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父亲想救患病儿子坦言不能卖身卖器官

2005年12月27日10:12 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记者 刘晓燕 陈铭) 19岁的彭志华一出生即患了先天性心脏病。19年来，他的父母为给儿子治病，欠下一屁股债。现在，他们一家在深圳宝安北路一间铁皮房开店为生，微薄的收入仅够糊口。但父母一直没有放弃。他们希望能等到儿子好起来的那一天。可现实是，巨额医疗费成为他们苦苦挣扎、迈不过去的一个坎。“谁来帮帮我，救救我的儿子！”40多岁的彭辉林无奈之下来到本报求助。他说：“我不‘卖身’，因为我没有劳动能力。我也不想卖肾，卖器官。”在他看来，此前媒体报道的一些卖身救母等等求救方式，不太可取
 
 
  
 
 
 
，他只是想真实表达自己求助的愿望。

　　彭辉林提着一个塑料袋，和妻子陈清莲再次来到本报。塑料袋中装着厚厚一摞病历，以及收集的相关医学资料。

　　“我想救我儿子，他今年才19岁。”这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一开口，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病历是他大儿子彭志华的。他说，儿子生下来两个多月时，有次感冒发烧，送到医院看病。一检查，意外发现小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从此，儿子的病成为一副压在他们肩头上的重担。为给儿子治病，夫妻俩省吃俭用，借遍了所有亲戚家。彭辉林说，19年来，去了多少次医院，他都记不清了。

　　他从来没有嫌弃过儿子，更没有想过放弃。在他看来，19年的苦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不管在江西萍乡老家，还是来深圳打工，夫妻俩总会抽出一人，专门照顾儿子。

　　因为得了此病，彭志华没有上过一天学堂。父亲便是他的老师。令他骄傲的是，儿子的接受能力很强，“有些字教他认一遍，第二次考他，他脱口而出。”

　　用一贫如洗来形容彭家绝不为过。一家五口现栖居在罗湖区宝安北路笋岗仓库路边一座搭盖的铁皮房，彭在铁皮房开了个小店。所挣的钱，连儿子每月的药费都难以维持。

　　22日，儿子的病再次发作，住进深圳市人民医院。5000元住院费还是姑姑分几次借来的。

　　“谁来帮帮我，救救我儿子？”说到躺在医院的儿子，夫妻俩忍不住放声痛哭。彭表示，他只想获得好心人帮助，救儿子一把，但有个原则：他不卖身。他把卖身理解为“以劳动的方式回报好心人。”说不好听点，就是以身相许。他说，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多年前的一次抢险事故中，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我也不想卖肾，卖器官。”在他看来，此前媒体报道的一些卖身救母等等求救方式，不太可取，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现实。他不想以此炒作。

　　“我只是希望好人能救救我儿子，他还有治愈的希望。”

　　家庭故事

　　为儿治病苦难十九载

　　为筹医疗费夫妇俩来深打工，另两个儿子对父母心生怨恨

　　恐怕没有谁比彭志华更明白“心痛”是什么滋味了，在他19年的生命中，只要走路超过20步，心脏就狂跳不止、呼吸急促、手脚肿胀、指甲发乌。每当这时，他就会用微弱的声音对妈妈说：我好心痛。

　　自从1986年农历十二月他出生后，江西萍乡腊市镇凤凰村原本贫困的彭家就开始了苦难的历程。他2个多月时，被诊断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对于当时连30元都拿不出来的彭家，萍乡市医院1000元的手术费让他们望而却步。

　　彭志华13岁之前，都是在他妈妈背上长大的，这辈子，他最日常的药物是父母买的救心丸，因为他们看不起医生买不起昂贵的药物。他小的时候，就有人让他的母亲陈清莲扔掉这个包袱算了，但她舍不得。

　　1992年，彭志华7岁，他的2个弟弟分别只有4岁和2岁，为了能够攒够钱彻底治愈儿子的病，彭辉林、陈清莲夫妻俩将孩子丢给他们的外公外婆，来到深圳打工，彭辉林做保安一个月有400元收入，而陈清莲则在宾馆做清洁工。1993年，他们把大儿子接到身边，直到1998年，夫妻俩攒了一点钱，决定回家去给儿子治病，次年，他们借了钱到上海给孩子做了第一次手术。

