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汕头抽纱观照汕头商埠

不吐不快

汕头埠与汕头抽纱，这对母女已相依为命百载有余。百年间它们她们共荣同辱，在历史的长河上掀起浪花万朵，窜过险滩无数。一部潮汕抽纱史，可以说是一部潮汕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缩影。我们何妨以小见大，解剖麻雀，从汕头抽纱史观照汕头城市史，找出经验与教训，为我们城市的发展找出某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一，汕头抽纱的形成和发展

1，汕头抽纱的形成

抽纱在整个潮汕地区曾经是区覆盖面最广，从业人数最多的家庭手工。在其全盛时期，从业人员200多万，仅潮阳一县就有20万之众。抽纱女工或三三两两于散坐田头地角、厝前屋后，或成组成群集中于“花场”车间，或一人独坐于闺房，手执一枝长不过十几公分的不锈钢勾花针，绞之，勾之，抽之。在她们的巧手之下，小小的各色纱线就被勾织成各式各样美妙图案。这场景，对我们汕头人来说是太太熟悉了，它构成了一幅幅乡情浓浓，民俗味浓浓的潮汕城乡风俗画。

汕头抽纱和汕头开埠，和洋教的传入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第二次鸭片战争清朝战败，1858年（或1861）汕头辟为通商口岸的结果，但西方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登陆潮汕地区的时间比汕头被辟为通商口岸更早，在此之前，西方传教士已捷足先登。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德国巴色会国外布道会牧师黎力基到南澳后宅、潮安龙湖等地布道，未被当地官府所容，便于翌年2月转到澄海盐灶沿海一带活动，同年设立盐灶教堂，这是基督教传人潮汕之肇始。汕头开埠之后，传教士在潮汕大地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更不遗余力。为了化解潮人对洋教的疏远与敌意，传教士在向中国人发送圣经，教中国人唱赞美诗的同时，也带来了了西医西药和西方工艺。来潮汕的传教士带来的是一种叫“花边”的西方手工艺品，她们或他们向接受洗洗礼加入教会的潮汕男女信徒赠送此类手工艺品，或向女信徒教授传授这种花边的编织技术，目的只有一个：联络感情，增强互相，为传教提供方便。传教士的这些做法颇得效果，不少入教妇女从女传教士那儿学到了新法接生、西医护理、花边编织等谋生技艺。澄海盐灶人林赛玉就是其中的姣姣者之。林赛玉本是乡中有名的绣女，其潮绣技艺不仅在乡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府城潮州也有些名气，她和后来在潮开了第一家抽纱行的陈桥人丁惠龙关系颇好，两人互相赏识。回到自己家乡后，林赛玉仍以刺绣为生。她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将花边进行改造，将其与潮绣工艺结合，无形中渐渐形成一种新工艺，就是后来的抽纱。她将此技艺传授给自己两个女儿，后来又传授已加入教会的乡中姐妹，很快此种新工艺便风靡潮汕，很多妇女以能此技艺为荣，很多人以能得到一方介于潮绣和花边的新工艺品——手帕为荣。

2，汕头抽纱的发展

外国传教士见意大利带来的工艺简单，色彩单调的手帕、枕套等实用品，一经潮汕人的一双巧手就变得璀灿夺目，百样百出，让人爱不释手。就在在汕头组织人员生产加工，然后带往国外兜售，很受外国人欢迎。

1897年前后，汕头港已渐繁荣，居住汕头埠的一些贫苦市民，身背竹篓（潮人称“囊”）洋轮船兵舰，给外国水手、水兵理发和卖些日用生活品，当地人把这些小商贩称为“背窝仔”。其中有个叫林佳合者，来自抽纱发源地盐灶乡。1902年，林桂合见外国人喜欢抽纱，就回乡向女工收购定做，然后以背“囊仔”的方式到汕头港向外国兵人兜售其货品，获利甚丰。接着洋商、华商介入，在汕头的所谓“洋行”、“华行”，从事抽纱业务的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大资本的介入，“背窝仔”便被淘汰出局。

纵观汕头抽纱百年发展史，我们可以作如下概括：它经历三次兴旺，三次萧条与重创，三次所有制变革和资产重组。三次兴旺是：第一次在1912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前的1914年间；第二次是在世界经济摆脱大萧条后至日寇侵华，汕头沦陷前后；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三次萧条与重创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一战之后，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二次波及汕头；第三次就是日寇陷我潮汕。三次所有制变革和资产重组是：第一次是资本雄厚的洋商和华商，见林佳合等小商贩“背囊仔”方式，将抽纱（时还未有抽纱名称，仍以潮绣名之，为了叙述方便姑称“抽纱”）作为商品到汕头港或直接登上军舰洋轮向外国人兜售，而且获利甚丰，意识到从事抽纱生意是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前景看好的的行业，于是洋商纷纷在汕头开设抽纱洋行，华商也纷纷集资合股在汕头创办抽纱商行，林佳合等人“背囊仔”式的小打小闹被淘汰出局；第二次是和1956年的全国性的合作化和公私合营运动，汕头抽纱业先是公私合营，后是实行全民所有制；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政策放开，抽纱经营呈多元化。

