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如度假与劳教难申冤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 
　　来信/来论

　　同天的两则新闻引人注目:一则是服刑如休闲度假，一则是劳教有冤难申。同是失去人身自由，待遇却有天壤之别。

　　服刑期间，可以出入宾馆酒楼接受宴请，可以回家过夜，外出与亲友会见，可在狱中使用手机……这就是成都市金牛区原副区长马建国的监狱生活(9月8日《华西都市报》)。
 
 

　　8月9日，劳教人员陈刚利诉咸阳市劳教委一案正式开庭。陈刚利的妻子赵哲向法官出示了“特殊”证据——写在卫生纸上的劳教复议申请书。“这份劳教复议申请书是偷偷从看守所带出来的，我想证明的是，我丈夫正当的申诉、申辩权利受到了限制”(9月8日《华商报》)。

　　服刑如休闲度假，出入自由，山珍海味，全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监狱是什么？福柯有言:“监狱是执行法律、教育人尊重法律的机构。”如果有一点权一点钱就能在监狱享受“无限好风光”，那谁还害怕坐牢？

　　劳教有冤难申，渭城看守所所长王向民如是说:“东西都能送出去，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监管人员工作上力度还不够……”王所长自动检讨起工作上的失误，可惜把检讨对象搞错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的通信，不检查。会见家属时，不旁听。”最该检讨的不是“力度还不够”，而是执法者对法律的漠视。

　　胡镇途
 
 

谁给“红顶犯人”开绿灯？ 
 
 
【来源：新京报】 
　　　　2004年6月，成都市金牛区原副区长、“红顶商人”马建国以挪用公款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短短10余年间聚集数以千万计的资金，用马建国自己的话说，这一切都得益于自己的身份———官商。

　　无疑，“红顶商人”的存在，与中国处于转型期不无关系，牵涉到权力与资本的重新划界。就此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政府的角色是监管，不能直接下场踢球。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当这位一度“落难”的“红顶商人”再次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时，却换了个身份———“红顶犯人”。如果说“红顶商人”指的是那些用权力驯服资本的人；那么“红顶犯人”则是指那些用资本驯服权力的“阶上囚”。

　　2006年9月8日出版的《华西都市报》这样报道了马建国狱里狱外的“幸福生活”。

　　“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出入宾馆酒楼接受宴请，可以回家过夜，外出与亲友会见，可以在监舍存放现金和香烟，在狱中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处理公司事务，犹如外出度假……”身处转型期的中国，同样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了一个“悲欣交集”的时代，新事物在生长，旧事物在发酵。所以，当人们欣喜于中国部分监狱“从神秘走向开放”，践行“狱务公开”，并允许公民定期参观监狱以消除“深牢”、“大狱”、“高墙”、“铁窗”等不文明的印象时，马建国事件让我们同样悲哀地看到，个别监狱“进化”成了“有钱人的疗养所”、“腐败分子的后花园”。马建国一时志得意满，真是应了影片《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那句著名台词，“……即使是在监狱里放风，他仍然像在自家院子里似的闲庭信步。”9月7日，马建国再次站到了被告席上。公诉人指控，在监狱服刑期间，马建国托时任川西监狱长的巫邦志、刑罚执行科科长向瑞忠提供违背监规的帮助和方便条件，经查实，马建国先后对上述人员行贿财物超过30万元。其中17万是为巫邦志还了购房款，此番光景，难免让人心生“狱中自有黄金屋”的慨叹；更荒唐的是，有些款项竟是马建国给部分监管人员发的“工资”。

　　众所周知，根据《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监狱里通常设有检举制度，以接受申诉、控告、检举材料。

　　除了监狱纪检、监察部门，还有独立于监狱系统之外的驻狱检察组负责狱务监督，为什么此事足足持续了一年半时间？显然，一个以“善治”为目标的社会不能仅靠“社会反响强烈”来实现权力监督。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狱方涉案人员拿的是纳税人的钱财，本来应该做维护公民利益的“公仆”，没想到却为了一点贿赂与“工资”，甘心做了马建国的“私仆”。堂而皇之的理由竟然体现监狱的“人文关怀”。如此沆瀣一气，令人吃惊。

　　马建国可以自由出入监狱，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悖论———在监狱中，究竟谁在改造谁？显然，“身陷囹圄”的马建国不但没有真正接受社会的改造，反而用钱权交易的双赢逻辑改造监狱管理人员。

　　法国作家斯汤达曾在小说《红与黑》里慨叹，“监狱里最大的不幸，在于犯人不能把自己的牢门关上”。透过马建国自由出入监狱案，我们所见证的则是另一种不幸，即，那些手眼通天的犯人可以把监狱改造成自由市场。当那些正在服刑的罪犯可以声色犬马、逍遥于监狱之外，公民对其誓死捍卫的法律尊严将情何以堪？

　　熊培云（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