　　2003年，彭辉林再次来到深圳打工为儿子筹医疗费，干起了每月800元的保安，并买了间铁皮房开了个小卖部，去年，陈清莲带着大儿子过来帮他看店，顺便在街边卖点快餐、西瓜、菠萝什么的贴补家用。即使这样，生活依然拮据。

　　因为被患病的大儿子昂贵的医疗费所累，彭辉林、陈清莲夫妻俩根本无暇顾及另外2个孩子，二儿子彭志刚和小儿子彭志伟一直跟着外公外婆长大，从小就很少见到父母。直到今年，彭辉林突然决定让他们过来深圳打工，为哥哥筹集医疗费。彭辉林记得，他当时是把儿子硬从学校里拉来的。17岁的老二彭志刚如今已经到东门做保安了，老三则在附近最差也是最便宜的中学读书，彭辉林打算让他明年也去打工。

　　彭辉林后来从邻居那里得知，两个儿子跟邻居说，父母没钱养不活他们，还不让他们读书，将来要杀死他们。彭辉林眼圈红了：“他们心里可恨死我们了。”即便如此，两个兄弟对生病的哥哥还是很温柔。

　　家庭的艰辛和矛盾，彭志华其实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为病他连话都不能说多一句，他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忧郁，越来越自闭。昨天，在ICU重症病房中，记者看到19岁的他，眼神一如儿童般纯净，却有一种镇定和淡然，闪烁着绝望的光芒。

　　医院说法

　　需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其父母表示只要有一线治疗希望就不会放弃

　　昨日下午，彭志华躺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心血管住院部，鼻腔插着连接着呼吸机的管子。他中等个头，由于经历了长期的病痛折磨，他看上去精神状态较差。医生说，12月22日他被送来时，双腿肿得老高，经过几天治疗。现在肿已消退，但病情仍不稳定。

　　他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人的心脏如同汽车的发动机。”医生打了个比喻，发动机出现故障，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出现动力输出不足。正常人的心脏有四个腔，而他却只有2个。由此带来的是心衰、低氧血症状，所以他连走几步路都会气喘吁吁。

　　因为供血不足，彭志华的双手双脚指甲青紫。其母亲陈女士趴在儿子身边，禁不住放声痛哭。儿子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嘴角蠕动，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话来。

　　医生会诊后告知彭先生，像他这种情况只有转到专业治疗心脏病的医院住院治疗，最终可能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才能从治本方面达到治疗效果。

　　“只要有一线治愈希望，我都要争取。”望着病床上沉沉睡去的儿子，彭辉林心疼不已。“谁来帮帮我呢？毕竟儿子今年才19岁，以后的路还长。”这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说到实质性问题，蹲在地上，双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头发。

　　记者走访

　　一家五口挤在七平方米铁皮房

　　吃饭、洗澡和晚上如厕全部都得露天解决

　　从宝安北路笋岗仓库走进去，有一片紧邻马路的空地。一座孤零零的铁皮房出现在路口。彭辉林的“家”到了。

　　彭辉林在此开了个小店。铁皮房约7平方米左右，摆放的货架占去大部分面积，余下的空间，站两个人转身都困难。前年，彭辉林向妹夫借了1万元，搭盖这小窝花费了6500元，其余的钱购进一些烟酒副食做点小本生意。

　　昨日下午2时，记者来到这里时，大型货车从仓库货场进进出出，货场三三两两的搬运工人来到小店，或买瓶水，或买包烟。他们是小店的主要顾客。

　　说起彭辉林的家庭情况，搬运工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他家太可怜了，开店挣的这点钱给儿子买药都不够。”贺师傅说，每个人都很同情他们，但心有余力不足。江师傅说，夏天铁皮房晒得像蒸笼一样，他们夫妻俩在店门口摆张不到1米宽的钢丝床，垫块木板睡在上面。天气不热，他们就睡在店里，一个长长的电视柜白天摆放货物，晚上当床。电视柜还是彭辉林的妻子陈清莲从附近垃圾堆捡来的。

