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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其人其文
南方周末 2004-10-09 10:08:06
薛涌 《南方人物周刊》供图
□郑也夫
《直话直说的政治》
薛涌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7月，22.00元
薛涌出国前就发表过不少文章。当然远远赶不上这两年旋风般的文字还乡。但是距今他已去国10年。他当年的读者对他今天的文章似曾相识的大约不多，年轻的读者更不知道太平洋彼岸的薛涌何许人也。薛涌来了跨洋电话，要我为他的新作写篇书评。以我和他的关系，写就不是三言两语。
我们大约是1983年底相识的。那时他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北京晚报社，办一个专栏“百家言”。我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刚开始有文章发表。不知哪篇被他看中，成为他的作者，继而是哥儿们。
以下要讲述的是薛涌的行状。不过先交代一下他的形状。他的脑壳十分异常，硕大且怪状。与其瘦小的身材对照，更凸现脑壳之异常。或许这正是其丰富思想之由来。说起来，我的同行中还有两位思想不凡且脑壳异常者。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那脑壳真可说硕大无朋，形状也可称奇。我一直认为，潘兄的学问不仅在社会学系，就是在整个人大，也属于最顶尖的一小撮。再一位是清华的孙立平，孙兄脑壳虽硕大但尺寸略小于潘兄，奇形怪状或有过之，不然哪有《断裂》这等作品问世。顺便再说一位。和薛涌一同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位公共知识分子中的旅居美国的杂文家林达（夫妇俩共用的笔名）中的一位李晓林，更属异相。我们第一次是在北京图书馆门口见的面。见面后我惊异她憨态可掬。因为见面前已有耳闻，配合这相貌，便断定此人智力超群。因为我笃信，相貌有些呆傻状的聪明人非常少见，而往往是最聪明的。马晓春就是这种相貌。我阅人不算少。李晓林是罕见的又一位。
接着说脑壳异常的薛涌。我和薛涌都不是好孩子出身。某日不知怎么就比起年少时谁更顽劣。我说，我五年级才入队。他说：那算什么，我多次骂老师；小学一年级就用雪球把老师打哭了；五年级时一个老师把我给打了。我一听连忙说，还是你厉害，我只是不守纪律，没让老师打过，更没打骂过老师。我认为现在薛涌是汉语写作界顶尖的骂人高手，看来是童子功。我从网上看过他和郑义、甘阳、方舟子干架，甚是过瘾。其中的是非不是这篇文章想要理论的。只想说，那架吵的水平不低。且仅以吵架水平看，薛涌居上风。我很赞成薛涌的一个观点，说狠话、下猛料是公开辩论中吸引观众的佐料；大家只是在某一观点上不同，不是敌人，对狠话不必介意。
当年薛涌家离刘心武家很近。他总说，老刘聪明、有意思，我带你见见。某日终于一同踏进了刘老师的家门。其时刘老师《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刚刚被免掉，正百无聊赖。那一日开侃后，尽是薛涌和我吹牛，刘老师少言寡言。薛涌觉得无趣，便单刀直入：“刘老师，您其实最合适了。该写的都写完了，该出的风头也出了，现在江郎才尽，刚好找个借口，说是人家不让写了。”刘老师笑呵呵地说：是啊。但其实受了薛涌的刺激，话多起来。我只记得他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电影。二战时，德军轰炸交战国。敌军飞机每每飞过一个小镇，镇里人就要发警报竞相躲藏起来，可是每次飞机都并不轰炸只是路过。镇里人从恐慌到松弛，最后是生气被人忽视、看不起。战争结束前，当敌机意想不到地轰炸这个小镇的时候，镇里人奔走相告、喜出望外：“终于轰炸我们了。”出门后，薛涌说：“我一直跟你吹嘘刘心武，看他一开始这么，我也没面子，只好刺他一下。还算说出点东西，是吧？”
2002年日韩世界杯，《足球》报邀我写专栏。并要求再推荐两个撰稿人。我因为和刘老师在中央台侃过世界杯，知道薛涌酷爱足球，力荐这两人。于是三驾马车加盟了《足球》报。薛涌的第一篇火爆文章是点名开骂黄健翔。黄好像反驳了一下。我当即料到黄要吃苦头。这样一个好孩子出身的小生派主持人哪里能干过薛涌。果然翌日就看到薛涌的《再骂黄健翔》。世界杯期间薛涌的文章真是越写越猛，直指中国足球，痛快淋漓，虎虎有生气。世界杯过后仍然不能搁笔。还在网上和网友大动干戈。听说被网友评为中国足球十名“丑星”之一。郝海东因“世界杯270分钟不射”也在此列。一个评球而不踢球的人能引发网友的如此强烈的爱憎，可称奇迹。我一向以为我是批评中国足球的第一刀笔。看到薛涌的文章，对妻子说：我老了。雅典奥运再次为《足球》捉刀。眼见得我的文章篇篇居于榜首。薛涌也开了专栏，但是文章不多，且力度一般。我这边刚有廉颇未老之感，那边薛涌来电话了，说是正在搬家，没工夫看奥运写奥运。原来我这回拔了头筹，是因为薛涌没空。
大约从1988年薛涌练起了长跑。因为我中学干过中长跑，他常和我交流。他的条件实在一般。但他越干越猛，常常一天2万米。并邀请我在他40岁生日时骑自行车陪他跑一趟马拉松，还说成绩怎么也要争取3小时左右。最后没有跑成，因为练得太猛，膝盖积水。据说他去了美国后，重操旧业。我以为他身上真的有马拉松运动员的精神。他学习外语和练长跑几乎是异曲同工。从这两年薛涌的杂文井喷看，他是后来居上的大器晚成者。当然最终的判断还应该是他的学术成果。他说决心将历史学研究做到美国一流。我觉得，只要他的脑袋别像膝盖一样积水，胜算很大。
乍一看，他的身体条件不算好。再一看，还是不能说好。乍一看，他的智力条件也说不上顶尖。再一看，他的文章已令人刮目，信息量巨大，见识过人。薛涌1990年准备托福那会儿，他的同龄人、我们上海的一个朋友刘擎也准备托福。梁晓燕说：刘擎每周长10分，不是薛涌之流能比的。薛涌真的比不了，并且刘擎早就拿到了美国博士。但是学术是马拉松，尤其不是考试。薛涌大约也会有刘擎不及之处。前不久，他来电话，聊起我的学生。他提出了“软件与硬件”之说。他断言：自己的硬件根本不行；同时认为自己的软件极好。我判断，他说的“软件”类似于“感觉”，就是对现实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感觉。
薛涌对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极其热爱。我的一个朋友是周家的后代。我告诉薛涌，我问过他们家谱能追到多远，他说：鲁迅、周作人以上7代，叔叔侄侄统统点翰林。我至今记得薛涌听后的那种钦佩向往的表情。他去耶鲁不久就对我说，他非常热爱耶鲁的文化和学术环境，他要在美国做一辈子研究。我所知道的薛涌是热爱且浸透了精英文化的。他在美国的落脚点和最后的归宿也都将是精英荟萃之地。听他大讲反智，令我吃惊不小。接下再表。
以上是我记忆中的薛涌行状。接下来说他的新作《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美国政治笔记》。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美国大选。第二部分是美国教育、社会和媒体。第三部分是伊拉克战争和美国政治。因为是时评文章的汇集，辐辏成广角镜，信息量很大。讲述了很多美国社会中堪称要害的常识。但是就是问普通美国人———比如一流大学中各种族学生的比例———也不是一定能够得到准确答复的。这本书的风格合二而一：是汉语世界中的思想家所作，内中包含着对美国文化长期观察后的思考，很有思想含量；选用了叙事体，叙事体可以容纳理论，却比理论的空间更大，并且阅读起来异常轻松。
我一向认为，因为人往高处看，所以一般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高于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同理，唐朝的时候中国对日本了解很少，日本对中国了解很多。薛涌大致同意，但表示必须作重要的补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了解高于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我听后也同意，这是人家的信息能力和学术水平所使然的。美国包含那么多异质因素，却能自南北战争以后一百多年再无内战。它在国内是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的，如何分配高等教育资源（这是每个人日后竞争的基础），如何约束其政治和文化精英的，都值得我们深入到细部去观察。而此书提供了我所从未见到的资料和视角。
