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体院原院长许永刚涉嫌论文抄袭被撤职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日，广东省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省纪检监察机关近两年查处的一批典型案件。中国青年报记者赫然发现，此前曾因涉嫌抄袭被广泛关注的广州体育学院原院长许永刚，已于2011年3月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调离广州体育学院。

　　早在2006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率先报道了许永刚论文涉嫌抄袭的事件（详见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15日《广州体院院长身陷“学生门”事件》），后来，又有媒体报道许永刚的博士论文涉嫌严重抄袭。

　　据媒体报道，广东省纪委通报称，经广州体育学院学术委员会调查评判，《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抄袭46篇期刊和数据库论文的内容占该书比例达56.37%，构成论文抄袭。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称，在国内，因为学术不端被处理的有长江学者、院士和高校副校长，“中国高校的正校长因为论文抄袭事件受到处理，在我的记忆里，这还是第一例”。

　　博士论文大面积抄袭

　　2006年，许永刚与其学生王恒同发表的一篇长6100余字的论文，其中有近5000字与2000年公开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雷同率高达80%以上。

　　当时，中国青年报记者比对后发现，许永刚、王恒同发表于2006年5月号《广州体育学院学报》上的《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与李艳翎、郑吾真两人发表于2000年9月号《体育科学》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一文，除引言部分的390多字及结论等部分的730多字外，两文中间部分几乎一字不差。

　　许永刚当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这篇论文他没有参与写作，是他的硕士研究生王恒同在投稿时“挂了我的名字”。

　　2006年11月17日，广州体育学院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认定抄袭情况基本属实，处罚王恒同两年不准申报职称、两年不准在《广州体育学院学报》发表文章、两年不准申报科研课题，并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许永刚被要求在学院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作深刻检讨。

　　2009年5月30日，在天涯论坛中，又有网友发布《抄袭，又是抄袭博士论文也是抄袭》的帖子，称许永刚的博士论文“抄袭情况极其严重”。

　　资料显示，2004年6月，在苏州大学读博士的许永刚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当时他担任广州体育学院副院长。2006年4月，许永刚和另一作者、也是他的博士生导师孙民治将博士学位论文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标题改为《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

　　指控他博士论文抄袭的帖子称：《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354页40万字中，有202页约19万字是抄袭来的，被抄袭论文或刊物达44种（广州体育学院学术委员会此后认定抄袭46篇论文，抄袭比例高达比例达56.37%记者注）。

　　就在帖子发布的那几天里，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收到了匿名人士寄来的材料，里面有许永刚涉嫌抄袭的详细索引。

　　记者比对后发现，这本书确实大部分为抄袭之作，且从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抄起，如书中的第一章写的是“研究选题与总体思路”，第一章第一节的第18、19、20页抄袭自杨树安的论文，第二章第一节第25、26、27页抄袭自詹建国等人的论文，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二节第33、34、35、38页抄袭自宇正香的论文。

　　书中也不乏长篇抄袭，如第二部分第十章第327到339页共13页抄袭自杜丛新的博士论文，第二部分第十章从313页到323页共11页抄袭自陈勇军的论文，书中连续6个页码以上的抄袭就有14处。

　　在该书所列的参考文献中，均未提及所抄袭的论文。

　　最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许永刚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自称学生挂他名的《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其实早在2004年就完整地出现在了其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第七章第182页至189页中，不仅一字不差，甚至连里面的图表也完全一致。

　　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的《后记》中，许永刚写道：“论文终于脱稿，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既有一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后的轻松，更有一种对自己论文虽倾注心血，但仍不免存在许多不足而难以释怀的心情。”

　　他说：“为了完成这篇论文，我熬过了不少个不眠之夜，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很多很多”。

　　“回首几年的学习生活，我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孙民治教授，他是我国体育界知名的教授，是研究竞技体育前沿问题的权威，在我国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从师虽然只有几年，但他一贯的严谨学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高尚的人格，给我作文为人提供了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抄袭的论文有科研基金赞助

　　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封面折页处，显示许永刚为广州体育学院教授、苏州大学教育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硕士、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多个职务。

　　封面折页处对他的介绍还包括：“进（原文如此记者注）年来在《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首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70篇，出版和参与出版专著、教材8部，承担了省部级以上课题13项，其中国家级课题3项……参于编写的《篮球运动高级教程》获‘教育部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等奖 ”（原文如此记者注）。

　　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举报许永刚《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涉嫌抄袭的人士称，许永刚虽然受到了处分，但处分得并不彻底，“他的论文都是有科研基金赞助的，事实上这些科研经费被滥用了，应当追查”。

　　记者发现，《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显示，此论文是“国家体育总局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课题”，编号为“04BTY006”。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扉页也显示，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编号竟然也是“04BTY006”。此书扉页上还显示，该书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评定为“优秀”等级。

　　熊丙奇认为，相关基金项目应该启动调查，视情节作出处理，“如果项目没终止，应该及时中止，同时，应追缴已拨付的资金，对当事人申请项目也应作出年限限制。”

