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为何就不能“大众化”？

2006-08-02 08:51:40　来源: 光明网　

　　既然做为历史的《三国志》可以被“大众化”成《三国演义》，既然那么多的文学经典可以被“演义”成单氏评书，那么现在做为经典的《三国演义》为什么不可以被“大众化”成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易中天式三国”呢？
近来对易中天的争论越发火热，专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易粉”的支持惊天动地。做为即非专家学者又对易教授毫无个人感情的绝大多数平常大众又如何对待这个颇为流行的文化争论呢？很少有人谈起。因为这个社会崇拜精英，因为这个社会喜欢新潮，那么两头挨不着边的普通大众则无人注意。可恰恰是这个无人问津的群体才是最有资格对易中天解说经典说上几句的人群。“娱乐化”也好，“品味说”也罢，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另外一个名词“大众化”呢？

以《三国演义》为例（其实争论的源头也是因为易中天对《三国演义》的解说），它只是一部被奉为“经典”的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好像承载不起一些人赋予它的重任。《三国演义》本身内容与其母本《三国志》的出入甚大，只是戴了一顶历史的帽子而已。如果有人认为易中天对《三国演义》的解读是把“历史庸俗化”，那么他应该回去仔细的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通读一遍，认真对比一下。按现在流行的说法，《三国演义》也应该算是对《三国志》的“戏说”甚至“娱乐化”，虽然谈不上"庸俗化“的鼻祖，但也应该算是“媚俗”的先驱之一。那么专家学者们对这个先人造就的娱乐“古董”又做何解释呢？

对此，我更乐意称之为历史的“大众化”。因为“演义”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相当于“演绎”，它股子骨子里就有“平民化”“大众化”的传统。在古人看来，只要基本的“骨架”不变，只要历史的真相不变，“演义”历史是一件很受普通民众欢迎的事情（当然，《荡寇志》之类是例外），而经典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也正是因为大众的传播，单靠几个学者名人的“吹捧”大概是产生不了经典的。大众有巨大的作用，但大众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理解接受能力有限，而“演义”则在古代很好的弥补了这个缺憾。

到了现代，评书（葛红兵是赞成单田芳的）、影视成了古代“演义”的变种，毕竟现代人的古文字功底远远逊于古人，像葛红兵教授所说的能把古书读成“《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不是什么难读的书”的人还是很少。既然做为历史的《三国志》可以被“大众化”成《三国演义》，既然那么多的文学经典可以被“演义”成单氏评书，那么现在做为经典的《三国演义》为什么不可以被“大众化”成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易中天式三国”呢？

现在提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有些过时，但是提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总可以吧？如果把所谓的经典都用“黄绫子”裱上，供到“祖宗庙”里去接受香火，只允许个别的“祭司”观摩，那经典岂不成了“木乃伊”？总得让大众见识一下吧，总不能为了防止“俗化”而让经典“霉”化了吧！

大众也需要文化，大众也渴望偶尔来点高雅，现代的文明就必须让专家学者“垄断”不成？那为什么经典就不能“大众化”呢？

作者：姜伯静 

给易中天“品书”降点温

2006-07-25 09:39:49　来源: 东方网　

作者：陈云发

　　我以为媒体及出版社，对易中天“品书”的炒作应适可而止，还是应当引导人们去读原著为好。例如：对三国史有兴趣的人，应去读《三国志》和《资治通鉴》；而对文学有兴趣并希望增长智慧的读者，应多读《三国演义》。
这几天大热，人们都希望老天爷多下点雨、刮一点凉风，降降温。而事实上，不论街上的商场饭店宾馆，还是影院办公场所，到处都装上了空调在降温。天气热光照足，有利于绿色植物的生长，但看来太热了也不好，整天汗流浃背，空气沉闷，容易中暑，身上还会出痱子，所以，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才行。

由此，我想到了当前易中天先生的“品书”热。

前两天看报纸，称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火得不得了，大有超过先前的韩寒、刘心武辈的作品热度。韩寒不去说他，因为其所谓的作品，属于“超女”一类文化；而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大抵是玄学一派的变种，比周汝昌先生近年的“红学”研究走得更远，因为他“研究”出来的东西，都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没有写过的，他已“超越”了《红楼梦》，所以炒作得十分热火。而相映成趣的倒是《红楼梦》原著反不及刘心武的“品红学”叫得热火了，这就叫人看不懂。

现在，易中天的《品三国》，由于先是电视台讲解，接着又是出版社炒作，其书、其人已经被炒作得十分热火了，又正逢伏天，所以让人觉得易中天这三个字分外火热，像伏天的太阳，让人吃不消了。据7月20日《新闻晨报》报道：易氏的《品三国》已“未卖先火”，45万册被征订一空，易中天肯定将净赚140多万元。而出版社还称：易氏这一品牌，将“几乎是老少通吃”。

但我以为，易氏畅销是可能的，但“老少通吃”却未必，例如我就未被他“吃”掉。易氏的“品”三国，由于他以通俗的说书方法讲故事，所以听众很多，也做到了津津有味，这是他的成功之处、精明之处，他能赚这么多“银子”，说明知识值钱了。但是，我看过易氏在报上刊登的“品三国”一书摘编，觉得他所讲的东西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最主要的一点，是他把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和陈寿的史书《三国志》放在一起“品”了，这就把《三国演义》中的艺术描写与《三国志》中的历史真实一锅煮了，而历史与艺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读《三国演义》，处处从史实的角度去考据它，则《三国演义》魅力何在？再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本身并非为了演绎史实，三国史、三国中的诸多历史人物，只不过作为他抒发理想的一个载体而已，他因为在元末明初英雄并起年代未能获重用，才决心写《三国演义》来表现自己能“安天下”的才智。而《三国演义》中的军阀们在政治上、外交上勾心斗角，在军事上出奇制胜，都表现出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智慧，所以过去老人们说，《三国演义》是让人增加智慧的书，尽管有的“智慧”其实是阴谋，故又有“老不看三国”、“《三国（演义）》一书让人越看越奸”的说法（还有“《说岳全传》让人越看越忠、《水传》让人越看越不安分、《西游》越看越天真、《红楼》越看越没男子气、《儒林外史》越看越不想做读书人”等说法）。