该书适应读者的范围应该很宽。且挑选一些令我受益的观点和事实，与读者分享。
政党政治中，为了平息选民的抗议，有时本党要率先腰斩一些言论过激的干将。反对党对之反倒温和，他们愿意保留那个人和其言论，找到合适机会再下狠手。
政党政治向选民出卖的是政治主张。不能为了选票，丢掉主张———自己的特征，那样反倒会失败。要有坚持主张、选不上就选不上的气魄，那样至少为日后作了铺垫，且令选民佩服。
共和党自约翰逊总统以后连续9次赢得多数白人的选票。但是美国人种成分的趋势是白种人的比例将日益减少，到2050年白种人将成为少数民族。这将是美国划时代的变化。布什想要增加少数民族的选票，但是不敢放弃白人的选票。因此毅然表态反对大学招生中的“配额制”。我认真阅读过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对“配额制”的讨论。我基本上反对配额制。但是读过薛涌的书，对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配额制的必要性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如果学校不招收相当数量的黑人学生，日后很多涉及黑人的社会工作就没有人能够胜任。军方一贯倾向保守，但是军校抵抗住来自白人社会的压力，坚持增加少数族裔学生，不惜为他们办辅导班，即使他们分数低一些也要录取，因为军校明白，少数族裔是兵源的大头，当官的都是白人，军队没有凝聚力。于是这个分寸便很难掌握，要减少争论更不可能。
美国人种成分从量变到质变，将为美国社会与政治生活带来极大的变数，甚至可以说是一道要费大力气才能迈过的门坎，比如不太久远的未来，美国的白种人将接受一位“有色总统”，将接受少数族裔社会影响力的全面提升。而“老大”内部的变数又将给世界未来的变数造成“老二、老三”无法比拟的影响。为着关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未来的格局，也必须对老大家里的内务给于更大的关注。
美国高校中，非犹太白人在一流学校中的比例如此之低，犹太人的比例如此之高，亚裔的录取分数注定将最高。我以为，这种利益的争夺，今后将更激烈，且可能导致制度的较大更新。
在美国拿博士学位，要平均当7.4年的注册学生，从本科毕业到拿到博士的平均时间是10.3年。历史学博士尤其艰难，上述时间分别为9年和11.3年。唐晓峰教授曾对我说：在美国读博士就是下地狱，必须认真地读一本又一本的书，它给你打上了终生不灭的“认真”的烙印。我们还是应该放弃短时快速的追求。
约束文化和政治精英是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将面临的问题。从博士学位到学术抄袭的制裁，我们看到了对文化精英的管束。书中不乏对美国政界腐败的描述。后和薛涌通话，他说，那文章原本不是写给中国大陆的读者的，中美的情形还是很不同的。我愿闻其详。何况不管初衷如何，现在这些文章已经面对大陆读者了，薛涌应该有所补充，避免一个不小的、不应有的误解发生。
在本书中，我发现作者思想上的一个矛盾，就是“反智”和“崇智”。特别是我知道薛涌的“崇智”的前科。这一矛盾在我看来就更加突兀。
薛涌书中说：“在美国人看来，日本那些东京大学培养的高分官僚精英把社会管制得丧失了活力，欧洲那些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没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正是美国的‘大老粗’们‘不信邪’，才保持了美国旺盛的创造力。”“普通缺乏教育的美国人，头脑简单，人数占优，所以他们的集体的政治权力常常比那些头脑复杂并充分占有信息的人要大。这在国内政治上有好处，知识弱势阶层不会被知识优势阶层所愚弄。”——同样是他自己又说：“如今赶上这位在耶鲁睡过4年而后来主要靠没有上过学的人的选票当上总统的布什少爷（大学教授中选他的人甚少——薛涌在别处说），你能指望他摆脱公共舆论的压力，不图一时之便，高瞻远瞩地去捍卫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吗？”“在美国，政治家不能对选民指手画脚，老师不可对学生说三道四，‘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更有专家认为，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布什政府中已降低到一战以来的最低点。”“乔丹和伍兹要比那些一生致力于思索人类未来的科学家们有大得多的政治资源。然而，人类的未来，将越来越被科学的发展所主导。如果科学家不能在政治上发出自己有利的声音，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全人类都将要为之付出代价。”“他们是最容易被操纵的。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最大的权力真空就是美国选民对国际事务的无知。”
对比上述引言，薛涌似乎既欣赏“反智”，又担忧“反智”。薛涌承认美国执掌权力的人都是精英。这倒符合我所钦佩和认同的熊彼特的观点———民主是精英政治的又一版本。于是关键的问题是：美国政治的特征表明的究竟是政治家为了选票要低就大众，说他们能听懂的话，还是大众真的深谙社会与政治问题，有很好的参政能力，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决策，以及这种影响的利弊如何？
解铃还须系铃人。薛涌既然大谈“反智”，就有义务为我们澄清这些混乱。
其实这本书只是薛涌这些年写出的杂文的一小部分。眼下薛涌正密切关注着即将开场的美国大选，准备作一番全面深入的描述。我们等待着他关于今年大选的书籍和他的其他杂文集早日还乡。
-- 发布时间：2006-07-19 19: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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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糊涂胡先生 我看“围殴”刘心武这场闹剧
新京报
作者：薛涌(旅美学者)
刘心武出了几本关于《红楼梦》的书，一直在市场上热销。惹得几大红学家眼红，纷纷出来讨伐。我没有看刘心武的书，本来不该发言。但是，看这几位红学家的讨伐辞，实在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的话最有代表性：“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来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如果不好好引导，读《红楼梦》的人就以为自己都是红学家，这就是一个误导。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他接着又表示，你刘心武关在家里怎么喜欢《红楼梦》都没有关系，但不要把自己那套搬到中央电视台上来，因为那不是学术。
红学的准入资格
胡先生在这里搞乱了两件事：一是学术的准入资格，一是中央电视台的准入资格。学术事实上确实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是，衡量学术的标准，不是像胡先生说的那样要算工作小时。“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怎么就不可能是学术呢？俗话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果一个人特别有文学的感觉，一下子抓住这本小说的神采，发表一番评论，成为解释这部作品的经典，怎么就不可以是学术？而一个木头木脑、心如死灰的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又要为自己找碗饭吃，于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他生产出来的垃圾，难道就是学术吗？