　　被抄袭者称对“这样的剽窃忍无可忍”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第72页至79页抄袭自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龚益鸣的论文，龚益鸣2003年10月在《江汉论文》上发表的《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一文，甚至连论文标题都一起被抄袭进书中。

　　龚益鸣对这种抄袭非常气愤，他撰文称，对“这样的剽窃忍无可忍”。

　　龚益鸣说，许永刚将其全部“移植”到自己的著作中，标点都不变换，“近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被许一口吞下，顿有被人掏空之感！”

　　他写道，若许教授在其著作中对拙作有一处引文或在上百条“参考文献”之中能见到一丝泥爪，我也就懒得过问了。“可笑的是，被抄袭的所有原作者许教授一个不提，文献一字不列，所列文献却多半与该书内容无关。其蓄意剽窃，尽力掩盖之心昭然若揭。这一点，凸显了许教授的道德文章实在难以恭维。”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龚益鸣说，许永刚的抄袭行为早就有人揭发，“没想到这样一件事情，查处居然花了两三年”。

　　他认为，既然许永刚的博士论文存在大面积抄袭，授予博士学位单位就应当撤销其博士学位。

　　记者暂未获知许永刚的博士学位处置情况，但苏州大学2009年发布的《苏州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规定：“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确认学位错授或发现有舞弊作伪等违反学位规定者，院（部、所、中心、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应予复议，经半数以上成员通过，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作出撤销已授学位等有关决议。”

　　许的导师：“我现在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论文”

　　许永刚的导师、《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一书第二作者孙民治是原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现首都体育学院）原院长，并曾担任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为许永刚做了辩护，认为许永刚所受到的处分是不应该的。他说，许永刚在论文中已经写清楚他的研究方法，是引入“二手研究法”，即借用别人的观点，将很多专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加上他自己的观点，来论证论文中的假设。

　　对于参考文献中，未提及内容雷同的期刊或论文的问题，孙民治说，许永刚因为引用的资料较多，所以只写了主要参考目录。

　　他还说，当时这篇论文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奖项，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评审。

　　孙民治说：“我现在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论文”。

　　“什么叫‘二手研究法’？这就是为抄袭辩护！”对孙民治的表达，熊丙奇毫不含糊地表示，学术界对抄袭有明确定义，必须回归学术常识。

　　他说，为抄袭做辩护的，经常枉顾学术常识，自行进行定义，“完全违背了学术规则”。

　　熊丙奇说，作为该书的第二作者，也应该对书中出现的学术不端问题承担责任，“共同署名者要承担署名责任，至少他应该向被抄袭对象道歉”。

　　熊丙奇说，对学术不端，有三个层面的处理，第一层面是学术处理，第二层面是行政处理，第三层面是法律处理。学术处理，就是要撤销学术头衔，在此基础上，行政机构视抄袭程度作出行政处分，如果还涉及到欺诈科研经费等，还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抄袭事件，记者联系了多名当事人和相关人士，但他们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执行主编黄晓春在记者说出身份后就挂掉电话，记者尝试再次联系，但他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中国青年报记者还电话联系王恒同，但王恒同以正在开会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青年报记者也联系到许永刚，但他听到记者的采访意图后，也不再回应。之后记者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但都未获得回应。（记者 叶铁桥 实习生 朱柳宇）

“教授抄袭本科论文”背后的真问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0年年底，北京体育大学在读硕士生卢迪发现一篇署名洛阳某高校体育部张丽教授的文章，涉嫌抄袭自己的论文，95%以上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遂于2011年起诉张丽，索赔10万元。3月26日，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张丽抄袭，要求其赔偿1000元。（《大河报》3月27日）

　　教授论文抄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以至于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审丑疲劳”，不是院长、院士级教授抄袭都引不起“新闻兴奋”。不过，此前的抄袭，多为教授之间互相“借鉴”、“致敬”、“引用”，尚且“门当户对”，可身为教授却去抄袭本科生的论文，未免显得太“没出息”。

　　对于张丽教授抄袭卢迪论文一事，笔者以为，重点不在教授抄袭越来越“档次低”，堕落到连本科生论文都不放过，也不在于1000元赔偿与10万元的索赔金额相去甚远，压根就没什么惩戒效果，甚至也不在于教授抄袭凸显的学术伦理沦丧，而在于，为何这篇本科生的论文会引起一位教授的关切，进而不惜泯灭学术良心而悍然抄袭？

　　从报道中可知，张丽教授之所以不惜名声去抄袭本科生的论文，应该是看中了这篇论文的原创价值，而由其抄袭行为可以看出，国内教授们的学术原创能力，何其蹩脚哇。

　　多年来，国人一直有种“诺贝尔奖情结”——颁奖前渴望国内学者获奖，颁奖后又因无人得奖而泛起“酸葡萄心理”。众所周知，诺贝尔科学奖项，最看重的就是学术原创性和学术价值，而不是撰写了几本专著、发表了多少论文。国内学者的“软肋”，恰恰就在于原创性不足，专著多为“编著”而成，论文多为拼凑之作，缺少创新精神，如何能获奖？钱学森先生曾经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在于缺乏创新，教授尚且“天下文章一大抄”，原创能力不足，谈何培养杰出人才？