而《三国演义》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教人聪明、教人奸猾、教人会打仗、教人会做人、教人会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教人会韬晦而后东山再起、教人讲仁义讲王道讲正统，等等。《三国志》就没有此等魅力。以我的理解，易氏的所谓“品三国”，其实是以《三国演义》作为由头，在讲三国史而已。至于其对曹操等人的评价，也仅是他一家之言，有许多并不准确，实际水平与其“火”之程度，实名不符实。他的“品三国”，我没有见他品出《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为了帮助读者读懂原著，出版一些通俗辅导读物亦无不可，但是，决不能以引导人家去大读辅导读物而忽视了读原著，如果大炒辅导读物而代替读原著，那就会误人子弟了。对此，我感到担忧。曾听到两亇“研究生故事”：一是外地某名牌大学招收了一位古典文学研究生，进校后导师问他：《西游记》读过没有？他说：西游故事我很熟，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看过十二遍，不过，西游的书未读过，“听说”很精彩。导师自然臭骂了他一顿。另一个故事是上海某大学的，一位外地考研的古典文学研究生，居然也是《三国》、《红楼》、《西游》、《水浒》都未读过，靠背文学史考进来的。试想，这两位研究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能“研究”出真正成果吗？

所以，我以为媒体及出版社，对易中天“品书”的炒作应适可而止，还是应当引导人们去读原著为好。例如：对三国史有兴趣的人，应去读《三国志》和《资治通鉴》；而对文学有兴趣并希望增长智慧的读者，应多读《三国演义》，易中天的“品书”，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相比，并不是一亇层面上的东西，大抵亦是南怀瑾先生品史讲书一类读物，一家之言，姑妄读之而已。

相关：葛红兵：易中天混嚼三国，可以休矣

易中天《品三国》，实际不是品，是嚼，而且是混嚼。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混起来，正着混、反着混，这样讲课，是有些问题的。更主要的问题是，他对三国的品，品了微言，讲了细节，但没有阐发“大义”――合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时代气息的“大义”,品三国，如果只讲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君臣之间的背叛，兄弟之间的杀戮，国与国之间血腥争夺，那就没有什么意思。说穿了，人和人之间的斗智、斗勇、斗狠，是三国表面上的东西，也是中国人表面上的东西，三国中的人物，如果只这样讲，看起来，就是没有政治信念，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人格操守，没有超越性信仰的粪土之徒。这样讲，就把三国讲庸俗了。讲三国，要讲人的事儿，也要讲天、地、神的事儿。真正重要的，其实品三国，应该是品一点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的忠义观念，应该品出一点天、地、人、神的大义来，应该有反思，有批判，有褒扬。否则品的只不过是那个钩心斗角的智慧，那个对人的角力的崇拜……这样的三国，能给读者什么呢？只能是把中国人庸俗化，把政治庸俗化，把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庸俗化。

    从讲法上看，讲课自然可以轻松一些，幽默一些，但是，过分地俗化，就会让本来严肃的事情变得粗鄙，反而没有韵味了。

    实际上评书《三国》是很好的资源，评书大师在说书的时候，对人物、事件也会不断地加进去自己的见解，他们的那个方法可以借鉴、学习。

    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

    正讲历史，这是易中天的目标，辨析《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区别，是易中天一直坚持的理路，但是，易中天的态度不是学术的，是娱乐化的。

    比如他说，“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关羽和张飞，对刘备则名为事之如兄，实际事之如君。可见维系三人友谊的，就是英雄之义。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三个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这种说法实际上暗含的意味和趣向我不说，大家也可以猜测得出来。对“床”这个字的爱好，对“寝”这个字的入迷，也许无可厚非，知识分子也可以有，不过，易中天做得还是不够地道，如果拿到学术殿堂、知识殿堂、文化殿堂来，易中天本来可以拿得更学术一下、更知识一些、更文化一些，比如他可以讲“房内考”什么的，但是，讲“三国”用这些，就既不能显示知识，也不能显示文化，只能显示一个人的趣味和态度。

    说是在品三国，但是，反复这样做，就混嚼三国，把“三国”变成了肥皂剧。《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锅煮，好像是为了辨明史实，厘清真相，实际上是为了提升娱情，为了夺人眼球，学术走三国志》一锅煮，好像是为了辨明史实，厘清真相，实际上是为了提升娱情，思想成了笑谈，历史变成了娱乐。

      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易中天把三国讲庸俗了。

     “在大家都认为袁绍是绩优股时，郭嘉却看出那是垃圾股；而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

    诸葛亮选择刘备，是有政治信念和人生信念的，易中天对诸葛亮的这个解释完全是庸俗化了诸葛亮。或者他只是想把高深的政治动机和信仰用通俗的字眼表示出来，让大众好接受？我想一方面他是低估了大众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他是把通俗化处理成了庸俗化。诸葛亮选择刘备恐怕不是为了简单地傍一个政治大款，捞一点政治资本，把刘备当股票收藏，将来好兑现。

   易中天说，“刘备是诸葛亮再三考虑精心挑选的老板。既然如此，他就决不会轻易跳槽。”这样的说法在易中天的书中比比皆是，很容易误导读者，把庸俗当有趣，把俗解当真知。刘备之与诸葛亮，不是老板和雇工的关系，把他们等同于当今的老板和雇工关系，是对政治的庸俗化理解。本来，学术的东西，思想的东西，语言活泼一点没什么，但是，要贴切，易中天的这种说辞，不仅不贴切，还把历史庸俗化了。

    雅的事情，还是要雅来解决，不可粗俗、粗鄙。

    易中天的一些用词，也是不妥的，有些甚至流于粗俗。刘表之死，他说是“见上帝去了！”老师的用词，很容易影响学生，课堂上讲课，用俗语，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再比如，“诸葛亮是一个少年英才，而且是一个帅哥。”“帅哥”这个词，表达的对男性的审美是又现时代的特殊时代意义的，比如上海电视台搞的“好男儿”比赛，那种男性的“帅”实际上你如果认真去看一下那些入围的选手，就会感觉比较偏重于“阴柔”、“少嫩”一路， 如果一个当代读者读了易中天的“帅哥”一此，把诸葛亮也想象成这样的形象，那不是要贻笑大方了？