　　三个儿子没地方安身，彭情急之下把本来就狭小的铁皮房隔开仅仅放下一块铺板空间，给儿子们睡觉。推开小房窗户，里面光线昏暗，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铁皮房背后是个高坡。陈女士说，每到下雨天，雨水流下来，铁皮房的积水就没过脚面。高坡下堆放着喝过的饮料瓶和纸板，忙完家务事，她通常在仓库院子转悠，捡拾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用来买点蔬菜。”

　　高坡处，彭一家5口人的冲凉、吃饭露天解决。晚上6点，仓库关门了，也意味着他们一家无处上厕所，这片位于闹市的被砖墙围起来的高坡空地，随便找个凹坑一猫就地方便。“说起来真怕你们笑话。”彭辉林神色黯然。

　　至今，铁皮房上还留着“限两日内拆除”的大字。本来，在“清无风暴”中，作为违章建筑的这座铁皮房定于今年8月4日拆除的，但考虑到他家的实际困难，有关部门暂缓拆除。

　　这座开在铁皮房的小店，承载着彭辉林一家全部的生活梦想。在他看来，离开是迟早的事，现在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父亲自杀救子之痛
 法制晚报  康劲
 
　　无钱为患白血病的儿子治病，41岁的孙靖在北京留下遗书服药自杀，他希望器官受捐者能救助患白血病的儿子。后因发现及时他自杀未遂。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位捐器官筹钱救子的父亲的行为令人感动。但是不可否认，他的自杀又是单纯而幼稚的。试问，如果父亲以自己的性命换得儿子的病愈，那么，他的亲人又将面对怎样的心理压力？当然，从人情伦理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这位父亲提出诸多的劝慰，鼓励他坚强而勇敢地面对当前的困境。但是，这位父亲单纯而幼稚的生存逻辑却更值得社会深思。

　　孙靖与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记者：为什么想到撇下孩子自杀？孙靖：费用太高，这是最后一步了，孩子的情况不能再等，我只能吃药自杀，可以完整死去，为孩子筹钱。记者：这样能筹到钱？孙靖：我给医生也写了遗书，死后捐献所有能用的器官。移植了我的器官的病人应该会给孩子捐钱，能做器官移植的都是有钱人。

　　自己死后可以用器官为孩子筹钱，因为做器官移植的都是有钱人。自己没有钱，所以只有死才能换来儿子的生———这是孙靖的生存逻辑，也是刺痛人心的一次无声呐喊。面对这一声呐喊，当今社会的医疗体制和救助体制不知该做何反思。一个美好的生命就因为没钱而面临夭折，作为父亲的孙靖自然不甘心。但是，他又能怎么样？正如他写给警察的遗书中说，他不想扰乱北京治安，但孩子没钱治病，他不会偷又不会抢，只能用这种方式为孩子筹钱。可见，选择自杀是这位守法公民所能想到的最好、也是最后的“出路”。

　　同样是生命，一样是健康人的器官，因为缺少为儿子治病的钱，就该移植到有钱人的身体里。金钱成为配置生命、配置人体器官的有效杠杆。同样是生命，在重病突然来临的时候，一对情深意重的父子，只能选择留下一个，这样的生死抉择，是体制不合理带给人们的绝望。现在，虽然中国已经整体实现了小康，居民收入也在年年看涨。但是同时，一人患病立刻倾家荡产的例子在我们的身边又有太多太多，这说明我们目前的小康生活还是有点脆弱。

自杀救子不能只是感动
 星辰在线

    一个父亲，决定卖自己的器官来解决儿子的医疗费。而在我国是禁止买卖器官的，因此，他选择了“自杀”，然后再出售自己的器官。这是一篇题为《悲情父亲自杀救子》报道中讲述的真实故事，幸亏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好。

