难的胜利，也为了庆祝考察活动圆满结束，考察队在农垦总局米兰农场购买了3只羊杀了吃，大家都特别高兴。“每个人都不成样子了，脸晒得暴了皮嘴唇干裂，但每个人收获挺大，特别是彭加木，一个硬皮的笔记本都快记完了”。此时大家的心情就是休整几天之后回家。

然而此时，彭加木又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到罗布泊的东南去考察，然后从东北方向绕道“720”返回。彭加木对陈百录说，罗布泊东南是从来没有考察过的地区，应该乘机多做些工作，得到对罗布泊的完整认识。罗布泊的北部、西部、南部他都走到了，只有东部没有去过。他希望借这次难得的机遇，扩大考察成果。

大家对这个想法情绪不高，意见相当不一致。又是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又是冒险。在地图上看，新的路线有900公里，比穿湖还要长，大家怕吃苦头。

王万轩记得，去还是不去讨论了四五天。

三个司机都坚决不去。

沈冠冕不太坚决，从科学考察的角度，多考察一些是求之不得的。从身体的角度又有些吃不消。就在争论中，新疆分院批准的电话到了。

大家达成一个原则：往前走，当水或者油消耗一半，探险的路还没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立即原路返回。

按照原计划，考察工作到此结束，全队沿着南疆公路北上，回到乌鲁木齐。

彭加木却放着平坦笔直的南疆柏油公路不走，建议在归途中进行一次新的罗布泊东线考察，由米兰东进，经过东力克、落瓦塞、山兰子、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红十井、开元、新东一号，然后取道吐尔逊北上，返回乌鲁木齐。这样往东绕一个大圈，虽然路途遥远，却很有意义，因为这一带正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

于是探险队在米兰采购物资，包括50斤面粉、30斤大米，还有汽油等。其中，彭加木买了一斤青岛食品厂出产的椰子奶油糖，也就是大白兔奶糖。闫鸿建介绍，这是他的习惯，外出时常带点糖果，当胜利归来或半途休息时，就拿出来“请客”。

6月11日7点30分，米兰农场食堂提前开饭，考察队三辆车离开柏油马路，向东出发。

根据化学家马仁文提供的信息，当时彭加木单独乘坐一辆越野车（5座212），由王万轩驾驶；中吉普车（8座212）由陈大化驾驶，带着汪文先、闫鸿建、沈冠冕、马仁文、陈百录和萧万能6人；大卡车（嘎斯63）载着帐篷和供养，由包继才驾驶。（这样加起来才10个人，谷景和呢？）

此时天已大亮，鉴于新疆的当地时间比内地晚2小时，北京时间7：30相当于新疆当地时间5:30.

彭加木是个比较乐观的人，经常把困难估计得比较小。依照他的计划，探险队每天行进80-100公里。然而头一天，探险队就遭遇了“吹屁股风”。

所谓“吹屁股风”，是指与汽车行进方向一致的顺风，老是使劲吹汽车屁股。原本顺风推车是件好事，可是在沙漠之中酷暑难当，汽车水箱又都在车头，行车一二十分钟就会沸腾，用司机的行话说就是“开锅”。如果是逆风，风吹车头，还可以促进水箱散热。司机只好不断停车，打开车盖降温。特别是此行有三辆车，一辆车水箱开锅，另外几辆都得停下休息。

结果第一天车队只前进了46公里。46公里，什么概念？这是汽车在普通公路上用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距离。

前苏联地图在库木库都克的位置清楚地标出了一眼泉井。陈百录说。作为行政总管，陈百录曾要求彭加木对此行的给养做出预算。但是考虑到车子只能拉8只汽油桶，多了也带不了，这一次决定带5桶油，3桶水。

“彭加木把希望寄托在库木库都克的水井上。在维吾尔语里，库木库都克的意思是‘沙井子’，彭加木相信在那里可以找到水的补给。就是不成，再向东到八一泉，也可以补充到水。”陈百录说。

从地图上测算距离，到库木库都克只需要三天的时间。

第一天行进46公里，而第二天（6月12日），只有更糟没有最糟，车队只前进了40公里。

夜里11点刮起大风，考察队员们连觉也无法睡。有队员开始泄气，提议取消东进计划，回米兰去。凌晨2点，彭加木召开会议，但是狂风怒号，飞沙走石，即使大声吼叫着发言，别人也无法听清楚。

由于对实际情况估计的严重不足，一连三天，探险队走了不到200多公里，水和油已经消耗了一半。

第四天，陈百录的回忆是这样的：按照约定，应该返回了，前路漫漫，大家都有些动摇。这天夜里，一场大风乘机“打劫”了考察队的营地。

“大风掀走了帐篷顶，大家伙一人抱一根帐篷杆在风中摇晃，彭加木就抱着帐篷杆在大风里给大家打气。”

所有人都对这一幕记忆深刻，沈冠冕、陈百录、王万轩、包继才，所有的人在回忆中都加重并强调了这个大风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