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采访中，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对记者的提问总是以“不能谈“不能说”作答。

说实话，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家里有急事需要搭车，有人愿意让你上车是很罕见的，这样的人是珍稀的物种，是单纯的好人。闵行区交管部门做的事情说简单点，就是将这些单纯的好人从茫茫车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摘自韩寒博客

15日，本报报道了上海一位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遭遇“倒钩”———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军被扣车罚款一万。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上海的报纸、电视台、电台都介入报道，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这样的执法手段。

昨天，上海市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作出回应，先是网上发文宣传自己出“新招”整治非法营运，“先取证后查处”。然后接受了上海电视媒体的采访，遗憾的是在节目中大队长对记者问题总是以“不能谈”作答，至于当天如何整治黑车更是“工作秘密”，不能透露。

自我表扬“钓鱼”为“新招”

媒体、网络对闵行区运管部门钓鱼式执法猛烈批评，而被批评的对象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则是“青松挺且直”。昨天，该大队在上海闵行区官方网上还发布了表扬意味的总结稿件：《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出“新招”整治非法营运》，文章称该大队面对取证难题积极应对，想出了取证和查处分步进行的执法新招，进行先取证后查处。

“灵活应用‘先取证后查处’方法，可有效缓解……执法取证难问题，有利于维护客运市场稳定。”

这篇表扬稿被爱卡网友认为是官方对钓鱼式执法的正面解释。

同样在党务公开网上，记者发现一份《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里面提到了该大队打击黑车的成果，2年时间“查除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了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证据是录音还是证人证言？

据上海东广新闻广播报道，执法部门声称在执法过程中全程录音，内容包括在车外面问他去哪儿，谈好价钱之后就上车。

当事人张军对所谓的录音证据一点都不害怕，甚至是非常愤慨，欢迎执法大队公开录音，但希望执法大队不要对录音进行“技术处理”。

网友认为录音正说明了官方一直拒绝承认的钓鱼、倒钩的存在，“上车的人既然有录音，那肯定就是倒钩没得说，否则怎么会故意录音又故意开到有人抓的地方，这下他们自己也承认了。”

上海媒体2007年也曾报道，上海市政府60号令授予了执法机构以现场笔录、现场录音为证据的权力，执法机构购置了大批设备。

但执法大队大队长刘建强昨晚在接受当地电视台《新闻夜线》采访时又换了一种说法，称对张军曾谈价的证据是“证人证言”。

爱卡上海分会的网友认为录音肯定是有的，毕竟那是倒钩的“职业要求”，但如果不作处理公开出来对执法大队可能不利，所以证据变成了“证人证言”。

皖Q车牌很多都是黑车？

昨日22点，上海新闻综合台《新闻夜线》节目中，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刘建强露面了。

记者问当时谁抢了张军的车钥匙，刘建强先是说“车钥匙，这个不能谈”，继而改称“我们也不知道谁拿走了车钥匙”，最后又说“车钥匙一直在张先生手里”，经过他们劝阻和教育张先生交出的车钥匙。

张军也看了这个节目，他说自己看完就觉得气血上涌。“非常愤怒也非常悲凉”，他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说，“根本就是明抢！一上来就动手，哪有劝说。人不能不要脸到这个程度。”他记得看到有人在边上拍摄，他还冲过去大喊：“你们这群强盗！”他相信执法队员卡他脖子等情节都被拍摄下来了。节目中，刘建强不愿意公布这段视频证据，表示要上法庭才会提交。

节目中记者还问到当天如何部署工作整治黑车，刘表示那是“工作上的秘密”，不能透露。“这是工作秘密”很快成为爱卡上的网络名言。

刘建强还表示判定是否黑车的依据之一是外地牌照，特别是张军的“皖Q”牌。这种说法在网上引发很多网友的愤怒。

关于车牌，张军表示是因为上海上车牌太贵，一个牌照要三四万元，他到外地上牌照，才花了三四千。本报记者谭人玮

网友设计车贴拒绝“倒钩”

有网友戏谑称“倒钩”在兵器谱上排名第一，很多帖子里都可以看到“闵行倒钩，天下第一”的跟帖。

爱卡论坛上不少网友将自己设计的车贴发到了论坛里，口号有：“拒学雷锋，谨防倒钩”、“预防倒钩，只开车不开门”等。

有很多网友提出要对执法人员进行人肉搜索，看能否找到“周久耕”，特别是曾表示倒钩是“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的闵行建交委管理科万科长成为众矢之的。

