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副队长之死

南方周末　  　

　　一个工作认真、为人和善的城管干部，倒在血泊中，倒在执行公务的路途中……
　　
　　□本报记者　赵凌　□实习生　郑焰
　　
　　时隔一月之久，胡天仍然难忘8月11日那个混乱下午人群散尽后的两个镜头：路边积水已被染成暗黑，那是城管李志强咽喉喷射出的鲜血；还有崔英杰含泪的眼睛，脸色苍白的他跑回公司楼下，躲在角落小声对胡天说，“我杀人了。”
　　胡天是崔英杰的同事，都在北京海淀区科贸大厦8层的“名柜”KTV做保安。
　　当天下午6点，白色的被单覆盖了37岁的李志强。医生说，他的大动脉和气管破裂，一段刀刃还留在里面。老同事金玲当晚赶到医院，看到死后的李志强还睁着眼睛。
　　在同事们的记忆里，身材魁梧、圆脸、戴副眼镜的李队长是个性情开朗、处事周全的人。他爱看《中国国家地理》，平时里常跟同事商量着节假日出去旅游。但因为城管工作忙，节假日总轮班，这个愿望总也没实现。
　　
　　改变
　　凶杀案发生前一小时，崔英杰的父亲帮儿子在竹签上穿好肉肠，看着他推车出去。儿子的这辆三轮新得扎眼，这是他从同事那里借钱买来的。崔英杰也曾想把这新车卖掉，换辆旧三轮，可没人想要，大家都知道，新车若被城管收去，不划算。
　　在10天前，崔英杰已经损失了一辆三轮车。和三轮车一起消失的，是他刚发的5月份工资和钱包——崔英杰自己也搞不清楚，钱包是他和城管争执的时候被小偷摸走了，还是搁在三轮车上被一起收掉了。
　　李志强是北京海淀监察大队的副队长，三个月前正式到任。他的职责就是治理摆摊设点的小商小贩。中关村人来人往，是他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
　　2005年底，李从北京万寿路监察分队借调至海淀城管监察总队，2006年5月正式担任海淀城管副队长一职。在成为城管之前，李志强做过宾馆服务员，还在一家公司做过宣传干事。1996年，他在中央党校拿到大专文凭。第二年，通过公务员考试才进入北京万寿路街道办市容所。
　　2006年8月11日下午4点20分，小雨中，海淀城管的车队来回在中关村海龙电子城前兜着圈子寻找目标。这是北京联合整治行动的第三天，李志强习惯性地坐在副驾驶位。
　　此时，崔英杰刚刚停好三轮车，准备开始他一天的生意。周围摆摊的渐渐知道，这个新来的是科贸大厦楼上“名柜”KTV的保安。崔英杰体格强健，身穿白衫黑裤时，和出入科贸大厦的白领没有区别。他在“名柜”KTV工作了半年，却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拿到工资。老板总是说生意不好，崔英杰也没办法。
　　李志强一步步走来，同事说他工作认真努力。崔英杰同样也是靠拼命努力谋生，只是他的路没那么顺利。“名柜”KTV是崔英杰在北京的第五或者第六份保安工作。2003年崔英杰以一个优秀士兵的身份光荣退伍，从山东济南回到了家乡。
　　那年年底，崔家收到了一封来自部队连长的信，信中说，崔在部队表现良好，还说他给部队广播电台写了几十篇稿子。崔父很惊讶，他一直觉得小儿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2004年初，崔英杰在北京开始了他的第一份保安工作。每月500块的工资，管吃管住。每逢节假日崔英杰就帮人扛包挣加班费。之后辗转几个地方当保安，崔英杰期待能有所改善，但不知何故，每个地方他都呆不长久。
　　
　　单调的生活
　　下午4点25分，天上还在飘雨，崔英杰和来自老家的帮工女孩支好摊子，油锅已经上炉。这是科贸大厦西北侧的马路边，自从上回被抄了后，崔英杰选择了这个看似安全的地方。这是这个女孩第一天“上班”，也是中关村又一个即将到来的周末。
　　8月初，崔英杰跟家里说烤肠生意不错，想找个帮手。崔父于是在前面村子里找到了一个正在放暑假的小姑娘。8月10日，崔父领着女孩坐长途车来到北京。崔英杰当时兴致很高，骑着那辆新三轮拉着两人在圆明园外面转悠了一圈。
　　4点30分，城管车向科贸大厦方向驶来。李志强职业性地左顾右盼。9年的城管生涯，李志强就是这样看似单调无聊地在这个城市里兜着圈子。
