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2006年10月16日09:45 南方报业网
 
　　鄢烈山

　　消除贫困是果，帮助穷人获得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是因也是果。惟其如此，才有真正的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

　　一直以来，诺贝尔和平奖因其内蕴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比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奖项 
更惹争议。

　　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创办仁爱传教修女会的德兰修女，据说她被誉为继1952年史怀泽博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最没有争议的一位得奖者。其实也不是没有非议，也有人说她并不是真的关心“垂死者”，而是意在传教。有报道说，在198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德兰修女回答道:“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如果她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无法认同这种“苦修”观。我想大多数人，不论他是否信教、信什么教，都会认同穷人应该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摆脱贫困无助的困境。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颁给了这样一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孟加拉国“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诺斯及其创办的格莱明乡村银行。颁奖公告说明的授奖原因是:“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又说，“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后才会成为可能。”这种贫困观与和平观深获我心。

　　消除贫困当然不是赢得世界和平与安宁的充分条件。“基地”总头目本·拉丹并不是因为贫穷才铤而走险。另有一些人深溺于暴力文化传统动辄刀兵相见，比如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与“法塔赫”，不仅对以色列人动武，也搞兄弟阋墙火并。但是，消除贫困绝对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不待圣雄甘地说出“贫穷是万恶之源”，我们的祖先早就指出“贫穷起盗心”、“衣食足，(才能)知荣辱”，“有恒产者(才能)有恒心”。

　　听说，有位北京的学者到中原某地搞新农村建设实验，村民们问她的搞法有什么经济前景时，她颇为不悦地回答:我视金钱如粪土！这种想法未免太“理想主义”了，且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要人们安贫乐道只追求精神快乐，除了某些宗教，恐怕要么是像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全面的福利保障而可言抵制物欲横流；要么是把云贵等地贫穷山寨人们的生活诗意化了。其实，在那样的地方，“穷快活”的人们也是渴望脱贫的，杨丽萍带出来的少数民族青年演员不愿再回山寨去就是例证。另外，不讲阶级斗争了是对的，但也不要美化山寨里土司时代农奴的旧日子……

　　我敬佩尤诺斯这样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他敢想敢干，做世人没做过的事，有消除贫困的宏愿，当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又是现实的。这现实表现在:一、承认世人合理的欲望，或者说脱贫致富欲望的合理性；二、从帮助具体的个人开始，从提供一笔笔小额贷款做起，不尚空谈。

　　尤诺斯宅心仁厚，富于同情心，这是无疑的。倘若仅止于此，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施舍者或慈善家。他同时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独特的贡献在于他用他的经济学识和独特的发展眼光，帮助了“穷人中的穷人”——妇女和乞丐来自立，不仅给了他们经济上的扶持，也“给”了他们尊严和自信。

　　首先，他相信他们与其他人一样讲信用，会归还贷款；其次，他们也有能力自立以还贷。关键是要有人肯给他们提供一小笔启动资金，以免为高利贷者白忙活；并且有适合他们的脱贫项目(比如，乡村乞丐是在沿门乞讨时推销糖果、小玩具等)。他贷款给家庭妇女，是以项目组为单位，却不是搞“连保”，而是让她们互相讨论决定该搞什么经营项目才对市场之路。这种管理理念是基于民主主义的观念，是对妇女的精神解放。颁奖公告说“小额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从社会的底层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民主和民权。”说到了根本。

　　消除贫困是果，帮助穷人获得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是因也是果。惟其如此，才有真正的世界和平与社会安定。

　　最后，顺便提到，上周的《南方周末》有篇特稿，是对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的专访，题目是《不能因为风险而否定民间金融》。他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间借贷逐渐活跃，各种“合会”五花八门。它们当中能否出现“穷人的银行”？先得给它们合法的试验和发展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吧！

　　(作者系杂文家)

假设尤诺斯在中国扶贫

邓继红(作者系知名网友)