我说这样的话，并非凭空假设。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中文系毕业，本科论文就是作古典文学。当时的指导教授告诉我古典文学这行里的一些通行的作为。比如，一位研究诗歌的知名学者，自己公开说：“我并不知道哪首唐诗好。我都是先去问何其芳同志。”只要“何其芳同志”说这首是好诗，他就拿回去，思想性呀、艺术性呀头头是道地下笔成文。如此也成了一个权威。这样毕生的奉献，在胡先生看来，大概就是学术。可在别人眼里，则是垃圾。
红学界的人，大概多半是写不出小说的人吧？假设《红楼梦》是个无名的作品，藏在某家的墙里面，最近在拆迁中刚刚被发现。把这本没有来历的书摆在我们的红学家面前，有几个能认出这是部不朽之作呢？我看很悬。因为他们干这行，大概是听了许多“何其芳同志”的话，并非出于自己的文学判断。想想看，有些人居然能把一辈子献给一部小说。这在胡先生看来是做学术的资格；可在我看来，一辈子抱着一本书的人，大概是天下最枯燥无味的人之一。他能懂什么生活呢？
要听他谈文学，不扭曲、变味儿才怪。
不过是一本小说
我上面说的那位要靠“何其芳同志”来确定诗的好坏的古典文学专家虽然好笑，但是比起现在的许多红学家来要可爱得多。人家至少坦白、谦虚，知道自己不懂，也知道谁懂、应该问谁。红学界究竟有几个真懂文学？胡先生如果受过现代文学批评训练的话，就应该知道，文学作品是开放的，作品最终是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完成。在解释权这个问题上，所有读者都是平等的。批评家不仅要解读作品，还要好好领悟读者对作品各种不同的解释。如果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释真是那样荒诞不经，又在社会上如此大红大紫，这现象本身就构成了文学解释学上的一个案例，值得学术界的人研究。而胡先生的所谓“好好引导”，正是许多现代批评家试图解构的东西。这样的话在现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讲出来，简直就像是在说相声，有着无知所带来的特别的滑稽效果。你能相信说这样的话的人懂文学吗？相反，刘心武毕竟是个作家，也就是不懂文学的红学家们应该靠的“何其芳同志”。如今这位“何其芳同志”没有来取消这些红学家研究红学的资格，怎么这些红学家们反而要取消人家说话的资格呢？《红楼梦》不过是一本挺好的小说，为此弄出个“学”来，一大帮人靠此吃饭，又是学会又是研究所的，消耗了社会这么多资源，写不出来几篇有价值的东西，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在家里“猜谜”的人能触动人心。这是不是自己应该反省一下呢？
要学术还是要作秀
胡先生更糊涂的是，中央电视台是大众传媒，不是学术的舞台。你真搞学术，最好不要上大众媒体，要在自己的学刊中讲话。我没有看刘的书。如果真如胡先生讲的，红学家们搞的是学术，刘心武的东西不是，那么刘心武上中央电视台、红学家在研究所开会、在专业杂志发表文章，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作家上电视讲小说，是现代社会和媒体中最常见的事情，这么多红学家居然为此咽不下气，群起而攻之，这不正说明这些学术界人士不甘本业、一心想到媒体上作秀吗？在大众传媒的时代，这种浮躁之气不除，我们还能指望有优异的学术吗？
-- 发布时间：2006-07-19 19: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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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不要大跃进！
作者：薛涌
中国人民大学隆重成立国学院，号称要每年招20 30位本科、硕士连读的学生，一下子成为媒体的热点。大概是为了证明国学的“市场价值”吧，主办者放出话来，说毕业生不愁没有人要，已经有企业说把毕业生全包了！
面对国学院如此远大的前程，笔者不免三思。
第一，究竟是哪个企业要把毕业生全包了呢？这属于酒后豪言，还是真有什么合同？如果是后者，那个企业的总裁是否能够出来回答几个问题、表明自己是个负责的企业家？
如今大学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就业难，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些成熟的学科，都无法给自己的毕业生打保票。人大成立国学院是敢为天下先，勇气可嘉，但毕竟还很不成熟。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人大并无什么优势，媒体对其毕业生出路提出疑问，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其次，这个国学院究竟会办成什么样子？谁来当教授？什么样的学生来报考？八字还没有一撇。操办者一会儿说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一会儿又说学习国学要背书。要么含含糊糊，要么自相矛盾。
更重要的是，6年是很长的时间。即使是世界一流的企业，面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也不敢6年前就把人包下来。像哈佛、耶鲁这些学校的学生，到大企业找工作一般也要精心策划。比如毕业前一两年的暑假先到人家那里当实习生，让人家对你有个了解和信任，然后才能指望人家雇用你。一个学院刚刚有个名字、几句口号，教授、学生还看不见，竟然有企业提前6年包了整个毕业班，请问这样的企业是拿谁的钱在经营？
第二，那个说要包了国学院毕业班的企业家，号称是思贤若渴，痛感现在国学的沦丧，抱怨连找个会写文言文、读得懂典故的人都没有。企业为什么要用文言文和别人看不懂的典故呢？你看看世界级大企业，哪家用文言文写公文？难道你是要卖给马王堆里的人计算机吗？企业的衣食父母是不懂文言文的老百姓、消费者，不是几个喜欢用排斥他人的语言说话的精英！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企业里文言文盛行，那恐怕是这几个大企业已经不必直接面向消费者竞争、成了自我封闭的贵族的征兆。这对中国的经济，绝对不是个好消息。
第三，真要办一个本科、硕士六年连读的硕士班，那就是要培养一些专业人才了。这样的专业人才的一个基本素质，应该是能够坐冷板凳，愿意安心钻研古书。用世俗的眼光看，这样的人都有些怪僻，否则也很难指望他们在文化研究上有一生的承担。在没有上大学前，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很难在这样一个超然于尘世的专业上确立一生的志向。可是，如今这个国学院，一方面要拉孩子们去背6年的古书，一方面又说大家已经被企业全包了，好像是技校的职业培训。那么，这些孩子进国学院，到底是冲企业去的，还是冲那些古书去呢？他们能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吗？他们不会精神分裂吗？
振兴中国文化也好，兴办教育也好，首先要老老实实做学问，拿出令人信服的学术领袖来，而不是作秀。如今企业包了国学院毕业生的话放出来，是否有其他国学院也要上马呢？各大学如果看着这个彩头，一起来个国学大跃进，几年后吃苦的，怕还是那些荒废了青春的毕业生。
来源：中青在线--青年时讯
-- 发布时间：2006-07-19 19: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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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在塑造什么样的人格?