    另有消息说，重庆市綦江县山村里一名年轻教师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后，学生和学生家长自发排练节目，用他们的演出唤起更多热心人帮助和关心他们的老师。说实话，这种新闻实在是太多了，我看了这些故事，不仅感动不起来，心情还很沉重。为什么做父亲的要用这种极端的办法来救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老师病了，却要学生出来为他捐款呢？

    看病难，老百姓看病尤其难是现实。应该肯定，这些年来，相关部门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与老百姓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我想，其关键原因在于：一是保障制度迟迟不能健全。二是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由于竞争不充分，加上制度上的缺陷，医院缺乏降低成本的积极性，名目繁多的检查，越来越贵的药品，使得医疗费用直线上升。三是政府投入总量和结构都存在问题。这些年，政府在投入卫生事业方面的支出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而且力度明显偏小。四是收入差距加大，普通群众收入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整个社会收入中，劳动收入明显偏低，资本收入相对偏高，加剧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自杀救子也好，学生救老师也好，更是一个亟待我们去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紧迫感，不真正下力气去解决，听任矛盾的积累，恐怕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但愿能够少看到这种让人沉重的“人间真情”故事，但愿能够有好的制度来保护国民的健康。（作者系浏阳市公务员）
 
 
 (稿源：长沙晚报)
 (作者：张之俭)

父亲坐在儿子病床旁独自发呆

　　孩子，我要拿生命拯救你

　　昨日上午，记者接到一位父亲的“绝命信”：由于无力支付身患白血病的4岁儿子(化名田田)的巨额医药费，在走投无路之下，他欲卖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器官换取些钱，挽救自己孩子的生命。

　　为了阻止这名年仅30岁、名叫严浩的父亲走上绝路，记者立即通过信上留下的信息进行查询，很快查到该男子正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住院部儿科层流二床照顾病儿。

　　走进病房 救子夫妻神色悲凉

　　走进昏暗的病房内，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个被透明塑料布包裹着的病床，上面静静地躺着一名身穿花布短袖衣服的孩童，其头顶的头发黄而稀疏，右腿上有一个大脓包。小孩的左手手臂上还插着一根输液管，倒挂在床头的玻璃瓶中的药水正一滴滴缓缓流进孩童的体内。而孩子的父亲严浩与其妻子正在轻轻地打扫房间，悲凉的神色写在他们的脸上。

　　趁严浩不注意，记者将其妻子段易君悄悄地叫出了病房。我们将严浩的“绝命书”递给了她，段易君仔细地翻看着，捧着“绝命书”的双手越来越颤抖。

　　跪地求助 妻子搜出两瓶安眠药

　　“你要救救我丈夫，我们不能没有他……”段易君流着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她介绍，上星期四上午，神色慌张的丈夫突然声称要回家拿点东西，到了晚上又从株洲赶了回来。第二天早上，段易君的父亲打来电话说，他买回用于促进睡眠的安眠药不见了。她听到此消息后顿时心中一惊，鉴于丈夫近来的种种怪异举动，她便悄悄打开了丈夫的皮包，从包中的小口袋内找到了两瓶安眠药。为了不让丈夫起疑，她将此秘密深埋在心中，并时刻关注着丈夫的举动。

　　“你看，他要是全吃了，我们一家就完了！”段易君哭喊着。

　　昨日下午，严浩的妻子再次从医院打来电话称，她父亲在她家中发现了严浩写给自己的一封遗书。遗书用了整整一页信纸，信中除了要妻子在自己走后好好照顾儿子，还将生前欠下的债一一写清，让妻子有能力时一定要偿还。

　　不测风云 儿子患上了白血病

　　“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懂事的孩子，才这么大就很喜欢看书，并认识很多字，可是现在……”望着睡梦中的孩子，严浩泣不成声，“我真的是没用啊，没钱给孩子治病，我只剩这最后的一条路可走了”。