　　2004年崔英杰初来北京时，李志强已经在北京万寿路上来来回回跑了6年。万寿路街道是中央部委聚集地，李志强负责巡查西翠路段，是万寿路城管监察分队门前“三包组”组长。城管工作一般简单分成“三包组”与“巡查组”。“三包组”主要针对店铺，管理门前卫生，小广告，违章建筑，居民投诉等。而“巡查组”则更多对付无证商贩。和李志强接触过的西翠路“红番茄”餐厅老板李美玲说，“他很和善，即使要罚款，也是笑眯眯的，很有耐性。”听说李志强的不幸后，她和店员特地买了花篮去李家悼念。
　　每天8点，李志强骑着标志性的小摩托准时上班。8点半，当同事们来时，李志强已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召集组员们开个会，分配一下当天任务，便各自出发巡街去了。李志强父母的家也在他管理的区域。李父上下班，偶尔会遇见正在巡街的儿子，有时他会停下来看几眼。“只要他喜欢，我们就支持。”李父说。
　　事后谈起城管的工作，李志强生前的同事金玲满腹委屈：“我们管的是其它部门不愿管或是管不住的事情。有些事情，比如如何安置进京农民，这都不是我们城管可以解决的。”金玲至今记得，从1998年至2005年，每个清晨，朝她迎面走来的是笑眯眯的“李组长”。“城管总是被人骂，有时实在难受了，志强总对我说，姐姐，别人不理解就算了，您自己可别放心上。”
　　城管人员每日巡查街道的工作有些枯燥，KTV保安的工作也是单调无聊，每天从凌晨2点到白天10点，崔英杰的工作就是在八楼观光电梯口上坐一夜。胡天说，他们在这里实际上是被用来防止打架的，可是说实话，这个KTV开业一年来还没怎么遇上客人捣乱的事情。如果工资发放准时，每个月1100块钱的收入其实相当轻松。可是冲着工资而来的崔英杰干了四个月却只拿到了一个月的钱，仅有的那些工资还随着第一辆三轮车丢了。
　　尽管生活沮丧，崔英杰却从不哭穷，能说会道的他人缘极佳。一位同事说，只要大家坐在一起，他总是说话的中心。也许正因为此，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同样拿不到工资的同事们愿意借钱给他。实际上，连续三个月拿不到工资的崔英杰生活几乎难以支撑。胡天说，崔英杰每天就只吃方便面，后来连方便面也吃不起了，就去院子里的小卖部赊。
　　同伴们各自靠微薄的积蓄度日，期望着用乖巧的工作态度换回老板的奖赏，把工资发给他们。崔英杰没有可以依赖的资本，但他的脑子比别人活，于是就有了烤肠的主意。下午烤肠，晚上上班，崔英杰很兴奋这样的“人生设计”与“商业规划”。
　　
　　相遇
　　这是北京市联合整治行动的第三天。距离联合整治活动结束的时间还剩下1小时15分钟，这意味着一个多小时后，城管队员可以松上口气，三天下来的倦怠也将随着周末的到来而缓解。
　　就在这时，崔英杰被发现了。城管车停在一个合适的距离，李志强第一个跳下车，向崔英杰径直走去……
　　37岁的李志强出生于一个优越的家庭。母亲是高级会计师，父亲是信息产业部的干部。李志强是家中独子，由于父母工作忙碌，李志强很小就学会挂着钥匙，照顾自己。798厂区的邻居们，很多记得那个小名“京京”、大眼睛、圆脑袋、性情开朗的孩子。
　　1983年，李志强念完了高中，却没有考上大学。他很爱看书，而且有绘画特长。那一年，崔英杰才刚刚出生，父母是河北保定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的农民。崔英杰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太多欢乐。家中四个孩子，最小的女儿是聋哑人。全家的收入都维系在三亩地上。由于家境贫困，崔英杰念完初中就辍学了。
　　李志强和同事走过来的时候，崔英杰正在专注地烤肠。城管人员说，这个地带，正常情况下一天赚两三百是很自然的事情。两天前城管人员刚在这里清理了一批新疆小贩。
　　也许是因为生意不错，崔英杰对凡事都乐观起来。“他说，妈不要着急，等过年我就能攒上钱了。到时候我们翻新一下房子。”崔母这样回忆儿子的打算。崔英杰家里的两间砖房是30年前盖的，屋顶不时往下落土。父亲要给他介绍对象让他早点结婚，崔英杰说，现在不行，等攒了钱，要大大方方地结婚。崔英杰喜欢过一个女孩，但没有表白，两人逛过一次朝阳公园。他只是向好朋友透露过心底的这段记忆。