作者：薛涌 美国来信
这么多考题从古代开始，也不奇怪。去年是读经，今年是国学，我们的社会正在掀起复古热。不过，这些考题也正好反映了什么叫食古不化，反映了那些抱着古人的句子不放的人是如何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
作文是高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不仅表现了语文能力，而且反映着考生的人生态度、思想智慧、感情和意志。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日后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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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之见，作文题目应该满足两个基本要求：第一，给考生充分的机会写自己的生活，看看他们是怎么克服困难、应付挑战、面对冲突，怎么帮助别人、对社会作出贡献；第二，鼓励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比如勇气、创造力、冒险精神、利他主义、社会和道德责任。美国的大学录取，作文和考生的“自荐信”就特别重要。其中录取官员要看的，就是考生是如何应对生活，有什么样的精神素质，由此发现考生日后成功的种子，决定是否录取。
可是，看看今年包括全国统一试卷在内的15道作文考题，让人大失所望。因为大部分考题都无法满足这两项要求。许多考题简直就是无病呻吟。笔者把这些失败的考题，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复古与玄想型，一类是安逸型。
复古与玄想型，主要包括山东、湖北、浙江、江苏、湖南等地的考题。比如，山东的考题是《双赢的智慧》，讲皇帝要建宫殿，召集百将，木匠和石匠暗中竞争，最后石匠如何救了因犯错误要被杀头的木匠，并顺便发明了个新设计，救了竞争对手，自己也获益等。如今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如何在竞争中与别人合作、成全自己的同时造福他人，确实是个我们日常要面对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非拿“死皇帝”说话，而不从现实入手？
湖北考题的“材料作文”来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要求考生就此谈谈对人生、事物的看法。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话当然有其道理。不过，大部分考生不是诗人，也不想日后当诗人，更不会像王国维那样自杀。何必以如此高深的玄想开始作文呢？
再看看浙江的“材料作文”，是什么“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叶飘零而知秋”、“一枝蓬发而见春”。这些唐诗的句子写得当然很美。但被后人在不同场合滥用，已经成为陈词滥调，几乎和标语口号无异。以此如何激发孩子们的创意？
江苏的考题要求考生谈人生，但给的材料却是什么“古人常用凤头猪肚豹尾来形容写作”，上来就给考生规定了一个人生模式：“开头要精彩亮丽，中间要充实丰富，结尾要响亮有力”。想想看，一个盲流子弟，生活很难有“精彩亮丽”的开头，中年潦倒的人，不可能做到“中间要充实丰富”，但晚年并非就没有机会。人生复杂多变，怎么能够跟着这个简单的模式走？
这么多考题从古代开始，也不奇怪。去年是读经，今年是国学，我们的社会正在掀起复古热。不过，这些考题也正好反映了什么叫食古不化，反映了那些抱着古人的句子不放的人是如何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
所谓“安逸型”考题，以北京、上海这两大城市的考题为代表。北京的考题叫《说“安”》，并把“安”解释为“安全”“安宁”“安逸”等。上海的作文则要求考生就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流行歌曲、广告、卡通音像制品、韩剧、休闲报刊以及时装表演等等进行一番审视和辨析，并谈谈它们对自己的成长正在形成怎样的影响。
这样的作文倒是很现实，也很能反映北京、上海的中高产阶级子弟在太平盛世中的生活。不过，正因为他们生活优裕舒适，我们就更应该鼓励他们开放眼界，敢于冒险、挑战自己、理解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最近看美国的富家子弟，为了自己申请大学创造惊人的履历，打工挣钱，然后去非洲、南美，帮助穷困地区的老百姓建学校、改善医疗服务和生活环境，然后把这些经历写到申请大学的作文里。如今在美国申请精英学校，没有类似的履历，竞争力就大打折扣。
笔者任教的小大学，学生大多是弱势阶层的子弟。但在开学典礼上校长也对新生说：这四年，你们之中大多数人都会到无家可归者的救济站服务，学会怎么关心和扶助弱者、自己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够成为未来的领袖……北京、上海的孩子生活固然安逸，但是，他们身边充满了在生活中挣扎的民工、乞丐。我们的高考作文，为什么不能引导这些孩子，想想自己能够为这些更加不幸的人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的高考作文能够向考生提出挑战，让他们写写更广阔的社会经验，他们就得自己去扩大自己的生活面，而不是缩在一个温暖的安乐窝中。
大学的使命，是让年轻人“发现自己”，确立高尚的人生价值，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培养改造世界的技能、创造力和勇气。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对社会的服务。大部分美国大学生都打义工。大学申请，从履历到作文，义工常常是一个最受强调的因素。可惜，在我们的高考作文里，这种服务精神无影无踪，令人遗憾。
作者：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 发布时间：2006-07-19 19: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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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旋风般地文字还乡
这两年，薛涌“火”得要命。作为许多媒体的专栏作家，他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足球等诸多领域，几乎无所不谈。据说此公一天能写四篇文章，“就像机器一样”。朋友郑也夫说他是“旋风般的文字还乡”，他却说自己是见钱眼开，为生计而写作。不久前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接受采访时，他说他在美国的开销是每月三千美金，“我要挣够这个数才行”。以中国稿费维持美国生活，真有点不可思议。
1983年，22岁的薛涌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晚报》，成为“百家言”专栏的编辑。该专栏靠学界名流支撑，类似于早年的“燕山夜话”。当时薛涌提出不要以学术语言吓人，可惜未被采纳。20年后他 “文字还乡”，虽然已是旅美学者，却初衷未改。可见，让老百姓都能看懂，是他“火”起来的第一个原因。
由于热爱学问，他进入中国社科院担任《政治学研究》编辑。后来，他以“陪读丈夫”的身份去了美国，遂进入耶鲁大学，从硕士读到博士。在此期间，又去日本进修两年。他说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动物”，因此对美国社会和世界大势非常关注。有了这种知识的积累、人生的阅历、开阔的视野和政治的敏感，再回过头来观照中国社会，不仅有说不完的话题，还能在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比较中给人深刻的启迪。这是薛涌“火”起来的第二个原因。