　　严浩介绍，他家住株洲市新华西路，他是广铁集团株洲火车北站的一名普通工人。严浩和段易君结婚后，2001年，他们的儿子田田出生了。田田生性聪颖，从一岁开始就能识字，到现在已经能识别数百个汉字；田田两岁时，就能在地球仪上指出30多个国家的位置。孩子平时爱看中央电视台10套的科教节目。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孩子3岁的时候，小田田经常感冒、发高烧，而且经常头晕、浑身乏力，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严浩在当地医院检查后，结果发现孩子严重贫血，医生还怀疑其可能患上了白血病。他们马上带着小田田来到长沙的湖南省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最终被确诊为白血病，那时，儿子还没满4岁。

　　严浩当时心里还存在着一丝侥幸，认为这是误诊，于是马上带着孩子跑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进行复诊，但化验结果仍然一样。

　　雪上加霜 至今负债10余万

　　由于夫妻两人均为普通职工，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也就1000多元，而且严浩59岁的母亲也重病在身，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68岁的父亲身体也不好，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两人看病也经常需要钱。如今再加上小田田得了癌症，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从今年2月18日至今，小田田在省儿童医院治疗的4个月中，已经花掉了17万多元医药费，这些钱大部分靠单位领导、工友和双方亲戚朋友的捐赠、借贷。虽然如此，他们至今也已经负债10多万元。为了节省费用，他们夫妻两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一次只花3元，这些钱只够买点冬瓜、苦瓜等蔬菜。

　　为儿治病 “极端方式”挽救爱子

　　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救治，他们将儿子送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行第四次化疗。医生告诉他们，只要坚持3～5年的化疗，就可以基本康复，但每天近千元的昂贵医疗费用，让夫妻两人备感吃力。眼看着家中已是债台高筑，而儿子却一天天消瘦下去，严浩走进了希望通过自杀捐卖器官的死胡同。

　　“我不能看着儿子这样下去，为了把他留住，我只能不辞而别。”严浩彻夜写下了一封遗书和一封绝笔信，一封寄给了报社，另一封藏在家中。

　　记者劝解 严浩暂时放弃轻生念头

　　为了拯救这名绝望的父亲，记者展开了一番“攻心战”。

　　记者：“你是怎么想起要自杀卖器官的呢？”

　　严浩：“我也是没有办法，我精神早就崩溃了，就想为儿子治病筹点钱。”

　　记者：“你没有把自杀卖器官的事告诉家人？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想？”

　　严浩：“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他们知道的话就不会让我这样做了。”

　　记者：“假如你卖器官筹的钱还是没有救活儿子，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严浩：“就为儿子叫我一声爸爸，我就觉得值，已经容不得我想那么多了。”

　　记者：“即使你这样弄到了钱，救活了儿子，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你是为了逃避责任自杀的呢！”

　　严浩：“我不是伟大的父亲也不是懦弱的父亲，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现在只想救我孩子。”

　　记者：“你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快会来吧？”

　　严浩：“是的，你们今天还不来的话，我准备明天进行这个事情。”

　　记者：“如果你就这样死了，你会有遗憾吗？”

　　严浩：“我遗憾的就是不能和心爱的家人再在一起了。”

　　记者：“如果有轮回的话，你希望怎么样？”

　　严浩：“我希望下辈子还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随后，又经过记者半个小时的劝解，严浩终于答应暂时放弃轻生的念头，继续为孩子奔走筹集医药费。妻子段易君听到这个消息后，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但不管怎么样，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就这样下去……”严浩说道。

新报记者 刘卓 实习生 周建盛
 
 
 

4岁儿身患血癌无钱医治 父亲欲自杀捐遗体救子

在昏暗的病房内，记者默默地凝视着被透明塑料布包裹着的病床上静静地躺着身患白血病的小生命，再看看一脸悲凉之色的父亲严浩，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作为“外人”，难道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如此逝去吗？不能！如果我们每人献出一点爱，小男孩的明天也许会很美好。对于想为这个脆弱的生命做些实事的好人们，可以拨打新报的爱心热线0731-4445000，在此记者谨代表这个不幸的家庭向您道声谢谢了！