 
    要我说，易中天的书是否值得读，我说，读还是可以的，看看，没有什么不好，开卷有益，但是，其实，说起《三国》，我最佩服的是单田芳，这个人是一位文化大师。有了单田芳，我们就不需要别的人再来说什么《三国》了，而真正喜欢三国的，还是应该读原著，《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不是什么难读的书。

    来源：人民网 葛红兵的blog 

《百家讲坛》为什么火

2006-05-31 09:37:48　来源: 新京报(北京)　

　　 《百家讲坛》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对讲座内容和讲师的选择，完全依照大众流行文化的口味，而非正统学术的观点。同时它吸收评书和电视剧的技巧改变了讲座节目的讲法。

近日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讲稿《易中天品三国》被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高价夺标，再次印证了易中天的走红程度。而他成为当下市场最受追捧的学术明星，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百家讲坛》这台电视节目。实际上，不止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纪连海等人都是《百家讲坛》成功造就的明星。不管之前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是否被认可，如今都在最大限度上被普通老百姓接受了。

事实上，《百家讲坛》刚开播时讲座内容囊括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养生保健，当时的收视率并不高，直到后来调整思路，主要集中在人文历史领域，才赢得了关注。

对于讲座内容和讲师的选择，完全依照大众流行文化的口味，而非正统学术的观点。像清代这样一个不论文化还是经济都并非最重要最伟大的时代，可以成为长期话题，主要是因为流行多年的清宫戏为它笼络了广泛的观众基础。其实《百家讲坛》的话题在学术领域屡屡引发争议，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都处在一个有趣的位置，作为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者，他们首先被学术界质疑，被自己研究领域内的同侪批判，而跟他们的半生研究都没有关系的老百姓（至少《百家》的拥护者大多是非学院派，而非正统的学术精英），这时却成了他们学术观点的拥护者。通过《百家讲坛》，一些没有定论的观点被讲师们传播开来，这让很多学者专家都感到不快，本来是学术界内部的讨论，某一方却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而重要的是，大众并不了解其他观点。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人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讲述一些他们关心的话题，即便那附着了很强的个人观点，仍是一种解答，解答很多他们感兴趣但很难有渠道确定的问题。

另外一个要素就是表现形式。讲座节目历来是最让观众望而却步的类型，40分钟的节目如果不听前5分钟根本听不懂后面内容。《百家讲坛》在节目形态上并没有贡献，影像上几乎没有美感可言。它的贡献在于改变了讲座节目的讲法。你听易中天的讲座，不就是评书连播吗？在拥有广大评书听众的中国，把学术话题讲得和评书一样，无疑是成功的捷径。有意思的是，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这三位影响力最大的讲座者都曾经担任过中学教师，无疑他们更能掌握深入浅出的技巧。

既然《百家讲坛》的话题由头都来自电视剧这些流行元素，那么在方式上自然也跟电视剧借鉴不少，最重要的就是设置悬念、讲究故事性。刘心武的《红楼梦》，连续十几讲，不断地探秘解密，所有观点必须辅以具体故事，完全是电视剧式的铺陈叠述。而阎崇年的讲座，其实就是历年清宫戏的疑点解释，出发点都依据近年清宫戏的剧情和人物关系，也就是电视观众最感兴趣的部分，因此一场学术讲座的受众，一下子从少数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变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电视剧观众，反响自然不同。

因此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可以销售35万册，易中天成了畅销书榜首作家也就不难解释了。他们本来就是从流行中来，到流行中去。不论学术界质疑的声音有多大，都难以动摇他们广泛的群众基础。

□麒麒（北京图书策划人）

为什么偏偏是易中天？

2006-05-30 09:45:55　来源: 新京报(北京)　

　　 　[摘要]易中天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

“品读中国”书系让易中天迅速走红。真正成就学者易中天的不是学术书籍，而是电视传媒。学者万千，为什么偏偏是易中天？

往根子上说，这个人是想做一个“亲民学者”的，心目中亲民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家认为你是自己的一个邻居，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个熟人。换言之，他有着一个平民的立场。

有了立场，还得独辟蹊径。易中天很注重的是一个“品”字：一种琢磨，一种品味，去看看历史究竟能给人们什么启迪。所得结论未必权威，但有一定的个性。易中天一直站在讲台上，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百家讲坛》。他的成果大多诉诸听觉，这无形中影响了他思维和表达的方式，就是要用大家能听明白的话，讲大家想听明白的事。具体而言，易中天很注重讲故事，懂得细节的魅力，举例很多。在掌握了一定的史实后，易中天也常常会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同时注重当代人的接受心理。这依靠的是阅历、才情和对人性的参悟。易中天不是在颠覆历史，也谈不上真正还原历史，我宁愿说他是在晾晒历史的一些褶皱，并将它们置于一般读者的面前。他还经常会把古代的官职“换算”成当下的名称，以便理解。这是一个心里装着读者的学者。

而央视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平台也是易中天得以走红的重要原因。

商品时代，一切均需成本，成名亦然。易中天便挨了不少骂。身为中文系教授，却公然说史；频繁现身于电视节目和社会活动，有作秀之嫌。

从电视到图书，大家热热闹闹地去看易中天了，并不意味着去看历史了，而易中天版的历史又有着可商榷之处。历史能够这样讲吗？能够由一个中文系教授、一个搞过美学的人来讲吗？

易中天或许应该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太有地盘意识，不得“越位”，否则便是不务正业，而易中天这个人属于异类，在学术上倾向于“流寇主义”，当然不信奉什么“从一而终”，也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既然来讲历史了，就要靠真功夫说话。在《帝国的惆怅》一书的“跋”里，易中天表示自己是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作为典范的：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他心仪的是对历史的“趣说”与“妙说”，他的确做到了趣说，尽管有时史实展开得不够准确。我个人的浅见是他缺乏真正的独特的思想和文采，所以还没能达到黄仁宇的高度。他更像是一种过渡，一种文史类的“科普”，可惜我们往往误把科普当成了小儿科，其实大科学家霍金和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都是搞科普的。