然而，多年来出国留学者冠盖如云，高手如林，为什么大家对薛涌偏爱有加呢？这与许多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失语或失职有关。薛涌虽然旅居美国多年，但他通过现代资讯对国内发生的一切非常关注。他的文章现场感好，针对性强，再加不会装腔作势，只会直话直说，因此很受读者欢迎。这是他“火”起来的第三个原因。
最近，薛涌的两本新书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由于这两本书与我那两本小书的责任编辑都是周非女士，因此我有幸先睹为快，并了解其中一些情况。周非说，薛涌虽然文笔犀利，但他的文章却既有方向性，又有建设性。我想这是他“火”起来的第四个原因……。
周非与薛涌是两年前开始交往的。当时她在南方某报看到薛涌的文章，便通过电子邮件与他联系。起初她只是一个读者，后来才提到出书的事。薛涌答应后，因为忙得不可开交，便把文章陆续寄来，剩下的工作全靠周非来做。当年我与周非打交道时，曾在电脑上忙了许多天才把书稿编好。周非对电脑不如我熟，薛涌的书稿很乱，为此她肯定要付出很多劳动。
这种付出是值得的。薛涌的文章散见于各种报刊，把同类文章汇集成册，既方便读者，又更有力量。两本新书中，《大学属于谁》专谈教育。薛涌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不是制造社会工程的“零件”；大学是提供精神资源的地方，而不是训练技能的场所。因此大学的人文教育特别重要，它能让学生充分发展自己的人格和才智，还能帮助他们应付各种环境和挑战。
基于这一理念，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建立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来维持门面，而是发展以进城农民为主体的社区大学，帮助其适应新的环境，因为中国社会腾飞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与此同时，他对北大能够享受巨额拨款非常不满。他说，不要以为高投资就能换来高水平，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是私立的，他们从来不靠政府输血，而是靠办得好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赞助。他提议，应该把这笔款项分配到学生手上，让学生自己选择学校，以便造成竞争的局面。他还借用美国私人研制航天飞机的事例，说明“我们运转不灵的高等教育，要靠私人资金来起死回生”的道理。
在这本书中，他还剖析了科举的复活、教授的堕落、博士的泛滥等现象，批评了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提出了“复兴私塾”、“重新上山下乡”等观点。此外，他还从马加爵事件中，看到城乡制度的长期不公是酿成这一悲剧的深层原因；从广东停发助学金贷款事件中，发现还款条件非常苛刻，银行的做法缺乏诚信。
薛涌的另一本书是《炫耀的足球》。出国之前，他就写过足球评论，并一炮走红。只因未署真名，许多人都大知道。上届世界杯他卷土重来，因深受读者喜爱，被评为“中国足坛十大白痴”之一。
与教育相比，他谈足球更中肯，也更有趣、更自信。他说中国足球的致命问题，是官商结合的“炫耀性腐败”。这种腐败制造了一个硕大的“足球泡沫”，侵吞浪费了大量民脂民膏，并把中国足球职业化引向邪路。他认为花钱卖不来高水平，还换来黑幕重重，何况这钱还不是自己的，不心疼也不负责任。我虽然不是球迷，但读了这本书，再看看越踢越臭的中国足球和几近崩盘的联赛危机，也很认同这些道理。
更可贵的是，他不但抨击那些丑闻烂事，还提出许多改革建议。与此同时，他指出体育既可以锻炼身体，又是一种教育手段。体育比赛能让人懂得如何对待竞争，如何与同伴合作，如何遵守游戏规则，如何在逆境中奋起，如何面对失败。他呼吁要为青少年多建足球场，要通过“草根足球”来提高竞技水平、普及足球精神，不要把体育当作“为国争光”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
总之，薛涌的优势在于他能够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剖析中国问题，并指出我们与世界主流文明的差距。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不能不承认他的真诚与坦率。
(刊于《文汇报》2004年11月20日，有删节)
-- 发布时间：2006-07-19 19: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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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错的离谱
作者：邹啸鸣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是薛涌先生的新书的书名，也是他为推销自己的新书进行吆喝的文章标题。这个标题比较的煽情，在一个比较习惯感性思维的国度，如此煽情的标题也许将给书的销量提供支持。但这显然不象一个严肃的学者的治学态度，更象政治家获得选票的方式。
从标题开始就错的离谱，因为违背了经济学的最基本的道理。实际上每个开放的国家都在努力提高自己“为世界打工”的比例，都在参与“世界分工”。而且事实上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从来就没有超越过美国，所以，薛涌先生所要强烈批评的自由主义大本营在美国，如果他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他应该将新书放到美国去检验一下销量。
在小农自然经济框架下，每个人都追求“万事不求人”为原则，人们错误地以为这样做是最（合算）的，男耕女织是最常见的生产形态。其所能获得的满足也就是马斯洛所总结的，生理的和生存的最低层次上的需求。即使如此，小农经济下的生产者即使为了提高自身的满意度，参与社会分工仍然是最经济的选择，以铁制农具为例，铁匠的工作效率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农民自己生产铁具的效率，因此铁匠的铁具比农民自己生产要便宜的多。其实铁匠的工作也仅仅是从选矿、采矿、运输、生产、销售等等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环节。这些环节的分工越细致精确，效率就越高，价格就容易通过竞争而降低。而生产铁具的所有的环节由每个农民自己来进行的话，成本将高到使他宁愿使用石头做农具。