新报记者 刘卓

自杀救子呼唤救助机制
 
魏冬（北京市民）

 
　　付不起高额医疗费的父亲孙靖，为了救患白血病的儿子，选择了自杀。在自杀未遂后，他对记者说，只有死后捐献所有能用的器官，才能筹到钱。（昨日《新京报》）

　　想以自己的死来换取儿子的生，父爱的伟大表现得一览无遗。感动之余，笔者也在想，难道除了一死，就没有别的办法？对弱者，政府和社会的救助又在哪
里体现呢？

　　对这类新闻，《新京报》时有报道，笔者甚至查到，在北京儿童医院，因为患白血病而等待救助的儿童有许多，他们都面临着付不起高额医疗费的共同问题。笔者也看到，有些个案在媒体的呼吁和大众的爱心帮助下，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但更多的患者却并没有这么幸运。

　　实际上，对白血病这种需要高额费用治疗的大病，很需要有一套社会长效救助机制做后盾。这个后盾不仅是坚实的经济基础，还有治疗的信心，我们不能让得了大病的人因为没钱治疗，而对生活绝望。当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成为普遍现象时，政府能否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比如建立白血病治疗基金，建立白血病患者之间的相互帮扶机制。本次自杀救子事件，在呼唤着这类救助机制。希望这样的悲情不要再显现，更希望政府早日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
 

从“自杀救子”到“登广告自救”
    来源: 半岛都市报
 
 

 
    
 
 
    山西进京闯荡的刘利年初被诊断出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弟弟配型成功的他要想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最少要 20万元。在多方求告无门的情况下，他无奈在杂志上登广告———救救我吧！（7月 1日《北京晚报》）

 
 
 
    就在这位小伙子登广告自救的前两天，我们刚刚经历一场父子之间的生命接力。因无钱为患白血病的儿子治病，41岁的孙靖在北京前门西京宾馆的房间内留下三封遗书后，服下了48片安眠药，想通过遗体捐献得到帮助，让那些需要他器官的病人帮助儿子治疗。（6月28日《新京报》）

    谁不怕死，一个人假若不害怕死亡，反倒是不正常的，因为趋利避害是正常人的正常行动规律。无论是父亲为救儿子而要自杀，还是年轻人为救自己而登广告，都反应出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对生命的热爱，对幸福的向往。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不治之症发生。一例不治之症的出现，就是一个生命苦痛挣扎的开始。作为一个关注他人生命的人而言，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从刘利在杂志上登广告至今，已经收到了 5000多元的汇款。虽然这与 20万元的治疗费用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然而在笔者看来，对待一个生命，我们决不能期待他们用“登广告”与“自杀”的无奈方式来寻求帮助。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更人性化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些生命需要帮助之前就做好准备呢？我们的社会又该做些什么呢？

    一次次的真情告白让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很多，可实际上能帮得上的人或力量却极其有限，是缺少一个桥梁吗？或者是缺少一个动力吗？中国是一个从来都不缺乏爱的国度，如何让爱在社会上蔓延开来，是我们所有人值得思考的问题。对生命的思考，不但是为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生命建立一条看得见的通道，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每一个公民所应该做的。　　　蒋毅
 

岁半儿子患病没钱治 悲情父自杀捐遗体救子
　来源:济南时报 
 

民警将服药男子送到医院抢救

   昨日，一名中年男子在济南街头突然吞下安眠药欲寻短见，他有一个温馨的家，还有一个一岁半大的男孩。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轻生？一封“遗书”揭开了他自杀之谜。

    因一岁半的儿子患病，家里无钱再为其治疗，这位父亲无奈之下选择了自杀，想把遗体捐献出去卖钱，给孩子治病。所幸，这位父亲被抢救过来了。

    “父亲救儿子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但通过这种极端的自杀方式是否能解决问题？”一些市民叹息道。

   服药轻生 中年父亲倒在路边口吐白沫

    7月17日10：00左右，在经四路纬八路路口东南侧，一个身穿白上衣、黑裤子的中年男子躺在路边，嘴里吐着白沫，一脸痛苦的样子。他身边没有人，只放着一个黑色的破提包。