　　有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论文平均引用率只有10%左右，排在世界100名开外。这也意味着我国学者的大多数论文是“无效生产”，形同“垃圾”。

　　“教授抄袭本科生论文”一事，再次暴露出科研界、学术界的创新不足。如果不积极改变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涤清沦丧的学术伦理，鼓励原创，那么，如此的抄袭闹剧将屡演不止。（薛世君）

贵州大学两官员陷“抄袭门” 校方称开学后调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体育人文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

    “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化”与“我国东西部体育产业差距扩大化”有哪些共性？

    全是共性。

    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贵州大学一名体育专业学生在撰写科研论文时从该校体育教学部部长和副部长的论文中找到的答案。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接到邮件举报，举报者自称是贵州大学的一名老教师，受到贵州大学几名老教授的委托，代表他们向报社提供一份“真实详细的学术造假材料”举报对象直指贵州大学体育教学部部长刘炜和副部长邱勇。

    被举报人评职称的论文涉嫌抄袭

    举报者在邮件中指出，在2008年9月申请教授职称中，刘炜和邱勇的科研论文“存在严重的剽窃他人成果的行为”。

    随后，他们列出了其中的几例：刘炜发表在2008年第9期《山东体育学院学报》上的《质疑、追问与反思：体育人文精神的现实失落》一文“整体抄袭率达85%”，主要来源于2006年第2期《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的《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2005年第7期《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的《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作用和地位》和2007年第2期《扬州教育学院学报》的《体育人文精神内涵的剖析》三篇文章；而邱勇发表在2006年第33期《商场现代化》上的《我国东西部体育产业差距扩大化研究》一文“整体抄袭率达71%”，主要来源于2002年第2期《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2002年第3期《重庆商学院学报》，文章标题为《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化研究》。

    笔者仔细比对了相关论文，发现确实存在大篇幅雷同的现象。

    对《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一文中的内容，刘炜的论文只是把“医学人文精神”改为“体育人文精神”，其他内容基本未作改动。在探讨体育人文精神的现实失落时，刘炜把《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作用和地位》一文的结论作为自己的结论。

    邱勇把《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化研究》一文的标题改为《我国东西部体育产业差距扩大化研究》，内容基本未作改动这使得前者文中的很多内容论述的是南北方经济差异问题，文不对题。

    “刘炜与邱勇只是把其他作者的文章稍改了几个字，就成了他们的论文……二人撰写科研文章的手法，可以说是在贵州大学开了先河，其野蛮抄袭论文的手段令人触目惊心。”举报信写道。

    举报人表示，刘炜、邱勇在2008年能够评上教授，与发表的多篇造假论文有关，“我们已经向学校领导和校学术委员会提交了三位老教授签名的关于申请严肃处理相关造假人的举报信！”

    在问及被抄袭者观点时，来自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一文作者之一的刘虹教授说，既然事实已经清楚，自己不愿再发表意见。

    校方表示将在开学后展开调查

    在比对相关论文后，笔者不禁好奇：为什么2008年、甚至2006年发表的论文，在多年后才被发现是抄袭他人之作？

    对此，举报者称，体育教学部两位负责人论文抄袭事件由该校2007级体育专业学生在撰写科研论文过程中发现的。该学生经过长达几年之久的思想斗争，才向“老教师代表”提供了详细的举报资料。经过大家的集体核实和商讨，决定向媒体举报该事件。

    8月12日，笔者与举报信上签名的贵州大学两位教授取得联系。A教授表示，国家有教育部的相关规定，贵州大学也有《学术道德规范实施方案》，如何处理论文抄袭事件是学校的事情。

    B教授表示，自己是搞体育的，“体育的精神就是公平，要公平竞争，假的东西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对这样的事情非常痛恨，也是反对的”。“学校里面有规定的”，希望按制度办事。

    举报者指出，希望贵州大学党委、学术委员会根据《贵州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实施方案》相关罚则的内容，对刘炜与邱勇两位同志进行严肃处理，还贵州大学一个清白、公正、不护短的形象。

    笔者电话采访了贵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洪名勇，洪在电话中称学校学术委员会确实收到了该举报信，此事正由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调查，自己在外地，对事件调查和处理结果尚不清楚。

    8月19日，笔者与刘炜和邱勇取得了电话联系。刘炜在电话中表示，“学校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学校学术委员会正在调查，你去问学校宣传部门”，对抄袭事件，刘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发表自己的任何看法。

    邱勇在电话中也表示，“是否抄袭不是我说了算的，学校正在调查，最后的结果也要学校给出”，“想了解情况去问学校吧”。

    贵州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罗勇告诉笔者，他对论文抄袭事件有一定的了解，学校党委和行政部门在收到举报信之后非常重视。但是“相关的调查工作要等到一周后学校开学之后才能全面展开，调查结果预计也要10天左右才能出来”。

    “孰是孰非，学校方面一定会给出一个交代。如果论文抄袭事实成立，学校相关部门一定会严肃处理。”罗勇说。

抄袭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