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文章说，《水浒》是中国第一部黑社会小说。这个说法有点牵强，因为，《水浒》中所描述的梁山泊并不是真正的黑社会。
    梁山108位好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落草为寇，歃血为盟；从聚义厅到忠义堂，行侠仗义，同生共死，确实具有黑社会的一些特点。但是，他们不是与正常社会对抗的黑社会，而是与不正常“白社会”对抗的“地下白社会”。他们的存在是因为“白社会”变黑了。
    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只要百姓在正常社会活不下去了，就会起来造反。这种造反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临时性。造反者并不希望永远处于非法状态，而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最终恢复正常状态。因此，他们不是那种与正常社会伴生在一起的地下黑社会。《水浒》中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就是他们“只反贪官，不反朝廷”的表态。换句话说，他们是以朝廷使命为己任，希望能够通过特殊的方式报效朝廷。因此，中国历史上，类似梁山聚义的“地下白社会”无一例外地渴望着自己的两个结局：或者被朝廷招安，或者自己当皇帝。他们的这种特点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黑社会根本不具备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水泊梁山不能算作黑社会。
    黑社会的唯一目的是获得财富。梁山好汉的造反，其实是政治目的至上，获得财富反而不是重要目标。以获得财富为目标的黑社会有几个特点，一是，他们有一套不同于正常社会的管理方式和操作方式；二是长期与正常社会相伴；三是，正常社会的某些管理弱点和空缺正好成为他们的生存空间，因此，真正的黑社会并不打算推翻正常社会的现行政权和制度。其实，黑社会与正常社会的关系就像是一个机体里的寄生虫，正常社会如果死了，黑社会也没法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的矛盾并不在于政权本身，而在于生存的手段和方式，用正常社会的标准来说，就是“合法”还是“非法”。
    中国以前没有“黑社会”这个词。“黑社会”这个概念以及这个词汇，是随着西方文化一起传到中国的。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黑社会”概念的是帮会。但是，现在的“黑社会”概念是贬义的，而在中国古代，“帮会”并非完全都是贬义的。因此，说中国古代就有“黑社会”也需要谨慎，也许只有“丐帮”才是最像现代黑社会的。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帮会，其实都是商帮，都是结成团队一起做生意的人。中国传统社会以安居乐业为上，不太主张迁徙。但是，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商品流通，因此，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以贩卖商品为生的商人。在交通不便的状况下，长途贩运、跋山涉水，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古代商人较少单独的个人行为，尤其当贩运数量巨大，或者治安保障较差的路线，大多成群结队，由此形成所谓商帮。
    古代商帮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陆运，一般是指不同地区之间自发的商品流通，例如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西北地区农业与牧业交流的“走西口”等。这是中国古代最具市场化特征的商业形式。第二类是水运，也叫漕运，一般是半官方的。
    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必须依赖南方以粮食为主的物质供应。从南方到北方，这些数量巨大的政府物资，大多都需要水路漕运。隋朝大运河的出现正是为了提高漕运的效率。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于漕运的依赖已经非常高，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漕运不到，中央政府就难以维持。
    漕运比陆运有更多的优点，比方说运输的量大，运输的成本低。因此，漕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了商业活动的主要位置。漕运有一部分是政府利用军队直接掌控的，还有一部分是民间的，各个朝代的比例不尽相同。民间的漕运也成为中国古代帮会的一个重要起源。现在也有人指出，中国古代还有一批从事海上贩运的商帮，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现在还没有很出色的成果，这里暂且不论。