在观众和读者的心目中，这个自称外行的历史讲述者是好玩的。深究起来，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晓畅明了，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笨重乏味；与其说易中天有多么大的娱乐性，不如说整体意义上的学者们太严肃。在和专栏作家小宝的对话中，他表示要有三个对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对接、学者和大众的文化对接、学术和媒体的文化对接。

终究，一个学者还是被明星化了，他自己没有料到，亦无法控制。很快有头衔飞来：余秋雨第二。偌大中国，真正在大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当代学人竟就这么几个？

想那李敖，骨头更硬了吧，道行更深了吧，但大家还是骂你没商量。中国人到底是看不惯人成名的，尤其看不惯文化明星，不伦不类。不务正业，难免误人子弟。在上海图书馆，有美女记者当面相问：我在您签售现场发现，很多读者都没有读过《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却对您盲目崇拜，您觉得您的讲座对他们负责吗？易中天回敬道：如果今天讲座现场有位小伙子盲目爱上你，你负责任吗？掌声立马响了起来。笑言在媒体面前是“弱势群体”的易中天，面对这个问题时想必是有些紧张的，但回答得很狡猾，很放松。狡猾，或许就是一种媒体风格了吧；放松，或许就是一种境界了吧。

媒体时代，那些依然能安于寂寞的人有福了———孤绝而特立永远是这个世界所匮乏的；那些走出书斋，借助媒体，走向大众的人有福了———他们原本就是大众中的一员。

□木叶（上海书评人） 

易中天教授暴富背后“炒作”的价值

2006-05-29 09:34:34　来源: 千龙评论　　　

　55万册首印！14%版税！折合首印稿费高达180万元。前日，在央视开讲《汉史》、《三国》而名噪一时的平民教授易中天，将其书稿《品三国》的第一部，以无底价公开招标的形式寻得买主。此举震动国内文坛和出版界。

从来没有一名教授仅靠讲稿拍卖即获得如此高的报酬，易中天无意中成了学术圈内一夜暴富的代表。业内人士纷纷摇头，认为一部带有学术味的书稿能够首印55万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版社想不亏本都难，更不要说赢利了。言下之意，是出版社在“炒作”。笔者相信业内人士的判断，同时对用市场运作的手法“炒作”学术传播的做法表示赞同。

当前文化市场中，文化产品存在着通俗读物、学术著作等区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在书店柜台上并肩而立，表面上看和谐共处其乐融融，实际上却是隔膜得很，依然存在着“意识鸿沟”：精英学术如在云端里坐，不食人间烟火，拒普通百姓于千里之外；文化快餐粗鄙无行，三句话不离食、色、性，过分迎合人之生理欲求。如何让“阳春白雪”进入寻常百姓家，让“下里巴人”浸透文化的蕴涵，则是需要下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人们受得了商人、歌手一夜暴富，却不一定经得住学问家大笔赚钱的刺激；受得了盗版、剽窃糟蹋文化的猖狂行为，却不一定经得住“学术精品”经市场炒作而传播的观念冲击。说穿了，这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习惯问题。因为，一直以来，人们将学术问题过分崇高化，以至于不明所以却甘愿顶礼膜拜，不能接受学术走下神坛的事实。其实，再高深的学术，也要落脚到促进社会发展上来，落脚到提升与完善人的素质上来。因此，学术走入民间，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关键在于怎么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主要原因是观念更新不够。

藏在深阁的学术研究是个人的，而要将“个人学术”转化为“社会学术”，必须打开学术之窗、推开学术之门，换上现代人的行头，露出大众化的笑脸，才能真正走入社会，融入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讲，易中天的“一夜暴富”无疑具有强烈的示范和引导意义，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众对于学术的强烈需求。

一部品三国，让六十岁的他迅速走红全国。

　　易中天： 
肯定是高兴了，要说不高兴就太矫情了。

　　他究竟魅力何在，怎么与众不同？

　　易中天：白脸就白脸，红脸就红脸，我现在全给弄成粉红的了。

　　《1/7》独家专访易中天，细说一个现在炙手可热的人物故事。

　　演播室：今天《1/7》的新闻人物是易中天。这位年届花甲的厦门大学教授，人们现在对他的评价是“红遍大江南北，拥有众多粉丝”。易中天声名如日中天的原因，在于他在电视中讲历史人物，在书中评历史典故是如此的标新立异，他说诸葛亮唱的是卡拉OK，曹操其实很可爱，关羽应该当爱神，易中天的书在上海热卖，易中天的书被上海的出版社竟标出版，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的学者怎么如此出名，就让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易中天讲座实况：司马懿这个时候已经来到城下了，他想这哥们儿什么意思？邀请我上楼跟你一起卡拉OK，我上去卡拉，你把我OK了。

　　这个时候的曹操，因为刚刚出道，二十岁，还不太懂得官场，是个生瓜蛋子，以为他当了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就怎么了不起了。

　　如果关羽可以变成财神，那他也可以变成爱神，供奉在婚姻介绍所。

　　（易中天采访）

　　记：这些时尚的词是你原来在写这稿子的时候专门设置的吗？
　　答：这个倒用不到写到稿子里面，很自然地就会脱口而出。
　　记：你平时会关注这些东西，最流行的这些东西。
　　答：我不看电视，我也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不听广播。
　　记：总归有来的途径。
　　答：就听别人说的，风吹的，只看月亮，都是月亮惹的祸。

　　易中天，1947年出生于湖南，现在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易中天现在的名声来自于电视，也来自于他的自身。他在电视节目《百家讲坛》里讲三国人物一炮走红。风趣幽默的语言、生动丰富的动作，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易中天采访）

