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这个社会的报酬秩序令人恼火

《华夏时报》的消息说，2008年比2007年 “社保基金收益亏损近400亿，管理人报酬增近4成”。这个消息很令人恼火。

　　有人已经出来算账：2008年股市下挫65%，社保基金实际的亏损还不到这个数，管理有功啊，而且管理社保基金的确实都是很有水平的公司，就不要指责了。还有人认为，社保基金还在股市上，是战略性持股，投指上升，就会赚回来，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社保基金持股的情况，因而无法判断它到底是战略性持股还是投机性持股，不知道那些养命钱拿到股市上所起的作用，是否变成了“机构”炒作与操控股市的武器。至于“赚回来”，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至少纸面上应该没有问题，我们要对中国的股市有信心嘛，社保基金账面上会迟早赚回来的。

　　至于社保基金的管理水平，我也不明白。如果股指下挫多少，社保基金就得亏到多少，这可以算管理合格，没亏到那个比例就算成果，亏得比那个数多才算管理无方，那岂不是太容易“管理有方”了?这还用得着委托给基金公司去管理，干脆就明白说给基金公司送钱好了。

　　打个比方，管理公司可以把社保基金全部用去买了国债，那就基本可以稳赚不赔了。但可能觉得这个收益不够，于是拿出相当一部分社保基金去了股市，结果赔了很多，但毕竟你资金量大，股市也没有崩溃，所以你亏掉的只是一定的比例，这个亏的比例与国债上赚的比例综合，数字上很容易变成“管理有方”的。

　　问题是社保基金收益与管理公司酬劳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如果管理公司不管社保基金是赚是赔都可以获得酬劳，甚至酬劳还要上涨，那么获得社保基金的管理委托无疑就是最好的业务，这个业务关系的形成里面必然会有寻租空间。

　　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以业绩论英雄”。你挥汗如雨，但业绩不彰，所以不能获得太好的报酬，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建筑工人每个月只能拿一千块钱，而一个CEO每年要拿1000万。可能有人说，这是因为能当建筑工人的人太多，而能够当CEO的人太少，形成了不同的劳动力价格。但是，如果CEO不管盈亏如何，都要拿1000万年薪，那么谁不会当CEO呢?社保基金的管理公司就类似这样的CEO，净收入下落1700亿，酬劳还要增加40%，这样的管家太好当了。

　　这是按照什么在获得酬劳呢?功劳，苦劳?建筑工人一个月拿一千块，与CEO一年拿1000万，合理性是用“功劳”来定义的，一个建筑工人甚至还要因为迟到早退或者砌错了一块砖而被罚款，这也是按照“功劳”来管理的;而基金管理公司无论如何要有酬劳并且还要增加，你说管理公司也不容易，亏是亏了，但事情还是操持了不少，这是按“苦劳”来说的。

　　这就是一种报酬秩序，大致而言，你居于社会底层，那就不能“旱涝保收”，如果你进入了社会的高等级，那么就可以“旱涝保收”了，而且会有很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旱涝保收是正当的。例如，前面所说的，能当建筑工和扫地工的人很多，能当CEO的人很少，所以是个CEO，就必然要有高的年薪;再如，亏是亏了，但亏得不算多，本来应该要亏8个亿，他只亏了7个亿，所以还有减亏之功。类似道理很多。

　　当然，管理者也不总是亏的，赚了钱的时候，还是要 “论功行赏”。亏了能够增加酬劳，赚了当然更要增加酬劳。亏了增加酬劳，这是“论苦行赏”;赚了增加酬劳，这是“论功行赏”。如此一来，这个社会中，成了管理者，就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小而言之，你进入了垄断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华尔街法则会应验到你的身上，盈亏不计，酬劳都会不断增长;大而言之，你进入了社会的管理者队伍，那就属于“正确领导”里面的一员，工资和福利、白色与灰色收入，什么都不必操心了。报酬的秩序就是这样。

国人疯抢“编制”是制度之弊

    杨光志

    在广西来宾市兴宾区，201名“选拔生”在10年前作为优秀大中专生被选拔到基层挂职，并纳入干部管理，10年后，他们面临被解聘辞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近年来，有113人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事业单位编制，其中半数为乡镇官员的妻子、妻弟、兄弟等近亲。兴宾区组织部副部长覃永生和人事局副局长黄开伟表示：“这也是基层工作的需要。”（6月15日《新京报》）

    本则新闻所显现的，与其说是201名选拔生挂职10年被辞职的个人命运之忧，还不如说是中国人生存状态的社会组织结构之忧。直接暴露出我们的制度安排存在着先天不平等的缺陷。

    “编制”，将国人硬生生区别为体制内与体制外，很多时候，这甚至已成为幸福与卑贱的分水岭。曾听有人说过“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我想这句话绝对不是说体制内生存，而是指体制外生存状态。因为体制内生存，那是只要不弱智或者会装憨便可生存，只要懂服从、会歌德、会上传下达、会依葫芦画瓢、会按既定方针办，便可生存，若还能钻营，便可生存得很滋润。《南方都市报》15日刊出的一幅漫画《做一个“体制内”的幸福淘粪工》，一句“臭虽臭，但管饱”的解读，已很讽刺地将国人疯抢“体制内生存”饭碗的情状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里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其进入体制内的路径被严格控制在很狭窄的区域与命运时段，诸如考入大学、诸职应征入武、诸如一些很特别形式的立功受奖……更多的时候，体制内的大门，对9成多中国人，从来都是关闭的。其体制资源的分配、复制、集聚和强化，其体制内饭碗的金光闪闪，剥夺了不少国人的尊严。

    君不见，任何一个公考门外，大学生们拼了命削尖脑袋想进入体制，“编制”的被标榜被艳羡，必然对应着“权利”的被侮辱被损害。曾经在中国存活了许多年的“接班”制度，便是这种天然不平等的充分体现，也是“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谚语之来由。而体制内选拔干部的任命制，更只是占国人比例很少的圈内人自个儿玩的游戏，与广大农村人无关。

    所以，本则新闻更刺眼地将“官员亲属以不正当手段与渠道优先进编”与勤恳耕耘10年却面临一朝失业的选拔生拿来对比，无疑更令人抓狂而徒唤奈何，贡献了10年青春却没能撬动体制的门槛，没能获得编制的青睐，这当作解决大学生就业缓兵之计的“大学生当村官”，无疑从时间的路口、人生成长的远方对现在的想响应号召当村官的大学生们，扇过来一记令人心寒的耳光！

    应该说，近些年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换，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发展，也使得体制外生存成为可能，其不安与惶惑正逐渐被自在感与成就感取代。体制内生存与体制外生存的反差，已不那么强烈，中产阶级的兴起、边缘精英话语权的增多，使社会趋于结构复杂形式多元，从而形成了若干利益博弈模式，渐进性地冲击着过去那种一元精英格局和高度的国家强权控制体系。普通人的命运是社会进步的风向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生存自由和机会的体制运转，在30年改革中是逐渐变得多元化，人生选项在增多，人民意愿满足的可能性在增大，说明社会发展是趋向公平正义的。但政体改革的严重滞后，使体制内、体制外生存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这需要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打造公民社会方面深度破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