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挤压公平创富，想当小老板不容易

　　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中小企业发育不良，将严重影响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

　　“很多重要的资源被国企垄断了，不但大大提高了公司的经营成本，还降低了服务水平。我们利润流失得非常厉害。”乔凯(化名)一脸无奈。他经营着一家由60名员工组成的电子商务公司。

　　一个800元每月的工作引来两三百人竞争，每次招聘会都是人头涌动——两年前，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让当时还博士在读的乔凯“另辟蹊径”，走上了创业之路。

　　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人力那么廉价，那我不当工人，我雇用别人，开公司，做老板，这么便宜的劳动力，不是赚翻了吗？”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使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价格低廉，现有的创业环境仍然使个人创富之路充满坎坷。

　　在近来因中央调整收入分配制度而引发的讨论中，垄断部门成为众矢之的；但有学者认为，垄断的恶果更在于对公平的创富途径的挤占。

　　“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发展，没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再怎么分配都没有用，关键是要鼓励创业。”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告诉记者。

　　-中小企业发展缺少有力支撑

　　乔凯的抱怨并不罕见：在缴纳了税费之后，中小企业不但难以得到相应的服务，往往还会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碍。

　　“这就是找工作难、当老板也难的困境形成的原因。”乔凯感叹。

　　“美国硅谷几乎都是中小企业，在国外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中国还是大型企业空间多一些。”一家专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商业机构合伙人赵华说。

　　周天勇说，去年全国倒闭了30万家企业，1994到2004年十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

　　“中国的创业环境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差的。”他说。他认为，虽然中央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很多，但由于过去体制没有转过来，具体落实效果不好。首先，中小企业创业准入门槛高。擦皮鞋这样的劳动型创业在国外不需要登记注册，而在国内必须注册，否则就是非法经营。北京市出台住房不许用作商业公司办公场所的规定更是雪上加霜。

　　提到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周天勇一连强调了好几个“特别多”，他说：“什么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年检费和质量检验费，很多个体户和企业不堪重负。”

　　有经济学家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作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每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正如现实生活中，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一两个收费站足够了，但实际上公路经过的每个村、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伸手抓一把”。

　　此外，收费罚款环节各部门重复交叉执法，审判难、贷款融资困难、到政府部门办事难等因素也使得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去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四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最少，只需要两步，意大利最多，多达11步，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七道关。

　　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需经历的工作日天数，加拿大只需两天，意大利需要121天，中国内地需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内地和意大利创业者平均要等半年左右才能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

　　判断创业难易的第三个指标是得到各种审批、执照所需支付的费用。因为执照审批正是“寻租”活跃、隐性创业成本增加的主因。由于这些隐性成本无法精确估算，教授们只好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等作粗略判断。这些显性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都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这些显性费用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分析指出，在那些行政审批时间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银行呆账越多。

　　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的有效信息和沟通渠道非常欠缺。据他了解，每年北京有大量与中小企业相关的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创业者手中。更让人吃惊的是，就在中小企业因资金紧缺“卡脖子”的同时，国家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市一个区5年以来只放了不到10笔。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称，中小企业融资就得靠政府扶持，如果单靠市场，商业性贷款考虑到风险不会轻易放贷。

　　他说：“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在金融方面是有要求的，但是大型商业银行不愿意放贷，目前只能动态地磨合。现在能做的是市场和政府双方都向前发展，进一步完善信用担保体系，规避地下金融风险。”

　　当问到创业中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时，乔凯毫不犹豫地说：“首先是行政垄断行业取消审批制度。企业只要合法，直接进入。”

　　-垄断压缩了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

　　与中小企业举步维艰相应的，是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垄断行业的财大气粗。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高工资高福利成为这类企业的典型特征。

　　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一个以“收入分配”为主题的论坛上指出，机会不平等导致中国当前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因素，一个是腐败，另一个就是垄断。

　　垄断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不仅仅是这些行业员工过高的工资和福利，更严重的是强加给中小企业的高昂成本和低劣服务质量，压缩了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造成中等收入人群较少。不久前北京市一位官员就公开指出，电信服务价格过高，严重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乔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作为一个低资本投入的电子商务公司，除去采购，他们每月开支21万元左右，其中7万元是邮寄费用，其余开支是工资、水电、电话、杂费等。

　　提到支付在垄断行业服务上的费用，乔凯的回答就两个字——昂贵。电力垄断造成电费昂贵；公司客服呼叫中心需要设置中继线，电信垄断使得中继线价格昂贵；石油垄断带来物流费用昂贵；土地垄断抬高了写字楼的租金。

　　电子商务公司很大一部分业务要通过邮寄完成，但邮政垄断下的邮费价格和服务质量都难以令人满意。乔凯说，印刷品挂号本来是邮寄的最基本要求，但邮局要收三元的附加费用。“经过用户调查，发现我们有大约5%的邮件是超期半个月以上到达的，而正常到达时间应该是七天左右。”