　　记：我知道你现在出门很多时候要戴墨镜的。
　　答：应该说是戴墨镜不管用。我在北京有一次住在梅地亚宾馆，我打了个的出去，戴了墨镜，然后上去以后司机说，“听您这声音特像一个人，特像那个什么《百家讲坛》，讲三国的易中天。”我说你也看这个节目吗？“看。”我说不能够，你白天开车呢，怎么可能看！“晚上歇了车看，我和我儿子，我儿子正高考，我们爷儿俩就看晚上的重播”。
　　记：看到这么多人喜欢你，而且一听声音就知道，你是那个易中天，你在心里头特别的高兴吧？
　　答：肯定是高兴了，要说不高兴，就太矫情了。
　　易中天的讲座总是场场爆满，他写的书现在是本本畅销。他身边也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拥趸者，他们自称"意粉"、"乙醚"，有的甚至发出了"嫁人就嫁易中天"的感叹。网络上的评论说，原来历史讲座不是都板着一付面孔，而是也有这样生动好看，逗人开怀的。
　　
　　（易中天采访）

　　记：那很多人就说，到像您，教授博导到这个级别总觉得好像太通俗了，太跟我这个层次有一定距离了。
　　易：这个可能与我学文学史出身有关系？
　　记：这怎么说呢？
　　易：只要是对中国文学史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是从哪里来的。经典文学的东西都是从俗文学从民间来的。《诗经》，雅的不能再雅了。原来在哪，田间地头唱的。唐诗宋词，青楼妓院唱的。对现在的流行歌曲，现在的流行语言，现在的网络语言，你很难说将来哪一些部变成经典，你的唐诗宋词就是当年的《涛声依旧》，就是当年的《相约九八》。
　　
　　（字幕：2006年5月22日上海易中天“品三国”书稿竞标）

　　易中天的书如今也是流行的焦点。根据讲座整理出来的书稿《易中天品三国》，今年成为各大出版社竞逐的目标，最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中标，开出的价码是首印55万册，版税14%，也就是说出版社在未来3年内，至少要付给易中天260万元这样一笔巨款，这在中国的出版界几乎算是天价。
　　就在他的书稿被炒到最热的时候，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署名易中天的讲《三国》的书。
　　
　　（易中天采访）

　　记：我这里有一本书，这是我在书摊上买的。《易中天解读三国》8块钱。
　　答：这是第二种我没有想到拿的这本书。知道我会拿另一本书。
　　记：还有一个版本？
　　答：还有一个，叫做《易中天品三国》
　　（看伪书实况）
　　记：像你这样出伪书也好，盗版也应该是不多的吧？
　　答：我没有统计过。据说我现在的书在盗版市场上排行榜第一名。
　　
　　易中天的红火始于2005年4月，他在电视节目中用一种妙语连珠的说史风格讲述汉代风云人物，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年年初，他在电视里开讲三国，人气更是一路飙升。在易中天说的三国里，空城计、草船借箭并不是诸葛亮的手笔，最有名的大奸臣曹操成了可爱的奸雄。这些三国人物和人们印象中的有着大大的不同。
　　
　　（易中天采访）

　　记：我看你的《百家讲坛》里头，你讲的这些汉代的这些人物，还有三国时候的人物，总给别人一种“这个人物跟我们平常听到的历史人物不太一样”的感觉。举个例子，就说曹操吧，我们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大奸臣，但是在你的里头就是，他是个可爱的奸雄。
　　易：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
　　记：你觉得他最可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易：第一个他有人情味，有幽默感，还有他对他原配丁夫人的态度。丁夫人不是跑回娘家去，他自己亲自到丁夫人，到娘家去。
　　
　　（叠化，易中天说曹操实况）
　　丁夫人在家干什么？织布。曹操来了以后，她也不站起来迎接，也不搭理，曹操很没意思，讪讪地走过去：
　　“织布呢？”
　　咔嚓，咔嚓
　　“唉，别织了，跟我回家吧”
　　（继续织布）
　　曹操就走过去，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唉，别使小性子了，宝贝，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坐车子回家好不好？”
　　要知道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这个"抚其背"，是男人对女性的一种爱的动作。
　　
　　（叠画，采访）
　　很多人看了以后提意见，这个教授真是满嘴跑火车，这怎么可能呢，而且我本来就是一个学文学的人，要知道在文学作品当中，细节是非常重要的，而很多做历史专业研究的人，他不太会注意比方说抚其背。
　　记：这些小的细节。
　　易：学历史的人觉得这个好像，无关历史的进程。
　　记：但是你讲的那些内容，像刚才说的摸其背，这些内容感觉就像我们感觉像好像不是正史里面的，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
　　易：他恰恰是正史里面的三国志里面的。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的注里面。我说的是有出处的，没有编。当然这些史料不一定靠得住。
　　记：但现在你…
　　易：谁能够鉴定哪个能靠得住呢？
　　
　　这是很多观众喜欢易中天的地方，也正是易中天最受质疑的地方：他专业是研究美学的，现在这么评书式地说三国，有多少是历史事实，又有多少是他的发挥想象？
　　
　　（易中天采访）

　　记：很多人认为你这是真的历史吗，会不会误人子弟，很多人有这样得质疑。
　　易：很多人会有这个质疑，我觉得非常好理解，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影响太大了。三国演义已经在民间形成了三国时代历史人物的一个定式。一个思维的定式。
　　记：所以你打破的是这个定式。
　　易：我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把所有的历史人物，都看作和我们一样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的人。不但要把我主讲人变成观众的邻居朋友，还要把他们也变成观众的邻居朋友，让他们看历史人物就像看自己隔壁的，看三国龙争虎斗，就像看隔壁邻居吵架。不管是曹操，还是诸葛亮和我们都一样。
　　记：但在你的角色中确实看出来诸葛亮并不是原来印象中那样像神仙一样，像一个什么事都能够做这样一个人。
　　答：因为事实他不是。事实他不是。那么你作为一个学者你必须忠于这个事实，不能够跟着大家一起去幻想，他身上的一些神话和神圣的色彩，我肯定要用药棉一点点把它擦掉，但是我不会去贬低他。
　　记：但在我们传统观念中，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老有这样子，历史人物中尤其特别明显。
　　易：对，白脸就白脸，红脸就红脸，我现在全给弄成粉红的了。  