二，解剖麻雀——汕头抽纱启示录

1，汕头的兴旺与萧条和国际国内大环境紧密相连

自1858年前后，汕头便被动地被推到了旧中国与外国人对话或对峙的最前沿。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汕头都必须先于自己的同胞姐妹走出“桃花源”，告别“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自我封闭。当她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个有限度开放的通商口岸时，她在某种程度上享受或承受着“世界经济大同”（就好象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甜羹与苦果。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繁荣期，她虽不能和列强平等分蛋糕，但也多少分得利润零头，检蛋糕碎屑。虽是碎屑，但在经济凋零的旧中国，汕头有蛋糕碎屑润喉已让她的姐妹城市羡煞。至今仍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 “计吾国通商港之繁盛等级，汕头实居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青岛）、广州等地以下之第七位也”，就是前二次繁荣的真实写照，其时，汕头埠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工业、手工业、商业、外贸、和服务业均有长足发展，可惜好景不长，一战之后世界经济进入萧条，欧美各国为了限制抽纱品进口，把抽纱制品列为奢侈品，对它课以重税并采取了许多出口限制，汕头抽纱的产量和销量急剧下降，华商歇业，洋商撤资，工人失业，居民购买力下降，谷贱伤农，城市和乡村同时萧条。幸得这次萧条持续时间不长，世界经济开始复苏，汕头的元气也得以恢复： “1935年，刺绣品（主要是抽纱）纸伞、渔网、神纸四种产品的出口值，占整个出口总值的53·4%。”（均见于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与汕头市志办合编的《潮海关史料汇编》）。

但是命运之神总是要给这座南海之滨的港口城市以各种考验，日寇侵华，潮汕沦陷，汕头再遭重创。在这期间，抽纱生意几乎完全断绝。其实遭重创的何止是抽纱业，整个汕头经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能走的逃到乡下或福建避难，不能走的只能困守孤城，不少人活活饿死。直到潮汕光复，世界经济又步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汕头市也同样百废待兴，仅举抽纱为例，柯宝、爱双龙、马禄孚、适时、仁德、德记、佐士顿、美最时等洋人抽纱商相继复业或再注资金扩大经营，本地华商也开工复业。至1945年末，汕头登记在册的抽纱华资并加入汕头市抽纱行业公会组织的商号已达到122家，尚有数量不少的小商号和加工场并未加入行业公会组织，估计光复后的汕头华资抽纱企业和商号不少于200家。汕头抽纱业，又开始呈现出华洋双雄角逐竞争的局面。其它各行各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兴旺。汕头，又重获“小香港”美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有着最早对外开放史的社会主义汕头，便在某种程度上充当国家接触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口，对打破帝国主义主义封锁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个时期，抽纱等一批有潮汕特色的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就是在当时汕头人手中的利器，为国家作出了应有贡献。对打破帝国主义主义封锁起到了一定作用，在这段时间，汕头仍然是位居广东省第二的城市地位

粉碎四人帮，潮汕抽纱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抽纱生产更出现喜人的形势。80年代，汕头抽纱已确立了我国最大的抽纱生产基地的地位。整个90年代，汕头抽纱无论是生产、产值、创汇均居全国第一。

汕头抽纱已成为汕头人的骄傲，但它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群芳吐艳，其它行业也取得可喜成绩。作为全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汕头市，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有了较快发展，许多硬件设施，如铁路、海湾大桥、高速公路等等，就是那个时期的成果。汕头成为“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似乎已是明天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汕头的兴旺与萧条和国际国内大环境紧密相连，并等同于我们可以坐享其成，如何利用大环境则要靠我们自己。

什么机会都是稍纵即逝，阴沟里也可能翻船，这方面抽纱业有过教训。在汕头抽纱的黄金时代，曾有一位西德客人为了购买货值100万美元的抽纱产品，特包租了一架飞机，专程飞来汕头签订合同。那时汕头抽纱成了卖方市场，皇帝女不愁嫁。

但正是“皇帝女不愁嫁”的观念、“感觉良好”的潮人自恋情结让汕头走了许多弯路，错失了许多良机。到了国家全面放开抽纱出口经营权的90年代，曾经为国家也为汕头创造过许多辉煌的抽纱业面临突如其来的挑战，面临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抽纱经营者曾经手足无措，甚至有过“皇帝女愁嫁”的叹息。幸得已经市场化的抽纱业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和思路，才基本挽回危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与以前的”三起三落三重组”大不相同，过去的”三起三落三重组”是受到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一次的失误却正当全球和全国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故令人扼腕叹息。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占汕头CDP比例越来越小的抽纱业，却仍然无法摆脱“汕头经济晴雨表”的宿命！汕头抽纱面对前进路上的拐点曾有过彷徨，整个汕头经济也未能乐观，有人甚至发出“天问”：“汕头的春天还会来到吗？”