 南方报业网
 
　　在有些地方，为什么依靠银行小额贷款扶贫之路行不通，症结不就是这样明摆着的: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要当渔人做小本生意，除了为官样文章上的GDP做贡献，渔人多半会血本无归的。

　　　　在我看来，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很有些“恶搞”性质。其一，榜上有名的居然是银行家穆罕默德·尤诺斯和他的乡村银行。按理说，银行家尤诺斯捧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倒还名副其实，这一不小心“和平”了一把，观者如果没有点“脑筋急转弯”的睿智，还真难猜透瑞典皇家科学院那班评奖大佬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二，世界上扶贫的办法很多，尤诺斯终究是个商人，小额贷款最终得连本带利还的。而在中国，政府也搞了大量扶贫减困活动，很多扶贫资金是无偿提供给穷困农户的——这种更彻底更直接的义举居然被视而不见，这是不是说明诺贝尔和平奖也在搞选择性失明啊？

　　据说，尤诺斯的乡村银行小额贷款扶贫经验，在10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机构成功推广，成效显著。不过，我发现，我们这里在扶贫方法的选择上却与其大异其趣。尽管中国跟孟加拉国一样，穷人很多，采取的其它扶贫办法也不见得更有成效，但在这以前中国人对尤诺斯经验就是闻所未闻。

　　是什么原因使尤诺斯扶贫经验在中国“水土不服”，难以奏效呢？不妨让我做个假设:尤诺斯将它的乡村银行照搬到我们这里的某些地方，看看他能不能产生奇迹。

　　首先，假设尤努斯的乡村银行顺利地将小额贷款无抵押地发到了一些穷困的农村妇女手中。然后，是考虑创业项目的选择问题，鉴于小额货款对于扩大农业种植创收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因此，我就再假设农妇们选择了就近依托城市经济寻找发展空间，前往城市做小本生意创业吧。

　　众所周知，我们对社会经济活动有一整套滴水不漏的依法管理制度，这是孟加拉这种寡民小国难望其项背的。因此，到城市创业，遵循工商管理制度办理营业执照是守法公民的第一要义，缴纳一定的工商管理费势在必须；然后，依法到国家税务机关登记，照章纳税也是光荣的义务；再其次，计生证是必须办理的；再再其次，卫生证也必不可少，即使你擦鞋，万一你将香港脚擦到顾客脚上了呢？……这样算下来，获得小额贷款的农妇们，实际上已经不用创业就为GDP增长做出了菲薄的贡献。这也难怪，很多获得政府无偿扶贫资金直接输血的贫困农户，根本就无创业冲动，干脆就把扶贫款吃干喝尽，再等着政府扶贫输血了。

　　据《瞭望》周刊近日发表的《警惕部门利益膨胀》一文说，“部门利益膨胀使得行政收费难以清理取消，公权部门向自利性组织演变。研究显示，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约为8000亿元。若能够规范清理收费，全国每年将增加60万-80万户中小企业，可新增600万-800万个就业岗位。”在有些地方，为什么依靠银行小额贷款扶贫之路行不通，症结不就是这样明摆着的: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要当渔人做小本生意，除了为官样文章上的GDP做贡献，渔人多半会血本无归的。

　　话说到这里，我还得补充一下，由于银行业在中国目前还是由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垄断着。尤诺斯之类的人物要在我们这里的有些地方办乡村银行，他自己首先面临的也是要办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计生证等等前期准入工作。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尤诺斯在“上面”没有点“路子”，他的乡村银行多半是办不下来的。如果要霸王硬上弓，就会是个地下钱庄。到头来，还等不到他把小额贷款贷给贫困农妇，说不准他自己就在哪一轮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运动中去吃公家饭了。

　　因此，我希望讨论问题的关键不是尤诺斯扶贫经验在中国行不行得通，而在于这话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根本就没有假设的前提条件:当个授渔人的想法，面对垄断利益，首先就会死得很难看的。

相信穷人!

在中国,有相当多的穷人,比官员、有钱人更高尚。