而当事人张军告诉本报记者，其实早有网友把万的住址告诉他了，他没有公布到网上，他不想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进行报复。他想的是针对这种钓鱼式执法提起集体诉讼。

张军联系了几名有同样遭遇的私家车主，准备集体诉讼，目的非常简单，要执法大队就放倒钩的行为向全上海市民道歉。

长平：比上海“黑车”更黑的是垄断权势

谁是谁非 之长平专栏

    近日新闻报道，汉口火车站挂了一个巨大的警示牌：“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类似的提醒随处可见。本来就缺乏安全感的公众，对陌生人的防范和敌意还在与日俱增。

    广州、武汉等地的火车站治安已经让人触目惊心，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形。在这些地方搭理陌生人，你可能会上当受骗。而在通常被认为比较斯文的上海，假如你搭理陌生人，让他搭一个便车，你很可能遭遇到以执法的名义对你进行野蛮打劫。

    上海闵行区的张先生驾车上班，在路口等候红灯时，一男子上前来声称胃疼，打不到车，要求搭一段便车回家。好心的张先生让他上了车，开到他所指的地点，“胃疼”先生突然抢拔了他的车钥匙，七八个人将他拖出车外，卡住他的脖子，反扣他的双手，搜走了他的驾驶证和行驶证。

    张先生遇到了劫匪吗？一个神志正常的人都会这样认为。不过比劫匪更可怕的是，这些人身穿制服，声称自己是在执法。那位“胃疼”先生，原来是俗名“钩子”的“协案人员”，装病设了个陷阱。张先生予人方便，被认为涉嫌非法营运。他四处奔走，投诉无门，只好交了1万元罚款和200元停车费，并保证放弃陈述和申辩之后，取出了自己的车。

    张先生到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投诉，申诉自己好心竟然受罚，对方回答是：“他胃疼关你什么事？”如果你对官员如此冷血感到好奇的话，那么再看张先生到更上级的部门闵行区建交委得到的答复：一位王女士坦然说，抓错人通常就算了，只怪他运气差。一位万姓科长说，没有雇佣社会人士诱骗车辆，“没有这种人”，“那很有可能是一部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

    “钩子”的存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许，既然能够采用如此手段执法，万科长的公然撒谎也就见怪不怪了。

    一年前，上海曾经发生“黑车”司机刺杀“钩子”的悲剧，当时很多媒体都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莫非万科长已经忘了？《南都周刊》的记者还深入“钩子”内部进行调查，写出了长篇报道。透过这篇报道，我了解到，利用“钩子”执法的恶劣之处，远远大过少了一些浪漫的旅途，或者好心得不到好报，而是利用弱势群体的困境，让他们互相厮杀和仇视。那些下岗的、外来的、生活窘迫的人们，被迫开起了“黑车”，同样来自这些阶层的人当上了“钩子”。

    从张先生好心受罚的网络反应来看，“钩子”再一次被“黑车”及非“黑车”司机仇视，有人声称遇上了一定要碾死他们。司机们也应该知道，在他们被“钩子”钩住之后，缴纳的上万元罚款中，“钩子”只能得到200-500元。他们的命运，也就是一个鱼饵而已，既有可能被鱼吃掉，也有可能被钓鱼的人扔掉。

    显然，去年的悲剧并没有让上海交管部门有所反省，“钩子”执法的范围反而扩大了，不仅针对真正的“黑车”，还去诱惑更无辜的上班族；不仅假装正常打车，还冒充“肚子疼”、“家人出事”的可怜虫，直接摧毁了我们人性中残存的善良。

    曾经有一个“钩子”对记者说：“做钩子的都是黑社会，不是好人，我也是坏人，就是合法抢钱啊！但我不抓车，也有别人来抓车。”从这一段自白和辩解中，不仅可以看到上海交管部门对人伦道德的摧残，还可以发现公权力堕落的秘密——— 居然和“合法抢钱”出现在一个句子里，还如此水乳交融，令人不寒而栗。

    “黑车”到底黑在哪里呢？就是没有向这些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缴纳管理费用而已。管理费用该不该缴？那要看它的设置是否合理。如果垄断性太强，市场被扭曲成畸形，部门利益和出租车公司的利润高得离谱，没有“黑车”那才是怪事。

    通过市场调节，辅以适当管理，“黑车”并不至于如此“猖狂”。但是由于权力的贪婪，这种调节的渠道被阻断了。这才是“黑车”存在的根源。跟这种权力畸变相比，“黑车”实在算不上有多黑。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好人不易做，要坚持，不能因为一次受害，而放弃做好人。

想起李老师的《警惕官僚们把世风变坏的责任》推向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