　　李志强和同事来到摊前，面对忽然出现的城管队员，崔英杰措手不及。李志强封堵了崔英杰的去路，崔英杰不断挥舞着双手。“车子留给我，别的都给你们。”崔英杰喊道。一位长期在中关村收墨盒的摊贩看到了这个过程。崔英杰开始一直在央求，“求你们把车子留给我，就靠这个吃饭”。连说两遍都没有用，他的口气就变了——“我再说一遍，把车留下，其余你们拿走！”然而仍然无用。10多分钟后，崔英杰放弃了努力。
　　此时李志强正在队友的协助下，把三轮车抬到城管的卡车上。帮工的小姑娘还一直死死拽着车把。城管队员开始准备收队，这是三天整治行动中最后的战果。忽然，崔英杰再次从人群中走出来，他走过李志强，走向北京城管海淀分队副队长宋成栋。李志强看见了刀：“老宋，小心后面！”几乎是在刹那，崔英杰忽然转身，将刀子扎在了李志强锁骨与咽喉之间，血柱立刻喷射出来。
　　那一刻，崔英杰为何会行凶？没有人知道。
　　
　　烈士和凶犯
　　手握刀柄，崔英杰向胡同深处跑去。11厘米长的刀片深深地嵌在李志强的身体里。宋成栋一把抱住李志强，按住伤口，但毫无用处，鲜血从指缝间汩汩涌出。宋成栋发疯地拦下一辆面包车，往海淀医院赶去。时值下班时分，交通拥堵，浑身是血的宋成栋跳下车，分散人群，开出一条道来。“我看到志强的脸色变了。”李志强模糊地喊了句“宋队”，一口血就从他口里喷了出来。与此同时，宋成栋感觉到李志强蹬了一下腿，瞳孔慢慢放大了。
　　在牺牲前的几个月，北京城管海淀分队副队长宋成栋一直和李志强住一个宿舍。“有时候午休，都不知道李志强什么时候进的宿舍。他不发出一点声音，分外心细。”李志强以前一直管的是门前三包工作，对无证摊贩不是很有经验，宋成栋便带着他巡街，熟悉情况。“坐商大多好管理些，无证小贩比较混乱，暴力事件也更多。李志强对这些人还不是很有经验。”宋成栋说。
　　此时，崔英杰的父亲呆在儿子租住的8平米小屋里，却等来了满脸泪水的帮工女孩。那个晚上，老人忐忑不安地在北京火车站过了一夜，第二天回到了老家。他当时并不清楚情况的严重，他觉得儿子是个讲义气的人，伤了别人一定会陪人家把病看好。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李志强死了。
　　位于翠微路社区的李家为儿子设了灵堂。悼念的人群中，李父见到很多老同事。老同事捶着他的背说，“老李，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我没办法回答，真没办法。”言至此处，老人潸然泪下。
　　行凶杀人的消息很快传到各老村，突然的打击让崔英杰的父母双双旧病复发，卧床不起。2004年，崔英杰在北京林业部门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崔家人为此还吃了顿团圆饭，母亲觉得，儿子要去北京了，一定会有好的前程。眼下，崔英杰仍在海淀公安接受预审，因案件涉嫌故意杀人，按照法律规定此案将由北京市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有律师介绍，等待崔英杰的很可能就是死刑或者死缓，无期徒刑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了。“我听人说，那户人家是独子，我睡不着。想到北京看看，跟他们道歉。”崔父说，“英杰是正道人，他不会故意杀人的。如果他能活，我愿意让他给那户人家做儿子，照顾老人。”“我看到报纸上说，他(崔英杰)逃跑是想回家看父母，他怎么不想想，李志强也有父母？”李志强的母亲眼里满是泪水。
　　9月16日，北京市政府第127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批准李志强为革命烈士。有人为他建立了一个网上悼念馆，有不少人为他点上蜡烛。
　　崔英杰出事后没几日，他在科贸大厦附近摆摊留下的空档，已经被新的小贩占下了。但那一带的小贩又很快被清空了。海淀城管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在事发地附近设了专岗。