　　顷刻之间迅速走红，他却形容自己不过是个流寇。

　　这个专业碰一下，那个专业碰一下，流寇嘛。

　　临近退休倒成了公众人物，他内心又是什么滋味？

　　公众人物是什么东东，你知道吗？

　　记：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

　　易中天：就是众人嚼舌头的下酒菜。

　　现实中的易中天又有着怎样的生活和感触？

　　1965年，高中毕业的易中天参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呆就是13年。1978年，没有上过大学的易中天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他学的是古代文学专业，但他对许多学科都感兴趣，除了自己的专业外，他出版的著作，从历史人物到城市研究，从各地方言到美国宪法，几乎称得上是古今中外通吃。易中天既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上过大学本科，再加上这样与众不同的治学之路，他干脆戏称自己是学术界的土匪，土匪加流寇。

　　（易中天采访）

　　易：土匪是因为你没有读过大学，你不是黄埔出身，土匪受了点招安，流寇就是当时还有其他的土匪也招安，他们一般就是变成坐寇，坐寇就是一个专业
　　记：专注于专业，术业有专攻的（意思）那么你呢？
　　易：我呢就串来串去。
　　这个专业碰一下，那个专业碰一下，流寇嘛。
　　记：在学校里头一般来说，还有自己的专业的特长，你这样串来串去，不会有影响吗？
　　易：我是把人家用来休闲、喝茶、旅游、泡吧、打麻将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自从出名之后，易中天往日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他家里的电话常常是忙音，各种邀请应接不暇，时时面对媒体各种各样的问题。出名以后，对媒体的采访要求，易中天显得非常谨慎。今天的采访由于谈兴很浓，他总算同意记者到他家里拍摄，但还是谢绝记者拍摄采访他的家人。易中天的家里人口简单，夫妇俩就一个女儿。

　　（易中天采访）

　　记：她现在看你现在在电视上的讲座吗？
　　易：她看。
　　记：她觉得你讲得好不好？
　　易：她好象不太评论。
　　记：她对你现在成名她是一个什么态度？
　　易：她不太高兴，爸爸已经不是我的爸爸了，我见爸爸还要约时间。
　　记：快到耳顺之年的时候，忽然成了名人了，而且有自己粉丝的名人，跟一般的偶像明星很像的，你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答：我没有看法，因为这个不是我可以左右或者控制的一个局面，我只能被动地接受，我现在不是被你们这些媒体
　　定位为公众人物了吗？公众人物是什么东西？或者公众人物是什么东东，你知道吗？
　　记：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
　　答：就是众人嚼舌头的下酒菜。
　　
　　在易中天的家里，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尊诸葛亮的铜像。易中天说，在三国众多风云人物中，和自己心意相通的人只有诸葛亮，这个他正在用药棉一点点擦掉那些神话和神圣色彩的历史人物。

　　（易中天采访）

　　易：其实诸葛亮很多人，都觉得他多么多么好，结局多么多么完美，最后得到那么多的人的崇敬，我都想问他们一句，诸葛亮在后世受到那么多人的崇敬，跟他自己有什么关系？他听得见吗？实际他自己生前，非常累，其实在这一点上，我恰恰是诸葛亮的心是相通的。他们抨击我的时候，我对诸葛亮如何，我实际上是非常的冤枉，我非常理解他后来为什么这么累，他的事情是事必躬亲，他的部下犯了错误，打二十军棍都要自己去数的，一个丞相，不放心。我也是，我很多事情不都不愿意交给别人做的，现在很多人跟我说，你现在应该请经纪人，你现在应该有助理，应该有秘书，应该有人代劳，或者你文章不用自己写，请别人写你签个名不就可以卖钱吗，我做不到，我的文稿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敲出来的。没有办法，这都是孔明先生对我的影响。诸葛亮同样是悲剧人物。其实就个人而言，我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且我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记：我看来你一直都是开心的？
　　答：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是活得比任何人都开心的人，就是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好。根本就不存在最好，不存在完美。这个世界天生就是残缺，而且永远是残缺的。
　　记：那你觉得你幸福吗？
　　答：凑合、将就，还可以，蛮不错了。再说不幸福，人家骂你太不知足了。比如说到《百家讲台》去讲三国这个事能做不能做。我不能想我讲的三国就如何如何了，我得多少好处，得想什么，会有什么很坏的结果。

　　在做了学术上的流寇二十几年后，易中天终于走出书斋，翻越学院体制的高墙，来到了城外的世界。在他任教的厦门大学里，几乎看不到易中天的身影，忙于书稿和电视的他也不在乎大学里的同事们如何看待自己。

　　（易中天采访）

　　同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老死不相往来，我住在校外，我上课的地方就离你今天所在的地方不远，就在对面，然后门口就是公交车站，我下了课就进教室，上完课乘着公交回去了，我根本看不到我的同事。
　　记：总归学院里头和学校里头还是有……
　　答：没有来往的。不需要的，现在我们学校里面，工资都打在银行卡里面的，看病是全是统一刷卡的。学校里面有没有事情是发电子邮件的，如果要填表例也是网上填表的。没有必要见面。
　　记：但是你这个圈子总是有些朋友的。
　　答：我的朋友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平时相望于江湖，如果有什么特别着急的重要的事发绿林柬，我们是逢年过节都不打电话的。
　　记：你没有很亲密的可以谈谈你的书的想法的朋友吗？
　　答：第一你没有时间去，忙得跟陀螺似的，在飞机上都要做功课的，哪里有时间坐下来聊天？
　　记：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毕竟你是教授是博导，要考虑到自己在学术方面的发展。
　　易：不，我退休了啊，马上就退了，将来的头衔就是退休金领取者。你到底干什么，就没什么关系，一般地说归居委会管。
　　记：那还属于学者吗？
　　易：那个无所谓，因为学者不等于说一定要做谁规定的事情，只要是做与学术有关的事情，都可以叫学者。
　　记：至于结果受不受欢迎？
　　易：都无所谓了，你做的过程当中很过瘾就非常好了，而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过程，不要去考虑结果。结果是什么？我告诉你，人都是要死的，这就是人生的结果。如果你追求结果的话，现在就可以请便。

葛红兵质疑易中天"品三国" 称品了微言失了大义 
 
 