公元1776年亚当•斯密的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问世。他在开篇中所叙述的正是以下这段文字：“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产中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进一步完善看来都是分工的结果”。大卫•李嘉图则于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概括了“比较优势原理”，该原理区分了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是鼓励和赞美分工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最近200年的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一般平民的生活福利都超越了历代的国王。这些成果正是对该原理的奖励。国际贸易是社会分工在国家间的延伸。薛涌先生反对中国工人“为世界打工”，在本质上是反对社会分工在国家间的延伸，因此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离奇的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薛涌先生却跑到美国去当博士候选人。也许在饯行着老祖宗的遗训：师夷长技以制夷？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出走。当人们面临两种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种。每年春节过后，农民工都自愿地涌进薛涌先生所认定的而不是农民工所认定的“工资太低”的工厂，惟恐落后。这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很容易得到解释：在这里打工所放弃的机会成本，是在农村务农。只要在这些打工的（收入-成本）大于在农村务农的（收入-成本），农民就会涌进这些血汗工厂。所以，薛涌先生如果真的象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正义，应该刨根问底地追究：为什么农民在农村务农比在工厂更糟糕。那样才能理解农民工涌进这些“血汗工厂”是他们的次优选择。当然，农民的最优选择是向薛涌先生学习，涌进美国的公司去“给世界打工”。
从内容上看，薛先生的文章讲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农民工不能象目前这样“便宜地”给世界打工。所以，他的文章属于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反对国际分工，因为他没有反对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给世界打工”。更清楚地说，要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工资太低”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农民工不要象现在这样在“血汗工厂”里工作完了还拿不到工资，而要能够象福特汽车公司的被解雇工人一样，能够拿到很高的工资，能够在失业的时候获得到大学进修，提升素质的待遇和权利。
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
这是多么美好的期待，但这个美好的期待建立的基础却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人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那样才有机会分享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讲，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中外）老板们在中国投资，增加他们之间的竞争力度，而不是他薛涌所提倡的减少这些工厂的数量。从劳动力的供给角度看，有兴趣去竞争一个“月薪很低，工作强度很大”工作机会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付出了同样强度的劳动，却还得不到这个工资的穷人。
人们往往认为是老板的心太黑导致了工资太低，那显然是在用道德眼光看经济问题。如果薛涌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建议他自己到中国来当老板，然后根据自己的“良心”的程度来提升工人的工资。那样的话，比任何一篇表白自己的良心的文章都能更有效地帮助那些急于脱贫的农民工。当然，我并不是真心建议他这样做，因为靠良心来办工厂属于“福利工厂”，这样的事例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开始的实验到现在，从来就没有过成功的案例。相反，每个争取利润的老板都在相互竞争，却导致他们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在提高。也导致他们给员工支付和能力相关的报酬。只要员工拥有自由选择老板的权利，那么，对黑心老板的最有效的抵制是“用脚投票”。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仅从表面看是一个劳动契约没有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问题，深层次看则是官商勾结损害工人权益的问题。道德指责老板黑心属于拿错了扳子，打错了屁股，除了会挑动对老板们的仇视以外，与事无补。
批评老板们提供的工资太低，是为“最低工资法”提供理论依据。但真正秉持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学者，都是明确反对最低工资法的，无论中外。因为最低工资法属于典型的行政干预价格，它导致的结果与它期望保护的弱势群体利益的期待正相反。这个逻辑有点复杂，没有经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不容易理解是很正常的，无论他是不是历史学的博士候选人。虽然在美国也通过了“最低工资法”，那是政治家鼓噪的结果。更重要的地方在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保护“全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覆盖到农民身上，因此农民会蜂拥进所谓的“血汗工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们虽然反对行政干预价格的“最低工资法”，但是我们支持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保障自己的权益。显然，我们的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根本无效。有一只看的见的手有效地遏制了自由组织工会的努力。薛涌的火力没有对准这只看的见的手。这和他宣称的“海外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有些错位。
社会福利和税收负担会有效改变人们的（收入-成本）预期，并引导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城市居民拥有最低社保的庇护，因此涌入“血汗工厂”的大多是没有资格享受社保的农民。农业税的减免又是造成去年开始的“民工荒”的原因之一。
当然，影响这种预期和人流方向的，还有不同经济组织的效率差异和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带来的吸引力。工业企业这种经济组织的效率高于农村小农经济组织，其所能提供的工资待遇也就高于农村。人流于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企业的门口派起了长队。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少歧视性，因此大使馆门口也就排起了长龙。
当然，我们有两种选择来减少这条长龙：一种是指责美国政府有意设置障碍以阻止中国农民参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迫使美国政府放松进入管制。另一种是督促中国政府在缩小与美国政府的“社保制度”方面的差异上加快步伐。但我猜测，前一种选择基本无效，即使美国政府愿意放松管制，美国大使馆门口的长龙只会更长。后一种选择才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福利制度改善的理性选择。毕竟，中国农民工收入水平太低的问题并不是美国政府工作不力造成的。