本坛编辑点评：

扎实的文字功底。理性的表述方式。“烈士”和“凶手”两条看似平行的线各自展开又相互对映，终于交汇在一个不幸的时刻。

李某对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及让他们谋取私利的社会制度上严重不公深恶痛绝，以及对社会底层芸芸众生的深切同情，让我行文、思维、阅读取向倾向感性。
看完此文后李某感触良深：不要把制度上的罪恶，过多地涂抹在执行制度的小公务员身上，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也可能为人和善、工作努力、孝敬父母、爱妻惜子、艰难谋生，他们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我们一样，有与生俱来的正义良知，哪怕是城管、警察、工商、税务、医护人员……
坏制度使人变坏，恶制度使人变恶。有人为了生活沦为制度的帮凶。

有些文字让我感喟不已，有些文字让我深思。
　　李志强一步步走来，同事说他工作认真努力。崔英杰同样也是靠拼命努力谋生，只是他的路没那么顺利。2003年崔英杰以一个优秀士兵的身份光荣退伍，从山东济南回到了家乡。
　　那年年底，崔家收到了一封来自部队连长的信，信中说，崔在部队表现良好，还说他给部队广播电台写了几十篇稿子。
　　和李志强接触过的西翠路“红番茄”餐厅老板李美玲说，“他很和善，即使要罚款，也是笑眯眯的，很有耐性。”听说李志强的不幸后，她和店员特地买了花篮去李家悼念。(李某按:有钱的老板是这样，对摆摊的农民会是这样的态度吗？)
　　李志强和同事走过来的时候，崔英杰正在专注地烤肠。城管人员说，这个地带，正常情况下一天赚两三百是很自然的事情。两天前城管人员刚在这里清理了一批新疆小贩。
　　也许是因为生意不错，崔英杰对凡事都乐观起来。“他说，妈不要着急，等过年我就能攒上钱了。到时候我们翻新一下房子。”崔母这样回忆儿子的打算。崔英杰家里的两间砖房是30年前盖的，屋顶不时往下落土。父亲要给他介绍对象让他早点结婚，崔英杰说，现在不行，等攒了钱，要大大方方地结婚。崔英杰喜欢过一个女孩，但没有表白，两人逛过一次朝阳公园。他只是向好朋友透露过心底的这段记忆。
　　李志强封堵了崔英杰的去路，崔英杰不断挥舞着双手。“车子留给我，别的都给你们。”崔英杰喊道。一位长期在中关村收墨盒的摊贩看到了这个过程。崔英杰开始一直在央求，“求你们把车子留给我，就靠这个吃饭”。连说两遍都没有用，他的口气就变了——“我再说一遍，把车留下，其余你们拿走！”然而仍然无用。10多分钟后，崔英杰放弃了努力。(为什么不心软一下？是不是工作特性使人心变得很硬？)
　　老同事捶着他的背说，“老李，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如果是心善的人，会喜欢这个工作吗？是出于养家糊口、没有其他谋生门路吗？有条件，为什么还要干？老李是不是也算得上个什么级别的干部？）
 