 
　　这个夏天,易中天随着他的《品三国》继续升温。葛红兵近日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易中天“混嚼三国，可以休矣”，引起了网友和读者的关注。
　　易中天在混嚼三国

　　葛红兵在博客中说，易中天《品三国》，实际不是品，是嚼，而且是混嚼。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混起来，正着混、反着混，这样讲课，是有些问题的。更主要的问题是，他对三国的品，品了微言，讲了细节，但没有阐发“大义”。品三国，如果只讲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君臣之间的背叛，兄弟之间的杀戮，国与国之间血腥争夺，那就没有什么意思。说穿了，人和人之间的斗智、斗勇、斗狠，是三国表面上的东西，也是中国人表面上的东西，这样讲，就把三国讲庸俗了。讲三国，要讲人的事儿，也要讲天、地、神的事儿，真正重要的，其实品三国，应该是品一点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的忠义观念，应该品出一点天 
、地、人、神的大义来，应该有反思，有批判，有褒扬。否则品的只不过是那个勾心斗角的智慧，那个对人的角力的崇拜……这样的三国，能给读者什么呢？只能是把中国人庸俗化，把政治庸俗化，把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庸俗化。

　　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

　　葛红兵说，讲历史从讲法上可以轻松一些，幽默一些，但是，过分地俗化，就会让本来严肃的事情变得粗鄙，反而没有韵味了。

　　葛红兵认为，虽然正讲历史是易中天的目标，但是，他的态度不是学术的，而是娱乐化的。比如他说，“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关羽和张飞，对刘备则名为事之如兄，实际事之如君。可见维系三人友谊的，就是英雄之义。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三个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这种说法实际上暗含的意味和趣向我不说，大家也可以猜测得出来。如果讲"三国"用这些，就既不能显示知识，也不能显示文化，而是把思想当成了笑谈，历史变成了娱乐。 

　 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 

　　"在大家都认为袁绍是绩优股时，郭嘉却看出那是垃圾股；而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葛红兵以这个例子来说明，易中天对诸葛亮的这个解释完全是庸俗化了诸葛亮。他认为，诸葛亮选择刘备，是有政治信念和人生信念的，而易中天他只是想把高深的政治动机和信仰用通俗的字眼表示出来，让大众好接受？葛红兵认为，刘备之与诸葛亮，不是老板和雇工的关系，把他们等同于当今的老板和雇工关系，是对政治的庸俗化理解。学者不应低估大众的理解力，很容易误导读者，易中天的这种说辞，是把庸俗当有趣，把俗解当真知，不仅不贴切，还把历史庸俗化了。

 　　雅事还是要雅来解决

 　　葛红兵还指出，易中天的一些用词流于粗俗。比如说刘表之死，他说是"见上帝去了"。再比如，"诸葛亮是一个少年英才，而且是一个帅哥。"葛红兵进而尖锐地指出，雅的事情，还是要雅来解决。当然，对于易中天的书，他认为看看，没有什么不好，开卷有益。但是，真正喜欢三国的读者，还是应该读原著，毕竟《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不是什么难读的书。
 

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首页推荐)
 