　　乔凯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他发现公司寄出去的光盘经常被投诉破损，但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邮局工作人员收到邮包以后，是用脚从二楼把邮包顺着楼梯蹬下去的，所以光盘无论包装多严实，多半都会碎。

　　周天勇认为，除了垄断行业的高昂价格和低质服务，行政部门运用禁令、法规、文件，并在审批、收费等各个环节上设置关卡，阻止中小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这些政府公权力干预所形成的行政性垄断也对中小企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大部分创业者属于生存型

　　上海市开业指导中心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创业群体中，“4050”(40岁到50岁)人员仅占两成，更多的是20-35岁的中青年创业者。在创业培训班里，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占学员总数的两到三成。

　　赵华说，中国目前生存型的创业者大大多于机会型，造成创业群体整体水平低下，对社会贡献少，声誉差，反过来形成恶性循环，又损害了真正的机会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的蓬勃发展才是增加市场价值和就业机会的希望所在。”

　　他举出“2005年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中的数据——在中国，生存型创业活动占到整个创业活动的53%，机会型创业占47%；而参与全球观察的37个国家和地区，机会型创业占到全部创业的70%以上。

　　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不同。机会型创业比生存型创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出口和市场。在金融、保险、房地产等商业服务业，创业的主导形式是机会型创业，而零售、租赁、个人服务、保健、教育服务、社会服务和娱乐业，生存型创业则相对较多。

　　赵华认为，中国中小企业自身缺乏基本的企业运营常识和必备的基础知识，内部建设管理不完善，没有明确的经营思路，抗风险能力弱。在外部环境上，国家政策在财政、金融、行政管理、信息等各方面，都没能给创业者提供有力和有效的支持，同时也缺乏中间机构和组织，为创业者提供切实有用的辅导。

　　“创业少，中小企业少带来的问题很多。”周天勇强调，中小企业的发育不良除了在经济上造成投资过大消费过小，工厂生产过剩的严重后果外，还将严重影响社会分配。中小企业在数量上的缩水会带来高失业率，不利于中等收入人群的增长。在整个国家分配中形成劳动力分配少，资本分配多，居民分配得少，国家分配得多的状况，最终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基尼系数升高。周丽娜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06年7月24日

垄断破坏公平环境 中小企业举步维艰 

 
 
    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就像一条只有大鱼的河流，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不佳，而大型垄断企业则貌似风光无限。这预示了一个正在劣质化的市场生态环境，如果中小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创业精神遭到扼杀，大型企业的动力也将逐步消失，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数与实现资源的有效匹配等社会目标也将随风而去。有数据为证。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中小企业发育不良，去年倒闭30万家企业(7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

    这一不完全的数据部分反映了我国个体户与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艰难，要全面反映中小企业困境，还应包括以下数据:第一，中小企业生存周期缩短，平均生存周期从前几年的3.8年下降到2年左右。据《财富》杂志有关数据显示，美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约为7年；第二，在上游资源性垄断与通胀日渐加剧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无法获得某些行业的准入权、议价权与利润分享的权利。

    政府一直在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既有《中小企业促进法》，还有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从建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到《中小企业划行标准》、《中小企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等法规条例，应有尽有。并且，从中央到各地有专门的行政机构负责扶持中小企业，为什么中小企业却越扶越衰？

    出台政策与行政主导的资源取向不配套，在关键之处南辕北辙，是主要原因。在理论上强调发展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而在实践中却在行政垄断之路上狂奔，中小企业最需要的公平竞争环境付之阙如。

    社会资源在行政主导下，向资源、重化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倾斜，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一统江湖，无法生成与中小企业对接的融资模式。国家所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效率极低，在北京市一个区5年以来只放了不到10笔，可以忽略不计。在原材料拉动的整体经济过热以及通胀过程中，中小企业无法介入上游行业分享资源型垄断企业的利润，在原材料的定价上只能任人鱼肉，不断压缩利润空间，制造业利润已降到极限。

    不仅如此，中小企业还容易沦为经济调控以及垄断国企与外资竞争过程中的炮灰。以石油业为例，商务部两次针对成品油零售与批发制定行业门槛，恰在我国据WTO协议开放油品市场之前——2004年12月11日后全面开放石油零售市场、2006年12月11日后全面开放石油批发市场，其矛头所指不难索解。

    政策针对的是WTO开放之后渐次进入的外资企业，但炮火所到之处，外资毫发未损，遭池鱼之殃的却是民企。将国内成品油生产批发行业控制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寡头手中的结果，是原先拥有成品油批发经营资格的8000多家企业或关门大吉，或苟延残喘，而发改委的行业规划更是杜绝了民营企业进入该行业的任何可能性。今年6月，商务部正式发布《成品油批发企业经营管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所列资金与技术要求，对于壳牌、美孚等国际垄断公司构不成真正的威胁，但对于国内民营企业，却是难于蜀道的天梯，给民营企业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这些禁入原则不仅体现在资源性行业，金融等领域莫不如此。