城市属于谁？城管应该管什么？　

2006-09-16 10:25:05 　

本文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
　　　　
　　日前，北京市因一名城管人员被小贩刺死，引发了一场是否要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来加强城管执法手段，使之能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小贩们的“暴力抗法”的争论。据说，北京市政府出台专门规章，让城管人员也像武装警察一样，头戴钢盔，身着防刺背心等，大有以暴制暴的势头。城市管理中，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为何发展到如此对立的地步？是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理念出了问题，还是管理人员出了问题，抑或小商贩出了问题

  我看根本问题还是城管的职能和理念出了问题，是因为城市管理者对城管人员提出一些脱离实际、不合时宜的城市管理要求:如不让农民西瓜等季节性很强的农产品进城，要消灭城市的小商贩，驱赶城市的外来人员和流浪乞讨人员等。对于小贩们来说，城管打的是他们的饭碗，他们还能怎样？而为了达到管理目标，很多地方采用下达罚款指标的办法，我们的城管人员不搞查抄罚款又能干什么？

  城市禁止小商贩和驱赶外来人员，目的主要有两个:为了城市的秩序和城市的“形象”。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就要消灭小商贩和驱走外地人和流浪人员吗？

  我国公民有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被学者和政府忽视了，就是经济自由权利。根据我国政府签订并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即公民有从事经济活动和选择职业自由。政府有权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不是限制和取消，而是使它有序化和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如小摊贩占道影响交通，就可以让他们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或政府提供有关场所；小摊贩不合卫生标准，就应按卫生标准加强检查，保证卫生安全；小摊贩搞欺诈，卖假冒伪劣，就应加强质量检查等。这就是城市管理，仅此而已。

  至于小商贩、叫卖影响城市形象，就要消灭他们，这是更荒唐的。即使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消灭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巴黎，都有小摊贩、集市、夜市、周末市场、跳蚤市场、庭院销售等为城市个体经营者提供自由经济活动的场所。我们的城市要消灭各种商贩、摊点，管理者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样做也是不明智的

  还有一点，城市属于谁？城市不是城市管理者的城市，也不只属于户籍在城市的人，而是每个人的城市。所以城市的管理者没有权力依其所好恶，不顾大众利益而强行取缔什么。如果每个居住地的居民都可以随意主宰他所在的地盘，那不就占地为王了么？所以现代社会，每个地方都必须遵守公共规则，而不能以地方性的好恶，来限制他人的权利。

  既然经济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城市管理者就必须转变观念，你没有权力取消和不当地限制公民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和生存权利，更没有权力制定“法律”，采取强制暴力手段去清除街道、社区和一些场所的经营者。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暴力的强制手段，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城管动不动就没收工具)，永远应该得到最严格的限制。那些呼吁城管执法手段不力，要强化权力和暴力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们还需要了解一点法治政府的常识.

权力越强势，心理越弱势？

南方新闻网
 
　　来信/来论

　　有调查显示，目前北京城管队员普遍存在中度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刘立新称“要让队员在心理上感受社会接纳，排解压力”。刘老师还说，城管在心理上是弱势群体(《法制晚报》9月21日)。

　　城管普遍存在中度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这俺信。但这年头，谁不焦虑？比如有些官员为了保护他们收的红包回扣，也在绞尽脑汁，或像广东贪官罗耀星把1100万元赃款转移到出租房，或是内蒙古贪官院保卫把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费心费神惶惶不可终日。推而论之，是否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权力越强势，心理越弱势？

　　再者，城管的“心理弱势”的根本原因，教授们有没有搞清楚呢？其实我们只要往底层调查，就可以了解到，多数走鬼们往往是因为在城里做小生意的门槛“高不可攀”，迫于无奈才摆地摊，餐风宿露。而城管们却完全不理会，把“以民为本”的执法理念抛诸脑后，对处于底层的走鬼“像秋天扫落叶般残酷无情”。试问，城管们在砸碎人家生计时，有没有换位思考，有没有想到民生多艰？

　　城管们，请注意，粗暴执法一味地怪罪于“焦虑”，其实是无济于事的，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南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