 作者：邝海炎 提交日期：2006-8-5 14:10:00 

�牐犃跣》阍凇墩庖淮�人的怕和爱》中曾经说过：“四十年来，汉语哲学的大陆语域发生过一场语式——当然首先是思式革命。纯粹心性式和纯粹学术式的哲学言路被贴上阶级的标签予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姑且名之为“社论”式的哲学言述。“社论”语式在大陆汉语域中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在汉语域中逐渐泛化（全权化），哲学言路的社论语态化只是这种泛化的言语场之一。正如已经发生过的当代言述史所表明的，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
　　“社论”语态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其特点有：1、口含天宪的“独断论”语式往往扼杀人的反思能力；2、语言暴力沉渣四起、“二元性”的敌对思维无处不在；3，宏大叙事泛滥，以至“类”常常湮灭“个体”，“必然”总是压倒“偶然”。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含——道义权力本身更有制约性。因此，如何挣脱权力话语加之于思想的这一根绳索，就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必修课”。1980年代，李泽厚凭着《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书引领思想潮流，“四五一代人”如痴如醉的阅读李泽厚，与其说是被李氏思想所震撼，不如说是“经历过文革”的他们想从李氏的著作中获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启发，所以一旦“四五一代人”找到自己更惬意的表达方式，李泽厚的“落寞”便成了时代风向转变的一种必然。于是，在文学里我们发掘出筱敏的《成年礼》，收获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在哲学里我们听到张志扬敲《门》时“我在的呢喃”，感受着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甚至即使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嗲叫”，那也表征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饥渴啊，这时史学领域的情况怎样呢？很遗憾，“四五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大多选择了文学和哲学，所以史学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相当滞后，“破题”之功也就不得不从海外学者黄仁宇说起。
　　
　　
　　一，世间已无黄仁宇
　　
　　黄仁宇（1918年-2001年）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该书当时首印2.75万册很快发售一空，现在流行的大多是三联版，看版权页就发现从1997年5月到2005年5月就重印了20次，销售量估计已逾百万，人称“黄仁宇旋风”。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庄周的《齐人物论》说：“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也许正是因为黄氏在叙事方面的天才过于饱满，反而使他在制造“概念”时有些拖泥带水，不够严谨。比如这“数目字管理”，到底是指“定量的统计分析”，还是指“银行信贷等中间架构的出现”，抑或是“用技术官僚执政，以数学风格治国”？相信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研究黄氏著作中“核心概念”的论文以后将越来越多，到时会不会形成一个“黄仁宇之谜”或者“黄学”还真说不定呐。
　　毫无疑问，黄氏的写史风格影响了“四五一代人”，学界的张鸣，江晓原，朱学勤等著名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当然，黄氏能有这样的成就，除了文笔风格的原因外，还必须提到他的个人经历。朱学勤先生在谈到《黄河青山》时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显然，这样的点评是切中肯絜、启人心智的，但不管怎样黄氏毕竟对与大陆的语境还是有所隔膜，这点我们从《黄河青山》中他误信文革时“高等华人”的“喜鹊嘴”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更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对1949年后的大陆情况缺乏切身体认，所以他对传统中国制度结构的的剖析往往是“搔到了痒处，却没有抓到痛处”。
　　
　　
　　二、吴思的“制度”寻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逼出了吴思的《潜规则》——
　　“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一九八六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正是这个潜规则。
　　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
　　吴思何许人也？他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从他的履历来看，他阅历丰富，属于典型的“四五一代人”，怪不得对于黄氏以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提炼出的“中国是一三明治结构”说，吴思居然很不以为然，还调侃到，“这人毕竟是只打过仗，没搞过生产，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
　　那么，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血酬定律》中——“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这条定律，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一些历史现象。”
　　可以说，走到这一步，吴思的思想体系就基本上架构起来。也许有人会将吴思著作中的“利益博弈”与霍布斯的“丛林法则”相比附，甚至已经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这种评论其实都失之表面。我们首先要知道，吴思之所以厉害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他是记者出身，文字干净明白，没有文人滥情拖沓的毛病；第二，他谙熟制度经济学方法，就相当于长了一对“魔眼”，能洞彻到帝国制度结构的要害；第三，他是一个制造“概念”的高手，这种能力是他的天赋和阅历共同造就的。明乎此，笔者以为，吴思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潜规则”其实是对“明规则”的呼唤，而“血酬定律”则是在提醒统治者，利益分殊所导致的集团博弈必须摆在“宪政平台”上进行才可能实现持续均衡。由此，从黄仁宇到吴思，一场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便在精英层中首先拉开了。
　　
　　
　　三、“预流者”易中天
　　
　　随着吴思的成功，“浅说”历史或“趣说”历史的书便跟风般多了起来。书店热卖过的有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天涯网友谭伯牛的《战天京》、十年砍柴的《闲看水浒》、快刀丁三的《蓝衣社》也是一炮而红。笔者大学读的是历史系，看到这么多前辈在参与一股“民间写史”的潮流，当然很是欣喜。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可让人遗憾的是，国朝历史学界的有些人似乎却拈不出陈先生这话的分量。这不，人家厦门大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了一阵子了“汉代风云人物”，结果“火”了，不但书卖得好，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照理说，学院内的专业学者看到有人为他们做这种普及工作应该高兴才是，就像霍金高兴自己的“宇宙爆炸假说”被人家谈论一样，哪怕人家借着谈论“宇宙爆炸假说”挣了不少钱，那也是人家自个儿的本事。可我们国朝的有些历史学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股酸醋儿劲，说人家易某人“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还说什么“上央视讲历史，可能使学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更为可怕的是，人家易中天本来是想使讲课更生动，自己脱下鞋，向观众演一把古人怎样“避席”，便被这些人说成不严肃，有些轻佻，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仪表等等。
　　说老实话，我也觉得用讲历史应该严肃点，才能营造出现场的历史气氛，而插科打诨的方式往往会消解历史的厚重感，从而使历史减损悲剧性的震撼力，也就达不到“历史使人明智”的基本的功能。但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我没有权利要求“乙粉”不准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活出自我”的时代，个人有权型塑自己的生命感觉。况且，去听易中天讲历史总比去看“超女”要强吧。总之，我们固然要反对打着文化普及的旗号把历史庸俗化、粗鄙化的做法，但我们也应该宽容那些在文化普及中非“专业”的行为，西哲罗素说：“参差多样乃幸福的本源”，能不信乎？
　　我们都知道，其实“专业”这东西是海通以西潮冲击的结果，在此之前，是没有什么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分类的。孔夫子当年实行的是“六艺之教”，“六艺”讲的是什么？是“礼”、“乐”、“射”、“御”、“书”、“数”。 林安梧认为， “礼”指的是分寸节度，“乐”指的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对象的确定”，“御”则是“主体的掌握”，“书”则是“典籍文化的教养”，“数”可说是“论理逻辑的思辩”。这种教育的目的培养有德的“君子 ”，但海通以后由于民族国家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拷贝西方“专业”设置也就成了所谓“教育现代化”的一项必然要求。近年来，一直迥异时流的刘小枫对此进行的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什么叫教育的现代化？首先就是教育的大众化和技术专业化，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大众化），但在大学念什么呢？念的是实用（技术）性的知识。于是，现在受高等教育，绝非意味着品德和人生理解上的长进，而是技匠的培养，这与中国和西方传统的文教理念都相违。”
　　基于此，刘小枫和甘阳等人都主张大学要实行“通识教育”，也就是要向“古典自由教育”回归。我不知道易中天教授是否有这样的自觉，他的履历中写着“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有记者曾就此问他：“你原来研究美学，后来著了与城市学、宪法学相关的书，现在又以讲史知名。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易中天轻松的回答到：“你就写“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这8个字好了。全是兴致所致，性格使然。我不反对埋头苦干只做一件事，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到处窜。我是流寇主义”。
　　好一个流寇主义者！“在一个分工体系很成熟的社会里，社会为你安排好的是一种机械式的人生。所以尼采才非要辞去教职不可。但跳出这个分工体系的同时你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你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德勇气了，需要诚实地面对心灵的勇气。这就是‘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里的表现形态”，汪丁丁的这一段话深刻的说明了易中天当时的处处境。也许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有些哗众取宠的成分，但我还是希望他继续表演下去，因为在这个“史学式微”和“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史学能人如此的利用又何尝不是史学的一种幸运呢？
　　易中天坦承，“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但我不太喜欢。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我被他的这一段话感动了，或许易中天是一位“预流者”，虽然他的知识也许不够渊博，他的见识也未必深刻，但从他坚毅的背影中，我似乎看到了国人对历史的热情正在冉冉升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每个中国人都能像易中天这样亲切的感受历史的血肉和肌理时，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也就完成了。
　　从黄仁宇到吴思，历史走出了坚定的一步，他们的成功标志着“意识形态化”史学的坍塌；而从吴思到易中天，历史却又似乎踌躇起来，是“预流而上”，还是“娱乐到死”？历史仿佛划出了一根“下里巴人曲线”，但曲线到底是上爬还是下坠，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似乎就是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也多一份等待。
　　是的，“中国是磨练人耐性最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