    这一格局，将中小企业逼到了不得不与外资联手，抗击行政垄断、维护市场公平的境地。那些民营石油批零企业在政策门槛的压迫下，盼望外资不啻大旱之盼甘露。他们难道盼望竞争者？不是，他们盼望随外资而来的对于国内垄断巨头的博弈权，以及相对公平的议价权。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当政府一手扶植大型国企与外资抗争，一手支持中小企业试图搅活市场经济的一池春水时，却一手造就了价值与理念不相容的两个经济体。

    中国市场经济的创口正在被撕裂，难道这个伤口要靠渐次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巨鳄来弥合吗？事实似乎就是如此——外资在汽车业、金融业等所有重要行业中扮演了中国企业训导师的角色，而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却因歧视而希望外资为其脱困。

    当中国的经济政策随WTO开放行业的时间表起舞时，剑锋所指却有可能误伤了中国经济的市场根基，并使自身成为外资企业的陪衬。
 
 
来源：南方都市报

规制垄断企业，舆论开放就总有希望

 
　　经济人之王则柯专栏

　　在多数企业已经长期“苦”于“微利时代”的大背景下，垄断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畸高，自然引起广泛关注。垄断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的高工资，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平均来说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怎样，不是看他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能否进入垄断行业。人力资本市场上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侵蚀了社会分配的贡献原则

和效率原则，造成行业间巨大的社会不公，直接关系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所以，发达市场经济都对垄断企业实行严格的规制，首先是不能任由他们随意定价，原则是要与社会平均的赢利水平持平，其次是严格规制垄断者的社会责任。

　　舆论不是“吃干饭”的。这不，正在舆论关切行业平均收入差距太大的时候，国家电网公司日前在内部会议上要求，“各单位2006年工资总额实际发放水平控制在2005年发放水平之内，一律不得在工资总额以外发放工资性收入”。但是舆论还是不依不饶，指出虽然国家电网公司一系列文件给人来势汹汹的印象，却完全没有触及“工资收入”之外非常重要的“多种经营收入”，怀疑在缺乏相关改革配套的情况下，这次“减薪风暴”会不会又是“雷声大雨点小”。

　　这的确可以看做是垄断行业为了舒缓舆论压力的一个动作，但并不是什么“减薪风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减薪风暴”。所谓“减薪风暴”，恐怕还是垄断行业习惯叫苦的一种说法罢了。至于“雷声大雨点小”，固然我们需要看到雷声其实并不算大，不过还是应该认识到，有一些小雨点，总比半点水沫子也没有来得清凉一点。

　　但是如果真的以为通过“深化”企业薪酬改革，就可以切实解决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差距太大的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我国行业收入水平差距太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垄断企业没有受到严格的规制。难怪在许多居民看来，我们的一些价格听证会，只不过是“合理”提价的前奏曲，很难体现规制的严格性、权威性和社会公正。有些垄断提价，更标榜“该涨就涨”，“不需要听证”。在这种“软规制”的社会条件下，垄断企业继续享受着超额利润。既然这样，那么无论它怎么改革内部的薪酬制度，还是会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很多。

　　所以，根本出路还是在对垄断企业实施严格的价格规制和责任规制。问题是人类历史上对垄断现象的严格规制，迄今只有在法治社会才能够做得比较好。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症结全在这里，因为我们的环境有点特殊。怎样在这种体制下，实现对垄断现象的严格规制，实在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社会课题。

　　严格规制的前提，是严格的监督。可是没有权力制衡，监督就非常困难。不说需要专业知识的来往账目监督了，只看大家熟悉的舆论监督，就知道事情有多难。

　　因此，垄断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高工资的态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是因为法治社会离我们还比较遥远，而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实现对垄断的严格规制，还是一个尚未认真提出的课题。我对于政治学是外行。比如说我们虽然知道法治社会是比较理想的社会，但是对于怎样走到这个远景，还需要认真地做许多深入的研究。即使是政治学的学者博士，恐怕也需要本着“如履薄冰”心态探讨，切忌浪漫行事。这是急不得的，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于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实现对垄断的严格规制，即使在正式“立项”以后，也要经历细致、缓慢、小心翼翼的尝试。毕竟，利益的根本性调整谈何容易。

　　认识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只是讲真话而已。在讲真话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比较乐观。前些日子我设想，只要能够给舆论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也就是说，虽然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行业收入差距太大这个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但还是允许大家讨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那么如果最后能够就若干问题大体上形成共识，我们总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朝着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方向迈出小小的步子。现在，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内部要求“各单位2006年工资总额实际发放水平控制在2005年发放水平之内”，至少可以看做是对舆论关切的良性互动吧。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