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人不是用来扔的
 
作者：熊培云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一名民政干部迎接上级卫生检查时，将镇上一名流浪人员用车拉到荒郊野外遗弃。在海拔1400多米高的秦岭山上，该青年乞丐最终死亡。陕西宁陕县广货街镇民政干部谌太林，起初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刑拘，目前被取保候审(《华商报》8月26日)。

　　6月29日，安康市有关领导来广货街镇检查卫生和安全生产，谌太林看到街道上有一病重的流浪男子，就向主管民政的副镇长请示，这位副镇长说“你处理一下”。随后，谌太林雇用了一辆面包车，又找来在镇上补车胎的男子郭云丰一起将流浪男子扔到柞水县境内，就这样算简简单单遣送出境了。

　　在这里，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处理”二字。人们不会忘记，大概两年前，北京通州区公安分局永乐店派出所在接处警中将一位流浪女丢弃于另外一个管理辖区的树林里，致其死亡，回到派出所后，出警人员按照程序上报110指挥中心，称派出所已出警“解决”。

　　优雅的汉语渗透着残暴，就这样，活生生的人被轻描淡写地“处理”、“解决”掉了。如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绝大多数的恶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以极其平庸的方式发生的。而行恶者也并非长着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有着温文尔雅的外表，有着此一时彼一时的“菩萨心肠”。在纽伦堡审判中声称“一听到文化，我拿起我的勃朗宁(手枪)”的戈林在二战前不也曾经说过——“谁虐待动物，谁就伤害德意志人民的感情”？若是生活在今天的德国，戈林成为热心公益事业的环保主义者，也不是没有可能。

　　具体到这起处理乞丐致人死亡的事件中，有个细节同样不容忽略。据检察官称，在最后“处理”之前，谌太林从镇政府的职工灶房内拿出几个馒头，给流浪男子带上，又从镇卫生所找来一名女医生，女医生用听诊器检查后说：“心脏没问题。”于是，面包车司机和郭云丰拉着流浪男子向柞水县境内驰去。然而，这种温情脉脉背后的现实是，一位穷苦的公民被当作了“垃圾”二次抛弃，被果断“处理”掉了。那一刻，这位可怜的乞丐像是被他的同类扔出了人类世界，将命运彻底交给了大自然。

　　“我扔，我扔，我扔扔扔！”如此执政，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气息。为了做好卫生，有关部门竟然以近乎荒诞的方式“做掉”了公民。在这些部门看来，有些人的生命即使不是肮脏的至少也是低贱的。与此同时，这种踢皮球式的“卫生执政”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公开的潜规则。如当地一位知情人士所说，在当地的街道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流浪人员，最后才知道都是邻县的民政局晚上悄悄地开车“扔”过来的。而对付这些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他们“扔”回去或者“扔”到其他邻县。正是在此风气的熏染下，一些民政干部日益变得麻木，而这种击鼓传花式的扔弃使那些被侵犯了“执政领地”的官员血脉贲张，仿佛接到垃圾股一样急于将他们脱手。

　　而对于谌太林来说，不幸的是，在这次集体参与的连环处理游戏中，被扔弃者的意外死亡使他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他听从内心的声音给乞丐捎来了馒头并找到医生为其诊断，但是他的良心没有给他足够的力量去抵抗那个罪恶的、明目张胆的处理流程。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历史上多数苦难就是在“个体无条件地服从体制”的逻辑下生根发芽的。

　　如上所述，“扔乞丐”的直接起因是上级要来镇上检查卫生和安全工作，因为乞丐有碍观瞻与政绩，既不卫生也不安全，所以才会“处理一下”。这种唯上唯检查的执政思路，再次暴露公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如何人轻言微。

　　人不是用来扔的。原以为大街之上只是城管的素质差，没想到一些助贫扶弱、济世解困的民政官员也能如此冷血。鉴于此类不幸在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着实有必要反思如何改进目前的权力考评体系以及社会救济制度。如果权力部门可以扔出一个勇敢新世界，以后的干部培训都直接改练掷铅球好了。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弃病乞致死，追究谌太林何用？
 
 
　　成彪

 
　　
　　一民政干部在迎接上级卫生检查时，将镇上一名流浪人员用车拉到荒郊野外遗弃。在海拔1400多米高的秦岭山上，该青年乞丐最终死亡。陕西宁陕县广货街镇民政干部谌太林，起初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刑拘，目前被取保候审(8月26日《新京报》)。