    各种商帮之所以会成为类似“黑社会”组织的前身，是因为从事商帮活动的这些人彻底离开了土地，摆脱了以乡村为主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社会最普遍的乡村生活，古代中央政府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包括文化、教育、税收、法律等等。但是，对于那些离开乡村从事商业贩运的人来说，古代政府的各种保障是非常欠缺的，加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重农轻商，造成商人的地位低下，因此，各类商帮不得不自我建立一套规范和制度，以便长期地生存下去，也使得商业活动能够正常开展下去。
    由于漕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最终超过了陆运，因此，以漕运为主导而产生的帮会传统就成为正宗。“江湖”一词基本上是中国古代帮会的代名词，“码头”一词也是中国古代帮会最重要的行话之一。这两个古代帮会的行话现在都成为黑社会的术语，它们的起源都来自于漕运。
    我之所以不愿将中国古代的各种商帮完全等同于现在的黑社会，是因为那时的商帮一般都不会为非作歹，他们的存在方式主要是在政府顾及不到的地方自我维持和发展着。某种程度上，商帮自我形成的一整套规范和制度还是非常优秀的。即使我们今天使用“江湖”、“码头”这样的切口时，也不完全是贬义的，这种状况其实是由古代商帮的特点决定的。
    我们现在很多商人和商业场所都供奉的财神，最早就来自商帮的传统。中国的财神有几个，关公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公作为财神其实是商业的保护神，他并不能产生财富，只起到保护的作用。关公作为财神，突出了中国古代商帮的几个特点，一是祈祷安全。有关老爷的保护，便能抵挡强盗和其他危险。二是忠义团结。桃园结义的异姓兄弟能够保障商帮内部成员的忠诚，为了整体利益，彼此奉献牺牲而毫无怨言。三是道德旗帜，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于秘密结社大都高度敏感，而关公是政府倡导的道德形象，商帮将关公奉为神灵，某种程度上就是接受政府的管制，以显示自己不会犯上作乱。中国古代其他的财神也都反映出那个年代里商业活动的道德标准。例如比干，传说是商朝的一个大臣，被商王挖心而死。比干这个财神突出的就是他没有心，演绎之后就是没有私心，绝对公平。另一个财神灶王爷，也叫赵公明，是一个瞎子，意思是说他不会受到利益的诱惑，只凭良心办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的商业帮会都将道德标准放在利益之上。后来的晋商甚至明确提出“以义取利”的家训，成为儒商的代表之一。不知道现在很多商业机构在供奉各种财神的时候，是否懂得这个道理，还是仅仅以为只要供奉了财神就能财源滚滚？
    古代商帮供奉财神的传统，在今天某些黑社会那里，依然存在，包括在关公（有些是祖师爷）面前结拜发誓的手续，帮会的帮规等等，都是古代商帮传统的延续。
    中国古代商帮向现代黑社会的转变，发生于清朝晚期。虽然自宋元起，就有人提出以海运代替内河漕运，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局限，一直没有实现。清朝晚期，随着西洋铁制火轮的出现，海运的优势明显超过了内河漕运。于是，几百万的漕运工人，除了一小部分转为海运工作外，大多数人一下子失去了生计。运河沿岸很多过去繁华的商埠也突然衰落。西洋火轮不仅以海运代替了漕运，而且在中国各地的内河航运中开始了竞争，也剥夺了一大批传统航运行业的生存空间。清朝政府那时候根本无力帮助这些“下岗工人”，这些被时代抛弃的漕运工人不得不利用原先的组织结构，转化为真正为了谋生“不择手段”的黑社会。而且，他们中的有些成员也利用了社会重大转型期的机会，占据了社会管理的空缺，将自己“做强做大”。
    即使在那个年代，已经向现代黑社会转化的帮会，也不是西方概念下真正彻底的黑社会。这些帮会还延续着古代商帮自觉形成的社会责任，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倾向。青洪帮、哥老会、袍哥等帮会组织后来成为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的重要力量，也就不足为怪。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帮会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中国的帮会真正成为违法乱纪的黑社会，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发达的商业环境中形成的。
    最后简单总结几点。
    中国古代类似梁山好汉这样的聚啸山林，打家劫舍，或者揭竿而起，并不是真正的黑社会组织。
    中国现代很多黑社会的真正前身是古代商帮，而古代商帮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对社会是做出很多有益贡献的，那时候的商帮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黑社会。
    中国古代商帮转变成黑社会完全是西方文化进入的产物。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黑社会只存在于西方商品经济环境中，他们以非法图利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如果一个秘密组织有超过经济目的之外的政治、文化目的，类似拉登的基地组织，它就不是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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