薛涌先生还有一个观点具有诱惑力：提升家庭竞争力来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个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对的，但是他的论述却是错的。因为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家庭的竞争力当然来自知识，特别是我们已经逐渐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是提升家庭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但是，受教育不等于上大学。一个农民工，即使免除他的一切大学费用，他也读不进去，因为他不具有接受大学知识的知识结构。其次，企业支付给辞退人员的福利来自原先的利润，来自原先的企业的效率。如果中国的企业的效率没有美国的企业的效率高，那么，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薛涌所提倡的“四年大学学费”。
国家的竞争力则来自良善的制度，未必来自家庭的竞争力。可以想象，中国的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从而具有竞争力的家庭如果都跑美国去了，中国的国力如何提升？如果中国的制度比美国的更加具有吸引力，那么，在美国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家庭才会跑到中国来。
-- 发布时间：2006-07-19 19: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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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
薛涌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高招咨询会上，去年还相对冷清的香港几所大学的咨询台爆满。这些大学以巨额奖学金吸引学生，已经渐渐改变了中国大学的层级。比如，香港科技大学去年招收了170名内地学生，其中包括北京，广东和成都的三位状元。今年香港大学则计划招收250到300名内地生，提供1300万奖学金。中国顶尖的学生，正在改变非北大，清华不上的心态。我一位亲友的孩子去年低20分没有上成北大，以志在必得的决心复读一年。但今年一问，其首选学校已经成了香港的大学。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北大，清华就很难再称中国的一流大学了。
其实，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水准，早已不是北大，清华可比的。这些学校的硬件比内地的一流大学领先一个时代不说，教授也是面向全世界广招英才。许多在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只有在香港找不到位置的情况下才会回国。看看香港这些大学的师资，内地大学早已不能望其项背。所以，我一再鼓励内地的学生，能去香港就不要去北大。几年前一位人大毕业生，考北大研究生结果未定，香港中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来了。我当时就劝他：即使有北大的录取通知也要去香港。结果，他在那里显然进步显著，今年已经从美国的几个大学拿到了博士课程的全奖，正在准备行装来哈佛。在国内读大学，教授水准低不说，而且毫无信誉。我问那些国内的研究生：谁会相信你们导师的推荐信？这么读出来能有多大出路？还是去香港为妙。
当然，长期以来，香港的大学对内地一流大学还有一个劣势，那就是学生素质不高。但这种局面正在急剧改变。因为香港的大学舍得在学生身上花大笔奖学金，常常一个学生得几十万的生活费，大陆的精英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境不好的，纷纷以去香港为首选。等学生素质提高了，香港的大学就会在各方面建立对内地一流大学的绝对优势。
也许有人会说，香港地方小，几家大学掀不起大浪。这话恐怕难以站住脚。如今香港的八所大学，在内地招生基本还在一，两千人。以后是否会增加到上万人？如果每年内地高中毕业生最优秀的一，两万人被香港的确大学挑走，内地还有哪个大学好意思说自己是“一流”？
在我看来，这样的局面几乎肯定会出现。第一，香港的大学在奖学金上有绝对优势，教育质量有保障，水平会全面超过内地的一流大学。第二，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如今社会正在急剧老龄化，非常需要年轻劳动力。大陆人才的大量涌入，不仅缓解了香港的老龄化问题，而且为香港提供了高端产业国际竞争的人才。更重要的是，香港由于高度国际化，内地学生常常会以之为中转站，继续向美国等国家流动。这样一来，香港即使招了许多内地学生，最后人才的需要恐怕还是得不到满足。所以，从香港的长远利益考虑，其大学对内地人才恐怕是胃口越来越大。
内地生活水平低，教育成本低，而且人才资源丰富。北大，清华这些名校本来对香港的大学有相当的优势。但是，在过去几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中，大家只顾大兴土木，雇明星教授，忽视了对学生本身的投资。我曾反复撰文强调，美国一流大学的竞争，首先是奖学金的竞争。穷学生进了这些大学不仅学费全免，而且常常因为领到优厚的生活费，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可以专心学业。而内地的大学招生制度，不容许学生同时申请几个大学，比较各校的条件自由择校。大学之间基本没有奖学金的竞争。这样下去，这些大学很可能会全被香港的大学打成二流。
去年“经济学人”发表全球大学概览指出：高等教育已经全球化了，落后的教育制度很难关门自保。教授也好，学生也好，会自然流向制度更优越的大学。特别是中国内地目前被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几个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包围。这些地方全已经进入了全面老龄化的阶段，都可能到中国来争夺人才。而中国未来一，二十年内，也会进入老龄化，非常依赖现在进大学的这批劳动力。中国内地的大学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彻底失去这场人才战。
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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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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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在香港待
2006-04-24 15:23:43
同意作者文章的观点。的确，在香港的大学里，老师有个老师的样子，说出话来有个学者的水平。再看内地大学里的老师，一个个象干什么的？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再看看网上这些充满了谩骂的留言，中国教育的成就可见一斑。再这么下去，中国亡国是早晚的事。
我行
2006-04-24 15:59:18
你们就尽情地吵吧！
谁吵赢谁就厉害！
[匿名] gg
2006-04-24 16:04:45
薛先生讲的很有道理.以前我也对香港的学校不以为然,但是我在香港的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其实力确实比国内要高出一筹,无论是师资,实验条件,还是学术环境.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多半不了解香港情况.
[匿名] 可以争论
2006-04-24 18:08:23
我赞成薛涌先生.