机会总是平等对对待任何人，不会属于任何人的“专有”，机会也总没有“最后”，它总会再来的。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吧，重要的是明白如何失去，重要的是如何把握。殷鉴未远，史有明训。敢于反思总是好事。汕头，愿你走好。

2，汕头抽纱是洋为中用的成功典范，汕头人有海纳百川的开放襟怀

时下有一种说法在学术界颇为流行：汕头人传统文化积习太重，故观念相对保守。有的学者甚至以汕头女人坐自行车后不是象北方女人一样双腿叉开跨坐车后架，而是要先把裙裾包好后再侧身蹭上去为例来说明。表面赞扬，实为影射和揶揄。

不可否认，汕头人有时“机鬼过头”，汕头人还有“自恋情结”。 凡“机鬼过头”者，凡“自恋情结”者，性格里“韧”字成份就少了些，机会主义成份难免多了些，办事尚“开头”不尚“刹尾”。但抱残守缺，对新生事物采取推之拒之不是汕头人群体性格的真实写照。通过对抽纱落户汕头并发展壮大的历史回顾，我们却发现，汕头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汕头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潮汕人不仅心灵手巧，而且因得近海之利，较早地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外部世界沟通和交流的愿望。自从明代以来，潮汕人就以文的武的明的暗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朝廷的“海禁政策”做斗争，和外国人在海上从事商贸活动。当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汕头被辟为商埠之后，面对欧风美雨，他们没有惊惶失措，没有“拒敌于国门之外”，也没有拜倒在洋文化洋工艺脚下，不分糟粕与精华，全盘接纳。而是从容审视，平静应对，以博大胸襟容纳、学习、吸收、消化。更重要的是，汕头人能扬我之所长，对洋工艺洋文化，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于是奇迹就在他们手中出现了，曾以被视为“泊来品”的西方花边，一变而为潮味浓浓的地方传统手工艺，成了“非遗项目”。此事看似偶然，实为必然。这必然就是“历史悠久的手工业传统与海纳百川的开放襟怀”。汕头人具备了这两种因素，于是中西文化便在这座年轻的商埠产生了碰撞和交融，迸发出耀眼火花，孕育出工艺奇葩“汕头抽纱”。

抽纱是如此，其它行业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惊奇发现，在全国的城市群中，几乎难找出哪一个城市象汕头那样对现代化有如此热切渴望，有如此契而不舍追求。她地处南海之滨，号称“省尾国角”，“熙熙春阳”或较慢普照。于是，生活在这个特殊环境里的人们，其对现代化的渴望便比谁都更迫切。仅以交通设施为例：汕头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白了“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为了实现交通现代化，汕头做过许多外地人想都没有想过的各种尝试，从水上飞机场到川行于市区和邻县之间的“轻便车”，都曾是在汕头涌现的“新生事物”。当今，外地有几人知道汕头式的“轻便车”？说白了它就象如今西部地区某些条件简陋的私人小煤窑的运煤铁斗车，只是汕头人将装煤的铁斗换成可以坐人的椅座，工人在后面推，铁斗车就隆隆沿着小铁轨从市中心滚过新津河，滚过外砂河……以现代人的眼光，它确实是效益低下而又种十分可笑的代步工具，但汕头人就是敢于尝试。汕头人还敢尝试将将如今广场前面的那片大海辟为民用机场，商人先涉水后登上十分简陋的“柴民飞机”飞赴上海谈生意，外地人敢吗？更别说由华侨集资兴建的全国第一条商业铁路，时间是光绪三十（1904）年，其时西太后慈禧正因洋人在中国修铁路坏了爱新觉罗氏的风水龙脉，不惜重金赎买再予以拆除呢。百余年前的中国，大部人还视火车为“怪物”，“省尾国角”的汕头人却做起了铁路梦。要不是日寇的铁蹄践踏，汕头现代化轮轨不知要隆隆向前延伸多长多远！

既然汕头人有海纳百川精神却缺乏坚韧不拔。我们何妨对症下药，给“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义无反顾精神多加鼓励？这叫以毒攻毒。请注意，机敏的汕头人不会撞死南墙下。

  透过抽纱分析汕头城市性格的案例还有许多。比如，抽纱从落户汕头之日起就一直以汕头为抽纱大本营，不管行政区划如何改变，行政中心如何迁移，它的大本营地位始终未曾动摇。原因很简单，汕头是得天独厚的商埠，其地位无可替代。另外，汕头抽纱借鉴外国管理经验，又结合本土乡情，形成一套完善的加工、营销网络，它如一张大蜘蛛网，汕头处于蜘蛛网中心，网络覆盖全潮汕，我们可以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汕头的发展也离不开大潮汕的依托……等等，限于篇幅，不能多阐述。

（引用资料：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