    “这个人怎么了？”“他是不是犯病了？”热心市民立刻拨打电话报警。

    槐荫公安分局五里沟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躺在地上的男子昏迷不醒，口吐白沫。民警随即拨打医院的急救电话求救。

    “我们在男子的身上发现了一封遗书，他说自己喝了安眠药要自杀，想通过捐献遗体挣钱给患病的儿子治病。”五里沟派出所的教导员姜宏斌告诉记者，这名男子是泗水县人，名叫孔祥运，身份证上显示他的年龄是36岁，他吞下了16片安眠药。民警和赶到的医务人员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救治。

    10：30左右，记者在省立医院的急救室里看到了这位欲自杀的父亲，他正在输液，呈半昏迷状态。医生说，经过抢救，他基本脱离生命危险。

   悲情“遗书” 自杀后捐遗体筹钱救儿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记者见到了孔祥运自杀前写下的一本“遗书”，这本“遗书”其实就是一个小学生用来写作业的普通练习本，练习本的封面上写着他的家庭地址。

    练习本的第一页上写着这样的内容：自杀是我最好的选择，济南的好市民啊，当你们发现我的时候也许我已经死亡，也许在奄奄一息，我希望你们别再救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感到是惟一的办法，我面对病中的孩子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死后把尸体捐献到山东省医学器官捐献科，希望医学部门给我的孩子治好病，让小生命健康成长。

    孔祥运还在“遗书”上说，自己一岁半大的儿子患了病，已经在省立医院治疗过三次，查出孩子血液感染大肠埃希氏菌和免疫缺陷症，现在花了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已是负债累累。他想到了自杀捐献身体，为儿子治病。

    “我面对自杀真是万分悲痛，但是没有办法。儿啊，希望你这次病愈，长大后能理解爸爸的用心。”孔祥运在“遗书”后面写道，“济南的好心人啊，把我的遗体运到医学器官捐献科，另外，通知我的家中，把孩子抱回来治病，谢谢好心人。”

    同时，孔祥运在“遗书”里写道，希望家里的父母理解他的这一片苦心，希望小弟、小妹替他赡养老人，希望妻子一定看好儿子，让他健康成长。“遗书”上留了孔祥运的家庭联系地址及电话。“遗书”最后一句话是：

“注”：本人是自杀，服安眠药而去。写“遗书”的日期是7月16日。

    孔祥运随身携带的黑提包里装着一块写有“谁来挽救我的孩子，为了救治孩子，本人甘愿卖肾”的海报。

   对话 “为了孩子我只能先走一步”

    11：00左右，经过治疗，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孔祥运清醒过来，能说话了。在医护人员的允许下，记者和他进行了简单的对话，了解他自杀的原因。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何撇下妻子和孩子走这一步？

    孔祥运(以下简称孔)：实在没有钱给孩子治病了，孩子已到医院治疗了三次。上次住院花的钱还是村里的村民给捐助的。孩子的病情不能再等了，我只能自杀捐献身体，为孩子筹些钱。

    记：孩子现在在哪里？他病情怎么样？

    孔：儿子在老家。7月11日孩子从省立医院出院，因为没有钱治疗了。孩子回家后病情加重，一天比一天厉害。

    记：这样能筹到钱？

    孔：我死后捐献我的身体。移植了我的器官的病人应该会给孩子捐钱，我只能这样做了。

    记：家里人知道你这么做吗？

    孔：我7月16日来到济南，和家里人说是来济南打工挣钱，16日晚上我在街头睡了一夜。我没有和家人商量，就想自杀捐献身体。为了保住孩子，我只能先走一步。

    记：如果你真离开了人世，孩子又没有得到捐助怎么办？

    孔：……(闭上眼睛没有说话)

    7月17日下午4：30，记者再次来到医院，没有找到孔祥运，医生告诉记者，孔祥运已经出院走了。

    “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天下午5：00左右，记者和孔祥运的家人取得了联系，他的父亲孔凡爱在电话里叹息说，为了给小孙子治病，家里一点钱也拿不出来了，前天儿子说到济南打工挣钱，没想到他做出了自杀的傻事。  (记者 殷玉国 实习生 王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