评价清华、北大就这么难？
还是思想落后，文革余孽，体制害人。
那些拿香港、澳门的科技研究与制造如飞行器、导弹之类比较，完全是偷梁换柱、偷换概念,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没有空间飞行器、导弹，你就比他们先进了吗？很多国家和地区是没有能力研究制造，还是根本没有去研究制造，你知道为什么吗？
而我们的空间飞行器、导弹是如何研究出来的？你知道吗？我们的武器与别人的差距是什么？除了钱以外，还有别的差距吗？
光是钱的差距就好办了，可以集资，可以贷款么，可惜我们的问题包括教育问题远不是钱那么简单。有些人会讲中国人多地少，经济落后，钱太少，可你知道我们有些事化了很多钱，天文数字。几万亿的GDP，要办些正事，钱还少吗？你要胡乱化钱那是没有办法了，就是全世界的钱都给你，也有不够用的。
薛涌先生讲得有些刺激人了，讲好话不是更容易吗？但与事无补，也太对不起网络博客。
讲好话可以麻痹神经，可以让我们麻木不仁，有意思吗？
退一步讲，香港的大学不如清华、北大，这就能说明清华、北大一流了？太简单了，但愿不是清华、北大培养出来人说的话。
又退一步说，清华、北大一流了，就老虎屁股摸不得了？还不许别人进步了？这样的思维离一流的距离就不是一点点了，本人觉得差之千里。一流这样想的话，清华、北大永无实现一流的这一天了，不是吗？
[匿名] lee
2006-04-24 19:21:52
就别他娘的胡吹啦，清华北大是一流，那是肯定的，因为世界上造假谁也造不过他们！
-- 发布时间：2006-07-19 19: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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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一叙
作者：洞穴中人
很高兴能够将薛涌:反智的书生作为我的博客链结，这是今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他发的帖子时候,就有意将其博客网址特意记下来了。他是中国年轻一代能够直言不讳的新锐人物之一，当然还有余杰，后者曾经影响我的思想颇深,在高中的时候基本上将他早期出版的《血与火》，《铁屋中的呐喊》等等，通看个遍。虽然现在看起来，那些文章很多幼稚偏狂之处,文笔也是没有很大风格，不过的确曾对我贫乏的心智洞开了思想的光线，使我得以对思想文化著作发生更加浓厚的兴趣，给我生命精神得以升华，眼界得以不断开阔，使我不在自己的圈子内生活着，我开始关注社会，人类价值等等大视野的方面。这要感谢余杰，他可以说是我思想的第一个启蒙者。像后来在大学中，也是无意中在南方周末缘遇薛涌，当时是在文化版的一个整副人物介绍版面里才认识他，立刻就对他生起敬之心。他是北大中文系学生，后来到美国留学，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历史教学。我记得影响特别深刻的就是描写他的外形，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充满着智慧学识，身体却比较瘦弱，上下明显不对称，估计跟北大第一大脑钱理群教授可堪一比了。呵呵,但是果然都是智慧超群,卓越不凡。后来一直都在南方周末看到他的发表的文章，正如其博客名"反智的书生"，观点总会新异，而不人云亦云，但基本上有理有据，不乏深邃，像是在人们的视野从争执不休的圈子外，射来一束亮光，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睿智。而且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能直言不讳，每每能触及要害处。我喜欢那种能够特立独行，不人云亦云，而且中国教育急需保留这份自由个性的培养，而不要把学生用同一个模子造出来，就像一个商品加工厂一样,实在也是可悲之极！
今天又是冷冷清清之细雨，不过没有人在意，一日复一日，只有感触摸不到的时间流逝。不是吗?又要上选修课程了。
-- 发布时间：2006-07-19 19: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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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作者：薛涌
两年多前，我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但标题被改了。如今，这个标题成为我新著的书名。
去年出现过郎顾之争，人们对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越来越怀疑，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其实，我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对自由派有天生的同情。不过，我对中国的自由派一直有着强烈的批评。他们不听我的批评，也是陷入今天的困境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新书对他们的理论有所修正，使得自由派能够重新出发。
记得两年前，陈志武先生在纽黑文请我和国内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吃饭。这位自由派是厚道真诚之士，所以大家废话没有，很快进入了观点的交锋。我当时提到自己的文章《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他马上直言不讳:“这种话我一听就烦。不打工怎么办？美国人不打工吗？”我说中国的发展过分依赖外资，对工人的权利保护不够，老百姓挣得太少，自己无法发展，除了永远给人打工外别无出路，等等。他马上驳斥:“打工是老百姓愿意。他们不打工能干什么？打工是发展的开始。工资那么高，还有什么竞争力？”我问美国人工资高，怎么还有竞争力呢？他随口就说:“你看看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你回来看看咱们的企业。美国争不过咱们才说咱们工人的工资低。”
这次饭局上的辩论，最清楚地体现了我这个海外自由派和国内自由派的不同。我的基本信念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最充分的竞争，是排斥垄断的竞争，是使最小的经济体有参与机会的竞争。要想保护市场的充分竞争，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必须保护这些最小经济体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小的是美好的”，最小的经济体最有效率。
那么，什么是最小的经济体呢？最小的经济体就是个人，就是家庭。社会要保证这些经济体得到公平的报酬，挣到足够的资本提升自己的层次。比如，一个工人家庭，挣的工资不仅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还可以投资子女教育，使下一代“产业升级”。这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长远保障。如果都像我们这样，民工有时甚至拿不到工资，子女入学也受歧视，那么民工的孩子就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就永远是盲流。即使中国未来想发展高端产业，民工的子女连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你哪里找未来高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的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因为眼前的利润牺牲了长期的发展目标。
我不妨举个活生生的例子。福特汽车公司最近陷入大危机，裁员3万人，以后说不定会倒闭。这大概证明了那位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话:“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试想，工人的年薪五六万美元，外加一大堆福利，退休人员优厚的退休金也扛在肩上，还怎么和我们年薪不到两千美元的工人竞争？这话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真理。当时有眼睛的人就能看明白:美国的家用电器，美国的汽车，早晚要被日本打败。高工资伤害竞争力，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但是，随着美国的家电市场、汽车市场纷纷被日本和韩国占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国力和经济效率直线上升！这二十多年来，美国从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等指标上看，明显高出日本和欧洲一截。为什么？家电工厂倒闭了，今后汽车厂也会倒闭，但这些企业虽然瓦解，美国最小的经济体(即个人和家庭)的竞争力却是有保证的。人家有高工资、高福利，人家送孩子上大学，下一代摇身一变成了软件设计师、医生，家庭作为一个经济体升级了。全社会都这样，经济当然就有后劲。
这次福特的危机，尤其让人感慨万千。企业陷入如此大的困境，大家都知道是成本太高，没有办法竞争，被迫关厂、裁员。但人家怎么裁员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福特正在考虑，给几个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上大学的学费，15000美元一年，保证四年的大学学费！人家企业火都上了房，还不得不花这个钱。你还指望这个企业能生存得下去吗？但人家的市场经济成熟了。在大企业和社会的小经济体之间，有制度保证小经济体的利益。人家怕的不是一个福特公司的破产，怕的是成千上万工人、家庭的破产。只要这些小经济体能存活，保持竞争力，国家就会有竞争力。毕竟后者才是社会的细胞。
所以，我在书中提出的是一个新自由派的理念:中国的未来决定于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一竞争的基础，就在于最小经济体(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和素质。倒几家大企业没有关系，GDP增长慢一点没有关系，但老百姓在医疗、教育上的基本需求必须满足。一个民工，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投资于自己的孩子，使之长大后不再是民工。以牺牲这些小经济体为代价发展大企业，无非是一种变身的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