　　面对舆论一边倒的喝骂声，我请诸位“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谌太林，会出何高招？

　　任病丐留在镇上，影响卫生检查，镇领导要问责，这还是小事；如果不管吃喝医救，病死在当地那是“大罪”。救助他，镇里没有这方面的开支；送走他，哪儿都不收；自己想尽点人道主义，可家里已经乱成一锅粥——如果我是谌太林，我没有比这更好的招数。

　　而今，检察机关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刑拘谌太林，笔者对此有疑问。请大家不要忽略了这样两个细节：在送这个病丐离镇时，谌太林从镇政府的职工灶房内拿出几个馒头，给流浪男子带上；还从镇卫生所找来一名女医生，女医生用听诊器检查后说：“心脏没问题。”——这些，已经证明谌太林的良心没有“坏透”；这些，已经说明谌太林丢弃病丐是无奈之举。面对这些，如果再过多地谴责谌太林，而放弃对上级官员、体制层面的原因探讨，那我们的良心就“有问题”了。

　　你是谌太林，未必有更好的办法；你不是谌太林，所以你指骂起他来腰不疼。　

舒圣祥：民政干部为何跨县扔乞丐？
 
舒圣祥
 
　　陕西宁陕县广货街镇一民政干部在迎接上级卫生检查时，雇人将镇上一名乞丐用车拉到邻县的荒郊野外遗弃，并最终导致其死亡。这名涉案的民政干部起初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刑拘，目前被取保候审。（8月26日《华商报》）

　　出现这样的事让人心情沉重。在作为公民的“流浪乞讨人员”之前频频出现“扔”这个动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笔者相信，“扔乞丐”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某个人的低劣，而更多是出于一种“职务行为”。上级要卫生检查的政绩，下级就必须去“处理”街头乞丐，这是必须完成的“工作”。但这并不能掩盖这种行为的道德缺痕和责任之失。

　　很大程度上，现有的救助办法依然秉持的是原收容遣送制度“哪里来就送到哪里去”的救助原则，即：对查明住址的，及时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领回；对无家可归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事实上，流浪乞讨者的流出地一般都十分贫困，指望当地政府“妥善安置”几乎不可能。

　　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一分为二：一种是临时性的生活遭遇困难者，如遭遇偷窃、被人拐卖之类，临时性的救助对这部分人来说是足够的；另一种是长期性的生活遭遇困难者，如一些残疾人、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流浪儿童及其他丧失劳动能力者，救助站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长期性住养式福利照顾——而在这方面，政府救助体系中还是一个空白。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对于长期性的生活无着者，需要政府制定专门的救助办法来救助他们，以防“扔乞丐”之类现象的再次发生。

傅毅飞：官场遮学导演了流浪者之死
 

 
　　一民政干部迎接上级卫生检查时，将镇上一名流浪人员用车拉到荒郊野外遗弃。在海拔1400多米高的秦岭山上，该青年乞丐最终死亡。陕西宁陕县广货街镇民政干部谌太林，先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刑拘，后又因家庭困难等原因被取保候审(8月26日《华商报》)。

　　毋庸置疑，流浪者之死，谌太林难辞其咎。而在我看来，流浪者之死死于谌某，更死于事件背后错误的政绩观——官场“遮学”。

　　所谓官场“遮学”指的是目前少数官员对自认为或上级可能认为不好、不雅、落后的、于己不利的人和物遮蔽起来不予示人的一种潜规则。在这种官场“遮学”的指引下，不仅乞丐、流浪者将沦为被遮蔽的对象，进城务工者、穿着不雅者、小摊小贩甚至外来人口也可能成为被遮蔽或驱赶的对象。

　　正因为有如此“遮学”，粉刷沿街老房子外墙、沿街建筑大洗脸、房前屋后拔庄稼、“遮羞墙”等新闻才得以出现。为何这么做？概因诸如此类的人和物“有碍观瞻”而需要粉饰和遮蔽。从手段来看，谌某过于粗鲁的抛弃式“遮学”显然还只是处于初级水平。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遮学”之所以盛行，与某些地方的政绩“美学”无不关联。一些追求政绩成瘾的官员，不计后果地追求城市的光鲜、数据的漂亮，于是就导致在迎接上级检查时不惜穷尽一切手段“造美遮丑”，在着实无力实现“美学”目标的情况下，“遮学”也就应运而生了。“遮学”一方面遮住了那些看似落后和不雅的人和物，另一方面也遮盖了生活与发展的真实，甚至直接影响民生的质量——这一次“遮学”弄出了人命，在遗憾之余，也希望坏事能变好事，让“流浪汉被抛弃死亡事件”成为清算“遮学”的一次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